书法:行书与楷书,草书的关系
#书法#从文字发展来看,甲骨、大篆、小篆以至到隶书,演进的脉络比较清晰。从隶到楷、行、草及楷、行、草之间的关系都有些复杂。
《赵孟闲居赋》
行书与楷、草的关系非常密切,行书的起源问题也就与楷书、草书密不可分。
行书与草书的关系。“汉兴有草书焉”及赵壹《非草书》的成文时代与其文中所描述的草书风格及审美追求,说明了草书的成熟应早于行书。卫恒《四体书势》列草书一体,而将行书附于隶体也说明这一点。对草书审美的追求,是加强了草书的艺术功能,却使它的实用功能受到极大影响。木来“删繁省难”、“易为易知”、“易而速”的草书,反而变得“难而迟”了,失去了实用功能。那就需要有一种比较简易而又容易辨识的字体来代替这种“难而迟”的草书,以作为交流工具。祝嘉《书学史》云:“若求简捷,而便于用,则舍行何求,故行书者,当创于草书之后,鉴于草之捷而不便也。”近代学者郭绍虞认为:“行书和草书是同性质的,所不同的,不过程度上有区别,行书偏于中和性罢了。”“那么行书之称何以要到汉末才起呢,这是因为以前虽有草体之实,尚无草书之名,所以行草可以不加区别,等到草书之名既起,而且成为书家艺事,失掉文字的作用,于是便于书写的行书,就为适应需要而产生了。所以行书之起,是由于草书脱离实际,不便认识也不便书写,失掉文字的作用,才代替草书作用而新兴的字体。”以上论述都说明了草书是早于行书的,行书的笔法同于草书而偏于中和性,这已为世所公认。
《唐寅落花诗册》
行书与楷书的关系。行书与楷书到底孰为先后,如果时间上存在着先后之序,它们之间是否有演进之关系?在此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欧阳询车架贴》
以前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是认为行书产生在楷书之后,是楷书的快写,因而得出了楷书成熟之前决不会有成熟的行书这样的结论。另外一些看法认为字体都是先草而后工,在由草变工的过程中,行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谓:“由正行草三体书观之,似由正而行,由行而草,草为最后起之字,然余有疑焉。”郭绍虞认为张宗祥的“疑”是疑得对的,并补充说明“乃是行出于草而楷出于行”,得出“行也不出于楷”的结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决然不同的看法呢?认为楷先于行者,主要是从形体结构着眼,认为将楷书的书写速度加快,必然导致点画之间的钩连、引带,笔势连贯呼应,就成了行书。历代一些书论如“行出于真”、“正书之小讹”,“行书,正之小变也”也主要是基于形体相近而言。
《欧阳询兰惹帖》
认为行先于楷者主要是从书体演进方面探讨得出的结论,即字体由草而工,行书是其中转化的关键。
我们从文献记载及书家评述来看,行书、楷书是基本上同时出现的。不论何种正规的书体,在书写中一定有“一笔不苟”和急就草率并行的。草率书写,必然会有带笔、钩连以至牵丝的笔势。可以说,书法从来就是“正体”与“行草”并存的。从大量出土的竹木简牍、无名墨迹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这些有别于当时的正体篆隶书的“俗体书”里包含了大量的楷书、行书、草书的构形、点画、笔势等特点。致使人们面对这些书迹,往往很难确指其为楷书、行书,还是草书。有时整个字接近一种书体,有时是在偏旁部首上表现一种书体特征,甚至个别点画表现为一种书体的书写。所以,从楷书、行书的起源上看,时间上是基本相同的。行书、楷书是并行发展、互相影响的。
行书要变草书使之易于识别,钩连笔法可以保留,但不能有太多的代用符号,有些完全变形与正体字形绝不相同的草字也必须回复到正体字形上来。因此,行书的字形结构框架很自然地就采用了楷书的框架结构。后来的一些行楷书,有时被人称作楷书,有时被人称作行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是草法较多的行草书,其基本结构也是楷书式的,与大量采用符号、减省的草书有着明显的区别。楷书与隶书的最大区别不在结构上,而主要表现在点画的形态与笔势上。这丝无疑是受到草书随意手书化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是通过行书来完成的。
我们认为,行书的笔法使楷书去掉了隶书的蚕头雁尾、波碟之笔,并且打破了隶书横平竖直、扁方排叠的定式。楷书的结构提供了行书的基本骨架。因为书体衍变需经过较长的时间,行书、楷书除并行发展外,先后不同时期的行书、楷书则可能互为影响。那么后来出现先行后楷,或先楷后行的看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欧阳询张翰帖》
书体的发展不光是单线递进的,有时会呈复线状态,甚至会交缠在一起。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分析,行书与楷、草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清楚了。
《兰亭集序》
行书从有记载的刘德升到晋代的二王,相对于其他书体而言,时间是比较短的。它成熟较快,并成为最重要的书体之一,但为何论及行书及行书之法的典籍却很少呢?清刘熙载在《书概》中说:“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自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需会合青黄,毋庸别设碧绿料也。”
《姨母帖》
这段话是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奉橘帖》
行书发展至东晋二王父子,达到了最高峰,王羲之的“增强古法,裁成新体”,王献之的“改体”思想,都使他们在行书的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基础上脱尽隶意,出现了妍美流变的新风格。
《何如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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