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巴鲁赫·斯宾诺莎写道：“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亡。他的智慧是对生命而非死亡的沉思。”[1]根据其传记作者柯勒鲁斯的说法，巴鲁赫身体孱弱，二十五岁即感染结核病，因此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他的房东及亲属称，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安详而快乐。在致威廉·范布林堡的一封信中，斯宾诺莎也证实了这一点：“行使自己从不缺乏的自然理解力，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我确实乐在其中，并努力让生活在快乐的宁静和愉悦而非悲伤与叹惋中度过。”[2]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代表作包括《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

1677年2月20日星期六，斯宾诺莎感到不适，找来了自己的医生朋友路易·梅耶。梅耶第二天早上才从阿姆斯特丹赶来，并嘱人为斯宾诺莎准备炖母鸡汤。午饭后，房东前去听牧师讲道，而斯宾诺莎则于下午三时左右在自己的房间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他的手稿极有可能被路易·梅耶交给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扬·利乌魏特茨。斯宾诺莎葬在其房东所属的新教小教堂，丧葬费用由利乌魏特茨承担。十几年后，由于缺乏资金为墓地续租，他的骨灰被散于教堂旁的墓地中。他的死讯刚一公布，他那自从二十年前他被驱逐出犹太人群体起就再也没同他说过一句话的姐姐瑞贝卡便重新出现，要求继承遗产。当发现债多利少后，她才最终选择了放弃。斯宾诺莎微薄的财产被拍卖，而其中主要是书。他去世不到一年，扬·利乌魏特茨就出版了众多他的身后作品，包括作者未署名、出版社署了假名的拉丁文-荷兰文双语版《伦理学》。自1678年夏天起，这部作品即遭世俗及宗教当局禁令，并于1679年3月被主教尼尔斯·斯滕森（Niels Stensen）定性为“具有瘟疫一般的危害”，从而被列入天主教会禁书目录。藏于梵蒂冈档案馆的这部作品虽然并非作者起草的原件，却是我们唯一能够接触到的《伦理学》手稿副本。

藏于梵蒂冈档案馆的《伦理学》手稿副本

亲爱的读者，您会明白我深深喜爱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个人以其真诚与深刻的内在一致性、温柔与宽容，以及他在追求智慧过程中所承受的伤痛与苦难，深深打动了我。我喜爱他，还因为他是一位勇于肯定的思想家。作为为数不多的未陷入否定主义、不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悲剧的现代哲学家之一，斯宾诺莎乐观地看待生命，并提出了一条通往快乐与真福的自我构建之路。我一下子就认同了这种建设性的方法，它让我们对人性和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喜爱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一位宽厚的思想家，他经常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帮助同类，且热心于改善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我喜爱他还因为，甚至尤其因为他的勇气：他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始终忠于自己对真理的热爱，宁愿选择思想自由也不选择家庭、社群以及智识上墨守成规的安全。他曾遭受最恶劣的诽谤中伤，曾众叛亲离，亦曾生活在持续的威胁之中，但他始终持守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曾被人仇恨，却从未仇恨别人。他曾遭人背叛，却从未背叛别人。他曾受人嘲笑，却从未轻视过任何人。他常被辱骂，却总以尊重回应。他活得节制而有尊严，永远与自己的观念一致：几乎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喜爱斯宾诺莎，他是我追求智慧路上的挚友。

我是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呢？在很多方面确实是，稍后我会回到这个话题。但在某些方面，我却并不认同斯宾诺莎的思想。我尚无机会在本书中提及斯宾诺莎在自己作品中一带而过的两个问题，这也是我与他存在严重分歧的地方：他的女性观和动物观。

1677年2月21日与世长辞之前，他刚刚写完关于民主政体中表决权问题的《政治论》（未完成）中的一段。然而，斯宾诺莎却认为女性应与儿童一样，在这一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因为她们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她们对丈夫的依附，到底是文化惯例使然还是她们的本性使然？与我们的期待相反，斯宾诺莎也落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偏见窠臼，认为“女性的地位由其羸弱天性所决定”。他的论据十分贫乏，全凭个人经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男女共治的。在地球上所有男性与女性共同生活的国家，我们都会看到，是前者统治，而后者受前者的支配。这样，两性便能和平共处。”[3]斯宾诺莎在众多领域都能够超越其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未能让自己的思索走得更远。我甚至在想，他到底有没有完全消化自己爱情上的不幸，还是说这种不幸已经让他盲目扎根于父系社会的先天厌女症之中……

另一个我不同意的观念：他的功利主义动物观。这一点也完全符合他所处时代的偏见。与古代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一样，他认为被赋予理性的人在自己身上寻找公义与和谐，因此人们可以利用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尤其是动物，只要觉得它们对自己有益：“我不否认牲畜也有意识（与笛卡尔相反），但我不认为因此就应禁止我们任意使用它们，并按照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对待它们。因为它们在本性上与我们并不相同，而且它们的情感从本质上来说也不同于人的情感。”[4]在这个问题上，蒙田是真正的先驱。他指出，动物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更聪明、更敏感，真的应该跳出祖先“人类本性”的逻辑，因为这只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方便利用动物的托词。

另外一点分歧：斯宾诺莎的绝对理性主义。我固然和他一样相信人类的理性是普遍的，且理性能够寻求理解宇宙法则，但我认为，整个实在并非仅能通过逻辑理性来理解。量子物理引发的革命已经证实，要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就应当跳出我们习惯的二元逻辑——甚至连爱因斯坦在听到关于“不可分割性”理论的介绍时都曾感到不安。虽然斯宾诺莎意识到理性主义在形而上学中的局限，并得以发现直觉认识，但他理解自然现象的方式仍然十分笛卡尔主义，所有被我们今天称为“灵异”的东西，对他来说纯粹是空想。我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以因果法则为出发点来分析一切，就忽略了荣格明确阐释的共时性现象，即同时发生的无因果关系但意义相关的两件事情。发自内心地讲，我甚至不相信会存在一个基于几何逻辑的闭合体系。虽然我承认并未完全理解其中的精妙，但我认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体系，即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整个实在的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我相信逻辑理性无法解释所有一切，此外，对于作为这种体系基础的绝对决定论，我也提出怀疑。在这方面，请参阅吕克·费里[5]对斯宾诺莎体系尖锐但诚恳而出色的批评。费里认为斯宾诺莎的事业是“谵妄的”，但他也认为，虽然这一体系有自己的局限，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像卡片城堡般轰然坍塌。即便不赞同这一体系，斯宾诺莎的众多主张也让人赞叹不已、深受触动并获得智性成长。我们看到，斯宾诺莎一直在推翻道德哲学的传统规约。他带领我们在哲学和宗教思想的传统道路之外另辟蹊径，促使我们不断转变看法，抛弃陈规旧念，从而更好地思考，看得更远，或者说看到别处。我认同他身心合一的一元论观念，完全赞同他将努力、欲望与快乐作为伦理学基础的人类学。我认同他对宗教迷信的尖锐批评，以及他对《圣经》的理性、批判式解读。我自然也赞同他的政治观念——他对现代民主有着超前的认识，并在伦理学与政治之间建立了联系：用理性指导生活的人会带来最富于生命力的变化。和他一样，我也试着不嘲笑、不论断、不抱怨、不愤怒，而是理解和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也和他一样，试着通过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来寻找真理与智慧。因此，我赞同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所言：“哲人之家有众多居室，而斯宾诺莎那间在我看来最为瑰丽、最为高深、最为丰富。不能全然栖息其中对我们将是莫大的遗憾！”[6]

2017年春夏，于科西嘉

注释

1.《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六十七，第547页。

2.第二十一封信，见《全集》，同前引书，第1146页。

3.《政治当局论》（Traité des autorités politiques），第十章，第四节，见《全集》，同前引书，第1044页。

4.《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三十七，附释，第521页。

5.吕克·费里（Luc Ferry），《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通过理性获得幸福》（Spinoza et Leibniz. Le Bonheur par la raison），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古今智慧”（Sagesses d’hier et d’aujourd’hui）丛书，2012年。

6.《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e），特刊，“斯宾诺莎，另眼看世界”（Spinoza, voir le monde autrement），2016年4月-6月，第130页。

本文摘自法国当代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努瓦所著的《哲学如何让人获得快乐：斯宾诺莎思想传记》，为该书的结论部分，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哲学如何让人获得快乐：斯宾诺莎思想传记》，【法】弗雷德里克·勒努瓦/著 秦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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