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西班牙传奇剧团即将解散，在沪演出的“最后一部原创”好在哪里

编者按：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即逝》于9月18日-20日亮相上海文化广场15周年庆典月。这部由西班牙传奇剧团Dagoll Dagom成立50周年推出的重磅力作，为沪上舞台掀起难得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戏剧浪潮。同时，也作为“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为Dagoll Dagom剧团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画上完美句号。

当一个剧团要上演“谢幕之作”，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这场谢幕，代表着关闭、止步、停歇，还是永别？谢幕的背后是剧团的危机、无奈，还是一场释怀？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董天晔

走近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即逝》于9月18日-20日亮相上海文化广场15周年庆典月。这部由西班牙传奇剧团Dagoll Dagom成立50周年推出的重磅力作，为沪上舞台掀起难得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戏剧浪潮。

该剧改编自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标志性人物圣地亚哥·鲁西诺（Santiago Rusiñol）1898年推出的同名经典剧作。由剧团核心人物安娜·罗莎·西斯克拉（Anna Rosa Cisquella）发起创意构思，集结马克·罗西奇（Marc Rosich）、安德鲁·加连（Andreu Gallén）、阿里亚德娜·佩亚（Ariadna Peya）等共同创作。他们寄望以“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为Dagoll Dagom剧团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画上完美句号。

确实如他们所愿，西班牙评论界给出高度评价，作品斩获表演艺术评论家奖、巴塞罗那戏剧奖最佳音乐剧等多项大奖。观众同样对作品大加赞誉，剧团于2025年获得西班牙戏剧最高荣誉马克斯奖（Premios Max）观众选择奖，并由西斯克拉在颁奖典礼现场，正式宣布剧团落幕。

Dagoll Dagom剧团成立于1974年，由学生剧社逐步成长为专业音乐剧团，是最早坚持以加泰罗尼亚语进行创作和表演的剧团之一。

50年的创作历程中，其1978年创作的首部音乐剧《安塔维亚纳》（Antaviana）被认为是加泰罗尼亚戏剧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开启当地音乐剧发展大势，也让Dagoll Dagom声名远扬。随后《海与天》（（Mar i Cel））《夜之花》（Flor de nit）等经典代表作，让剧团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如今，《快乐即逝》对Dagoll Dagom来说是一场谢幕，但对西班牙音乐剧尚处懵懂状态的我们，确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安定VS漂泊

128年前，鲁西诺原版《快乐即逝》以流浪剧团与世俗乡村为象征，勾勒出追求诗意自由与庸俗务实的现代社会特征。

音乐剧版延续了这一象征构思，并进行扩充。故事发生在一座完全由工业主导的“灰镇”中，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在同一家工厂上班，日复一日机械化地生活。某日，一个名为“天才方舟”的流浪剧团到访灰镇，要为镇上居民带去些许欢愉时光。就在天才方舟演出的当晚，厂长的儿子琼安与剧团主演扎伊拉一见钟情，他要违背父亲设下的婚约与工厂继承权，与扎伊拉开启新的漂泊之旅……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灰镇与天才方舟，喻示安定与漂泊的象征符号。

在故事中，安定与漂泊并不是相互交织融合的状态，而是处于同一轴线的两端，相互对立，遥望，却不相容。灰镇机械化的生活充满单调、重复却稳定，流浪艺人的生活自由，却充满了未知和飘摇。身处安定中的琼安渴望自由；被漂泊裹挟的扎伊拉渴求安定。两人怀揣各自的欲求，一股脑地投入对方怀抱，他们的爱意并不纯粹。

故事最终没有走向一个欢欣鼓舞的结局，两人在短暂相遇后，又回到各自既定的轨道。小丑对这场爱情做了最精练的讽刺，“如果我们站在左边，总是会看向右边。如果站在右边，总是看向左边”，但“没有人会超越自己双手所能触及的范围”。

导演罗西奇让舞台上的9位演员，既是灰镇居民，又是流浪艺人。他们在低饱和的灰色外套与灯光的映衬下表现灰镇，在换上亮装与缤纷灯光的挥洒下诠释方舟。也就是说，演员需要在轴线两端不断切换，不断在固定与洒脱之间变换着表演风格。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剧中厂长和小丑，皆由安赫尔斯·戈尼亚隆斯（Àngels Gonyalons）一人饰演。要知道，这两个角色所象征的，已不只是安定与漂泊，更延伸至两种权力模式。而剧中最精彩的单人表演，便是小丑与厂长之间的对话。

灰镇是由厂长一人说了算的集权式管理，厂长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同时，总希望操弄一切。而天才方舟更像现代企业的分权式管理，小丑主管剧团经营，帕克主管创作研发，扎伊拉是明星主角，她的美貌与才华牢牢把握住了受众市场。所以三人之间始终处在相互权衡的利益关系中。

小丑没有绝对的把控力，却擅于在权利交换中迂回。戈尼亚隆斯精准把握人物的不同肌理，在厂长与小丑展开权利之争的过程中，把耍滑与果决，直击与迂回的剑弩之势白热化。厂长与小丑难分胜负的那一刻，展露出表演者惊人的气势。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象征主义戏剧

毫无疑问，灰镇与天才方舟是虚构的世界，它们来自创作者的想象，代表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的隐喻。因此，象征主义是《快乐即逝》最值得瞩目的亮点之一。

回望鲁西诺原版《快乐即逝》诞生的年代，正值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兴起。作为当时西班牙工业化程度最高，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崛起的地区，巴塞罗那对本土文化的兴盛，抱有极高期待。

鲁西诺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下，深耕诗歌、戏剧、绘画等领域，迫切希望通过创作，建立独特的地区文化特征，推动地区现代艺术转型。他的绘画深受印象派的影响，而王尔德、梅特林克等象征主义戏剧则对他的剧本创作产生深刻影响。Dagoll Dagom在改编《快乐即逝》时，显然有意识地在延续鲁西诺的创作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象征主义戏剧在世界戏剧史上，仅有一段短暂的爆发期，随后便淡出。它的兴盛基于当时舞台艺术追求对现实细节的过度还原，舞台造景过于厚重，抑制了想象力。

象征主义戏剧从舞台布景、灯光、剧本、表演等多个角度入手，不再追求逼真，而是构建一个诗意的舞台，强调氛围、隐喻、想象。把对客观现实的仿造，转向对精神世界或一场梦境的描绘。

这种创作意图的转变，对现代戏剧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使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纷纷登场。百年后的今天，Dagoll Dagom仍坚持在舞台上建构诗意，让想象充满剧场。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董天晔

诗的基因

表现诗意，在当下西方戏剧中并不止于对文辞格律的调整，而更接近以诗的结构来重塑戏剧，让诗歌重新深入戏剧的骨髓。

首先，原本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会被情境代替。一个随情节流转的动态结构，转向静态。

《快乐即逝》大部分场景发生在“等待演出开场”的情境中。此时，演出方天才方舟正在表演场地做着准备，琼安作为灰镇代表与方舟团队进行着接洽。

另一边，厂长也在为开演前的发言做着准备，他想强调自己才是买来这场“快乐”的人，并计划着当晚官宣儿子琼安与莉娜订婚的喜讯。

在一系列静态情境中，创作者利用灰镇、天才方舟等象征意象的构建，使人物的处境附加了一层绝对化。安定或漂泊，似乎已经在不同人物体内锁死。

当某个脱离枷锁的机遇出现时，那个最遗憾的终局就已经进入观众脑海。原本起承转合的情节，在这里成了一场同时看见希望和绝望，使人内在的害怕、恐惧与蓬勃的欲望不断抗争的波澜大戏。

因此，静态情境的结构更在乎挖掘内在，揭示一种人性底色。原本强调用音乐推进情节的观念，也在诗歌的结构中恢复了音乐的静态本质，转而在深挖角色不可见的内心上花功夫。

剧中众人期待的快乐演出转瞬即逝。在希望与绝望中，一切的不确定压抑了角色心底的欲望。他们始终在期待着明天，却又把明天活成了今天。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董天晔

尼尔的洞见

从朱光潜的《诗论》到当代诗人西川，都曾指出诗歌具有创造性。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不只是对现实景象的提炼，更是在创造一些我们并未有意识到的现象。

这便解释了许多现代诗歌中，一些并不唯美且有些反常的意境表达，都把我们推向新的意识境地。就像诗鬼李贺作的“大漠沙如雪”，看似反常，恰恰让我们看见了人心底极度的悲凉感。

在《快乐即逝》中，创作者对快乐、梦想、才华等日常观念都作了情境化再造。

快乐被转化为一首歌，它带着欢畅、躁动的节奏，触动了灰镇居民的灵魂，也触及厂长的底线。快乐似乎重新站到我们面前，曾经被形容为“最简单的快乐”，成了一件易逝品，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同样的，如果梦想不可能照进现实，还需要梦想吗？剧中来自灰镇的莉娜和流浪艺人扎伊拉，都被描绘为具有出众才华的女性。当才华并不能为两人的命运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时候，编舞佩亚用模仿时尚杂志《Vogue》模特姿势的Voguing三人舞，对才华本身发起讽刺。

尼尔是全剧最具创造性的角色。尼尔在整剧开场就以领唱员的身份，为观众介绍起灰镇。他以全局视角，不断对剧中人物进行刨根问底式的揭露，把那些不可见的人性公之于众。他始终在解一道关于“苏醒”的命题，即一群身处平庸之境，或许自知，又或许不知的芸芸来说，苏醒真的重要吗？在他喋喋不休的重复下，苏醒这一经典戏剧中常被提及的观念，似乎已经可有可无。

如果把整剧比喻为一幅画，它的正面是一片灰蒙蒙，单调乏味的灰境；它的反面则是色彩艳丽缤纷，充满洒脱意味的幻境。尼尔的出现，是在画上戳了个洞。

从正面看，灰境里的小洞毫不起眼；从反面看，洒脱的一处破缺就像玩笑，无需在意。但如果真的走近它，人的视线就会从灰境或艳丽的色彩中离开，并透过洞，看见画面背后那个曾被忽视的世界。乖乖女莉娜看到了那个世界，成为剧终唯一的觉醒者。而尼尔要继续回到灰镇，继续捅破那层灰境。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作者的邀请

诗歌中，隐喻无处不在。但隐喻常常被诟病，不够直接表达胸臆。这正是诗歌表现人的内在时，所要面临的问题。

内在不同于客观现实，或经过科学论证下产生的不变真相。每个人的内在，都有所不同。隐喻更像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创作手法。既然各不相同，那就设计一个中介意象，让大家自行解读。即使，每个人读到的意义都不同，又有何妨。相反，事物又出现了多重含义。

开场，话筒是厂长发言时的扩声器，暗示权力的声音，也是流浪艺人歌唱快乐时的传声筒。到下半场，当厂长下令取消演唱快乐的时候，厂长自己的话筒也找不到了。暗喻在此出现。

可以说，隐喻是作者对观众发出的一份邀请。让每个人都通过直觉或经验，对作者勾勒的意象进行联想与解读。每一次构建意义的过程，都像是为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董天晔

谢幕的寓意

综上，《快乐即逝》通过静态情境、创造意境、隐喻多义等手法，将诗歌的基因注入结构之中。同时，在音乐的创作中，曲作者加连亦摆脱了传统音乐剧的逻辑，以诗、歌、舞混合的方式构建总体性。

所谓总体性，即完全打碎剧本、音乐、舞蹈之间的界限，演员演着演着就拿起乐器开始弹奏。乐起乐落之间，对白、叙述、咏叹皆有。一首歌似乎已结束时，突然又唱了起来，或在中断之后，再无延续。这种融合文本、音乐、舞蹈的总体性架构，亦是将作品所要表现的意志与表象作有机统一。

舞台之上，一切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让创作者愿意花费如此多精力，投身此番创作的动机，似乎也在作品里留下了痕迹。倦怠、焦虑、拖延、自负，这些当下社会的共通之症，都能在剧中找到隐喻的痕迹。

而如果站到艺术家的视角，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天才方舟的演员们抱怨，今晚的演出为什么在体育馆，而不是剧场。似乎暗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抱负有多难。

音乐剧《快乐即逝》上海演出剧照 摄影：孙松

再来看Dagoll Dagom剧团为何要创作一部谢幕之作。

剧团的落幕并不是因为危机或迫不得已。历经五十载，剧团的核心成员皆已步入老年。他们认为Dagoll Dagom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一群有着共同艺术理想的人，所创造的产物。与其让它在未来名存实亡地活着，不如在一个高光时刻画上完美句号。

而选择创作《快乐即逝》，不仅是对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高峰的致敬，也是希望向世人提出“即逝”的意象。

一个剧团的即逝，流浪艺人的即逝，鲁西诺的即逝，象征主义戏剧的即逝，甚至诗歌的即逝，艺术的即逝，皆存在。因此，珍惜当下，才能让一切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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