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师友赐笺集》中的敦煌学掌故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柴剑虹先生《师友赐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版，煌煌50多万字，精装16开，“辑录了20世纪80年代至2014年三十多年间众多师友惠赐的数百封信函”（语见柴剑虹所撰《前言》）。柴剑虹先生是中华书局有专业影响力的编审，又是有成就的敦煌学家，所以这部书信集自然也就颇多编辑出版、敦煌学诸方面的掌故。本文试着从敦煌学以及西域研究着眼来看看能够勾稽出哪些掌故供备览。不贤者识其小，挂一漏万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文化出版教育学术等项事业都共同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经费短缺的问题。这部《师友赐笺集》里也就不缺这上面的掌故。比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赵承泽先生1989年2月1日写给柴剑虹先生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关于‘敦煌学科技史会议’事，承敦煌学会慨予赞助二千元，不胜感激。但现在物价大涨，一切均须用钱。我们曾向中国科技史学会申请，可能给一部分，然而为数一定不多。其它地方虽然联系，均无结果。无形中困难大增……”由于经费不够，要开“敦煌学科技史会议”就困难重重了。

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是步履维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姜亮夫先生于敦煌学亦素有研究，1994年4月24日姜亮夫先生写给柴剑虹的信中却说道：“弟撰著有四五种交出版社，多来信言退稿，此系大势所趋，无可如何也……”——连带说及，姜亮夫《敦煌学概论》也曾经柴剑虹之手而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所以姜亮夫女儿姜昆武1986年1月16日致信柴剑虹说：“12月28日您给家父的信收到，《敦煌学概论》样书也同时收到，他十分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这本书和读者见面……”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陈振鹏先生，1984年11月前后卸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职务，1984年11月2日陈振鹏先生致柴剑虹先生信有云：“……社内也不乏人知道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争取多出几种这方面的专书是可能性颇大的……”但即使出版人能够了解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也不是所有出版社都能够顺利出版敦煌学著作，因为当时的出版经营面临着财务的困难。比如同在沪上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严庆龙先生，此时也已卸任副社长、副总编辑之职，他在给柴剑虹先生的数封信中谈到《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事宜时，除了涉及词条编撰、编辑体例等方面，还谈到了出版的费用问题。1995年4月24日的信中说：“这部词典（维强按，指《敦煌学大辞典》），在今年初，听说已列入本社的发稿计划，巢峰社长在一次会议上还提到这本书。本来，我以为这下子定可顺顺当当地出版了。不过，前不久鲍克怡对我说，她是始终支持此书出版的，而巢则有一次表示如无资助，碍难出版云云。……”严庆龙先生信中还写道：“……如能弄到一些资助，则我社出版的可能性更能敲定了。基金会有没有资助的可能性，仍望您惠予关怀与联络，您那里基金会资助的这条路，我仍寄于较大的希望，如果这条路走通了，鲍和我可以很‘硬’得起来了！……”这也可知那时出版这样比较专门的大辞典在出版社财务上的难度了。当然这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最终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1998年初版，2025年修订再版，再版修订时已经列入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也表示进入21世纪，文化出版教育学术事业所需经费基本得到了保障。这已是后话了。

有经费的短缺，自然也就会有如何弥补短缺的努力。上举严庆龙先生致信柴剑虹先生寻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资助是一个例子。还可以再举出一个例子，即敦煌学家、画家、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写给柴剑虹先生的一封信里的内容，这封信写于1995年7月8日。段文杰先生信中透露了敦煌研究院平山郁夫敦煌学研究基金的由来：“我们的基金会，是我在日本讲学时与平山郁夫谈到学术研究无法发展时，他就把一次画展的全部收入给了我，作为我院的学术研究经费。我们为了感谢平山先生，成立敦煌研究院平山郁夫敦煌学研究基金，作为我院课题研究和研究成果出版经费及国际国内学术会筹备经费……”当然，仅仅平山郁夫先生的这一项捐赠还是不够弥补经费不足的，所以段先生信里接着又说：“就这样每年利息都不够用……”虽说这样，但这也至少提供了开辟捐赠来源的一个思路、筹集学术资金的一条途径。平山郁夫当时——1989年——捐赠了2亿日元，这个学术基金后来成为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直接前身。

饶宗颐先生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1988年9月14日饶宗颐先生致信柴剑虹先生：“弟在《明报月刊》发表之文，承国内学人关切。兹影印出一份，略有增订……其他涉及敦煌曲之专文又有数篇待刊，候写定后，寄交尊处，盼能在国内专刊发表。学术商量加邃密，后来居上，势所必然；但不当出于谩骂与污蔑……”饶先生这封信后面这一句，虽然不详具体所指何人何事，但这几句话在一般的意义上也还是切中肯綮的。

记得1987年9月“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首次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段文杰先生自豪地表示“这意味着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当时的报刊曾有比较多的报道。然而实际情况可能也不一定是段先生说的这样。后来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赵声良先生，那时还是敦煌学青年学者。1998年2月7日赵声良先生在写给柴剑虹先生的信里就说，他在日本参加过数次学术会议，“日本学者明显地对国内美术史研究看不起，反省一下，我们的漏洞确也太多了，绝不像段先生所说的‘敦煌学’又回敦煌了。我们对石窟的研究，至今没有超出松本荣一在三十年代的研究，现在出书只不过是公布资料而已。近年来可以说是敦煌学资料出版的繁荣……”这也促使赵声良先生到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还要研究石窟，不深造是绝对不行的”。赵声良先生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自觉意识：“我如果能学到日本式的一套研究方法，可以在敦煌研究院起很大的作用的……我现在努把力，学习几年，相信是可以在将来的美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的。……”所以他访学日本，没有把精力花费在“收集复印一些资料”上，因为不提高研究的水准，“就是把所有资料带回去，研究也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赵声良先生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在敦煌石窟美术史研究上“以美术样式、风格分析为主”，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先后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先后担任东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合作主任。赵声良的几封信里都说及柴剑虹先生在他治敦煌学路上所给予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我想，这也应该属于敦煌学史的掌故了。

这儿请容我插叙一笔。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赵声良是80级，高我两级，我们都曾在校美工队参加活动，有过交集，只是那时我年少，比较自我，不太多关心周围发生的事。虽然听说赵声良学长自愿赴甘肃敦煌工作——时当1984年，但也没太做多想。前几年读到赵声良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山水画史》，这回又在这部《师友赐笺集》看到赵声良先生的数通书信，才比较深地体会到赵声良先生对敦煌美术研究花费的功夫和所获得的卓见。

古回鹘文契约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戈先生2006年7月2日致柴剑虹先生信，述及自己撰著《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一书，“这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本书我做得很艰难，也很认真，生怕把少数民族的东西给做坏了……越往下做越感到这个领域的博大精深和孤独。博大精深在于所研究的材料揭示的是鲜为人知的历史……孤独在于在这浮躁的人世上做点实事、真事真难。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之洪流大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势头……老外也因此瞧不起中国学者……我以此作与这个潮流分道扬镳，以示不与之同流合污。”回鹘文是公元8至15世纪高昌回鹘人在粟特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全音素文字，刘戈先生甘于寂寞做研究，在回鹘文买卖契约里面发现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东西方的关系”，以为这是“一个富矿”，自己穷尽一生都做不完。这段自述，也是西域研究的一个有意味的掌故了。

柴剑虹先生是中华书局编审，有些书信也给了我们了解柴先生如何编辑出版敦煌学著作的材料。刘脩业是文献学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已故知名教授王重民先生的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脩业先生1985年1月7日写给柴剑虹的信中有云：“您在敦煌学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和在学术上的造诣，是我所极为钦佩，您帮我编《敦煌遗书论文集》时，给我不少启发，故我后又想请您帮我整理重民在英、法所搜集得有关敦煌卷子的资料。但因在北京条件不够，又承您远道去敦煌文物研究所，使重民生前所费精力，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利用，使我极为感激！今您认为是您一个编辑者，所应尽的责任，不肯分享酬谢……”柴剑虹先生为了编好王重民先生的遗稿，远赴敦煌查寻资料。刘脩业先生过意不去，要把稿酬分享给柴剑虹，柴剑虹以为这是自己作为编辑应尽的责任，不肯领受。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著名编辑的敬业精神和精湛的专业修养。这应该也是可以视作敦煌学的一件掌故了。

李能宏先生曾在柴剑虹先生陪同下去北师大小红楼访问启功先生，“请启老给万卷楼图书公司题字”。李能宏先生后来写给柴剑虹先生的信里写道：“……我们虽交谈不多，但从外表上可以看出您是一个谦谦君子而且有学问的人。光筠（维强按，即李光筠，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编辑，做过万卷楼图书公司总经理，李能宏先生的公子）生前时常和我谈起，先生怎样刻苦力学……他对先生的学习精神和诚恳待人的态度都很佩服，并以有先生这样的朋友为荣。”我读柴剑虹先生的著述，也每有这样的感觉：“谦谦君子而且有学问”。今展卷《师友赐笺集》又得印证。

2026年9月5日初稿，杭州西溪居所

7日修改，富春江畔古桐庐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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