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段母女关系中,委屈的不仅仅是张爱玲

题图:黄逸梵
母女之间的情感,向来复杂难言。爱与怨常常缠绕在一起,靠近便容易互相刺伤,别离又心底牵念。张爱玲与母亲黄逸梵这一对,便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母女样本。
至于说爱玲的话,我是很喜欢她结了婚,又免了我一件心愿。如果说希望她负责我的生活,不要说她一时无力,就是将来我也决不要。你要知道现在是20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
这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女士写给挚友邢广生的一段话,出自2019年的《上海文学》4月号,原作者为林方伟与石曙萍,《写意张爱玲》的作者石若轩将往来信件中的这句话选在了自己作品的封底上。让这对在文学史内外爱恨生两仪的母女,得以在纸页之上完成一次迟来的对望。
长久以来,读者大多站在张爱玲的视角,看见女儿一生背负的伤痕,却常常忽略,这段纠缠的关系里,母亲同样承受着时代与命运带来的苦楚。爱恨不彻底的母女关系之中,委屈的从来不止张爱玲一人。

在这样一段母女关系中
委屈的不仅仅是张爱玲
来源 | 写意张爱玲
生死永隔:来不及赴约的母女重逢
张爱玲开始整理属于自己的记忆,落笔成书,大致始于1957年创作《易经》。1957年9月初,她写完《易经》第一章,仅仅一个月之后,10月11日,黄逸梵便因癌症在伦敦离世。
在《小团圆》文本里,蕊秋满心盼望有生之年,可以同九莉再见一面。可当感情耗尽,那份沉甸甸的渴望,只能轻轻落地。现实里面,沪上一别之后,母女二人便是永诀,女儿终究没能接住母亲这份期盼。
1941年末港战结束,劫后重生的九莉,满心波澜却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那是一种无处逃脱的孤独。而半生游历、明媚张扬的母亲黄逸梵,内心同样咀嚼着刻骨铭心的寂寞。1957年3月,距离她生命终点只剩半年,生活困顿孤苦,她依旧不肯停下手中工作;7月病倒卧床,直至10月辞世。她把属于一个人的坚韧,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小团圆》后半段描摹蕊秋迟暮的模样,大约对应1947至1948年。九莉不得不亲眼看见母亲老去。岁月的刀刃划在曾经如仙子一般的女人脸上,格外残忍。衰老之后的蕊秋,格外渴求女儿的关注,露出从前少见的脆弱,面对这份改变,九莉却选择回避。
黄逸梵不是没有想过晚年养老,可面对友人谈及此事,她给出的答案是父母的责任,而非养女防老的期待。她的一生信奉独立洒脱,保有自力更生的骄傲。明明清楚暮年孤身远走异国,前路茫茫,依旧选择义无反顾。对她而言,异国的苦尚可忍耐,可被旧日亲戚邻里亲眼目睹窘迫,才是莫大的难堪。自力更生加上一份自知之明,让她早早放下了期待女儿尽孝的念想。
女儿把劫后余生的悲欢深埋心底,母亲独自扛下凄凉晚景。这一对倔强坚韧的母女,欢喜与压抑,全部化为各自生命里孤独的碎片。
记忆书写:反复回溯的母女心结
张爱玲的记忆之书,大致包含《私语》《烬余录》《爱憎表》,还有自传三部曲《小团圆》《易经》《雷峰塔》。《易经》包含《雷峰塔》,记录1943年之前的张爱玲,聚焦琵琶与众血亲之间的纠葛;到了《小团圆》,爱情才正式登上叙事舞台。若是按照笔墨占比来看,以母亲、姑姑为代表的血亲,才是这些反复回旋的回忆真正的主角。
在文字之中,曾经逼得九莉、琵琶生出自杀念头的,主要是母亲,其次才是初恋男友。在不断堆积的沉重情绪里面,母亲是造成精神重压的主因。这份纠缠追根溯源,还有一层缘由:倘若生命之中没有黄逸梵留下巨大的精神空白,这份空缺,未必会要由后来的初恋来填补。
《小团圆》中,张爱玲常常写下“被针给扎了一下”来描述九莉复杂难言的感受,她的核心情绪都是惧怕——害怕辜负母亲与老师的期许。母亲的漠视令她觉得自己亏欠母亲太多,而她耀眼的成绩换来的,常常只是母亲轻描淡写的一瞥。
黄逸梵是十足的“学校迷”。讽刺的是,张爱玲天资卓绝,勤勉好学,兜兜转转,终究没有拿到一纸正式文凭,终其一生,内心总觉得对母亲少了一份交代。命运仿佛形成奇妙的对照:黄逸梵游学海外,学贯中西,又拥有绘画天赋,同样困于文凭。母女二人,拥有相似的才华,也承受相似的现实缺憾。
期待的错位:
女儿背负的,未必是母亲想要的
1957年上映的《孺子雄心》,讲述一位父亲把未完成的棒球梦想全部压在儿子身上,严苛的高压,最后将孩子逼至精神失常。九莉观看这部电影时崩溃大哭,投射的正是张爱玲本人积压已久的情绪。在《写意张爱玲》中,石若轩写道:张爱玲长久以来认定母亲望女成凤,自己所有努力都需要回馈母亲曾经的付出,耀眼的成绩只是被母亲随意地晾在一边。
可重读黄逸梵写给友人的信件,会看见一份超越时代的清醒:
你要知道现在是20世纪,做父母只有责任,没有别的。
出自一位1900年前后出生的独身女性笔下,这句话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黄逸梵年轻时期所拍摄的沙龙照,赠予闺蜜邢广生存念
1957年3月黄逸梵写给邢广生的信里说:
那时我是不愁经济的,决没想到今天来做工。但是王太太他们觉得做工是很失面子的。我自己可一点不是这样想。
原来在女儿想象中执着于体面的母亲,根本不认为做工是一件丢面子的事。倘若1957年她们能够相见,彻夜长谈,或许就能够彻底冰释前嫌。可惜张爱玲永远没能读到这封信。
正如石若轩所言:张爱玲的极致感受力在母亲进入自己生活后被分走了一部分,高度共情母亲在婚姻中受到的伤痛,这种感受力就是关注度,而女儿投入给母亲的情感,自然需要母亲给予同等价值量的回应——但是黄逸梵忽视了这些。
敏感与钝感:
两种子女,两种亲情体验
翻看张子静留下关于母亲的片段记录,会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相较于姐姐张爱玲,张子静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爱更为稀薄,可他心中几乎对母亲毫无恨意。
自从母亲闯入自己的人生,张爱玲那份极强的感受力,分出一大半去共情母亲。对童年那个自觉苍白匮乏的女孩来说,感受力等同于关注度。明媚又坎坷的母亲,牢牢攫住了张爱玲全部目光,可这份浓烈的渴求,被黄逸梵忽略掉了。高敏感是艺术最好的催化剂,放到亲情维系之中,却成为折磨人的利器。反观弟弟身上的那份钝感,在家庭关系里面,反而是一层保护壳。

张爱玲(中)与弟弟张子静(右)
《易经》的琵琶,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画师。巧的是,黄逸梵死亡证明登记的职业,正是画家。小说落笔,仿佛是属于母女之间玄妙的心灵感应。张爱玲大约1958年2月才收到母亲离世的消息。巨大的悲痛,不能够化作泪水肆意流淌。她要维持大家闺秀的沉静克制,不动声色看着母亲收拾行李箱,缩回想要触碰母亲的手,一定要等她彻底走远之后,才敢独自落泪。
生死之后:于回忆之中完成的和解
她曾盼望永久不眠,在无尽白昼安放绵长思念,到头来不过惊梦一场;也幻想能够永眠,把心底秘而不宣的眼泪填满万千梦境,不让旁人看见,也不让母亲看见。
现实之中,她再也没有机会侍奉母亲。于是回头奔赴童年旧梦,就成为她独有的尽孝方式,既是敬母亲,也是安抚曾经受伤的自己。仿佛又看见那片暗绿色玻璃,玻璃里面映出母亲含情的脸庞。这一回遥遥对视,她终于不再躲闪。

“这张太模糊,我没多印,就这一张。我母亲战后回国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50年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遗物中的这张照片。"——张爱玲《对照记》
这一对旧时代的母女,困在时代的缝隙里。黄逸梵挣脱旧家庭,却逃不开时代施加给女性的重重桎梏;张爱玲拥有惊世的文笔,一生却走不出母女情分给她刻下的印记。她们彼此付出,也彼此伤害;互相牵挂,又不断回避。很多隔阂,没有机会在现世化解,只能交由回忆,交由笔墨,隔着生死完成一次遥遥相望。
写在最后
张爱玲与黄逸梵的故事,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可她们身上映照出来的母女困境,依旧在无数普通家庭中不断重演。《写意张爱玲》作者石若轩以写意的笔法,为我们揭开了这段母女关系的层层面纱,让我们得以看见爱恨交织背后,两个人各自的身不由己。
很多母女之间,没有彻骨的仇恨,也没有全然圆满的温情。心里存着牵挂,相处却处处磕碰;渴望彼此靠近,却总是反复伤害对方。我们习惯站在子女的位置,细数母亲带来的委屈,却常常忘记,母亲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母亲。
母女一场,本就是两个独立灵魂的相逢。不必强求百分之百的互相懂得,不必苛求毫无瑕疵的相处。接纳亲情自带的残缺,看见双方的身不由己,就是对这段缘分最大的善待。
真正的母女和解,未必是现世的相拥,而是隔着岁月,承认两个人都曾身不由己。
本文部分观点引自石若轩《写意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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