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被遮蔽的差评（十一）

清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初五日，李慈铭在京师收到一封家书，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故乡一场买地纷争把他卷入局中。“得族弟品芳三月中书，告以东浦人全懋龄（霖）买光相寺僧谢墅山地葬其亲，有故同知何灿之子何增为之主，……吾家世居城外，绝不相涉，而族人多居是坊。近日陈氏方盛，马□□□□者，陈之戚，又与吾弟同开质库于其地，乃合词以控，且牵余名入之。”品芳名焕亭，是李慈铭的族弟，富甲一方，西郭李氏家族的主事者。

这场纠纷中涉及乡党多人，出版时被多处遮蔽，如下图：

陈乃乾据所见李慈铭日记稿本补出“全□□”“今□□诱寺僧而得之”中被遮蔽的全懋龄，不过据全氏族人乡试履历及《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应为“楙霖”，大概是家书中即作此名，李慈铭沿用，导致误记，而陈乃乾直录，本文中皆用“楙霖”；“任□”乃任棻；“何□”乃何增。陈乃乾略去“马□□□□者”六字，或其所见稿本已不可辨别，或是陈氏也讳言而避之不谈？不目睹日记原稿，无法推断。（陈乃乾《之□》）

陈乃乾《之□》

全楙霖托何增作介买下光相寺的谢墅山地，用以安葬父亲全淇。这片山地传说是汉代会稽太守沈勋的墓地，明代即属于寺产，康熙年间曾有人想买此地，官府立碑禁止售卖。如今全楙霖诱使寺僧将地卖出，显然有违禁例。

这封家书中，还附带买方全楙霖及何增、光相坊居民代表陈氏的双方讼状，李慈铭审读后觉得全氏虽然有理有据，但他在质疑声中迅速落葬，又有侥幸、投机之嫌。“又闻全、何皆有奥援，而品芳併录两造讼辞寄阅，似全氏之辞颇直，惟互控后，山阴赵令连谕封禁，而全反速葬，其图占甚明。”（《越缦堂日记》）

原告首列任棻，是典型的绍兴师爷，他联合西光相坊居民，以盗挖古墓会招致灾祸为由提起诉讼。马氏与李慈铭季弟惠铭在光相寺附近合伙开当铺，他们和村民一致认为全氏买寺地葬亲，不仅违背官方禁令，而且破坏了本地风水，事后居民屡有不祥之事发生，上诉后不久，任棻突然暴病而卒，一子一女也夭折，百姓议论纷纷，更生猜忌。李慈铭家正在西光相坊中，在京有鼎鼎大名，因此诉状中也附带上他的名字，作为奥援。

促成光相寺僧卖地给全楙霖的何增，可能使用了不太光明的手段，他劝全氏速葬，以为木已成舟，事情也就平息。但光相坊的陈叶封兄弟极力阻止，得到乡绅余恩照、金曰修等人支持，到何增家质问，让全氏迁葬，双方冲突中，打碎何家家具，何氏趁机诉讼陈氏登门闹事，致使金银玉器丢失。互相控诉，矛盾升级，李慈铭既恼火列名诉状中，但又担心双方仇视，酿成乡里大祸。

被遮蔽的“全楙霖”

此后，李慈铭便持续打探这场墓地讼案的后续进展。果然，三个月后的六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张澐卿专程送来书信给他看，而此信正出自全楙霖一族的靠山、时任浙江地方官的龚嘉俊之手。张澐卿，字迪前，号霁亭，云南太和人，为咸丰二年进士。当日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下相关内情：“张霁亭侍郎以龚守嘉俊复书送阅，自仞与全懋龄（楙霖）姻连，以其买地为是，而以同里诸君之控为无据之辞。闻全懋龄（楙霖）需次云南时，其妻曾拜龚姓为父，亦犹贺寿慈、李炳勳之故智也。此辈不知羞耻，鬼蜮朋比，公相讼言，亦可丑矣。”（《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张澐卿是云南太和籍官员，与龚嘉俊素有同乡之谊。龚嘉俊，字幼安，云南昆明人，为咸丰六年进士，历任浙江平阳、嘉兴、杭州等地知府；其祖龚定国、父龚绶都是进士，是西南知名的科举世家。彼时龚嘉俊任职浙江知府，特意修函致京中同乡显贵，出面为全楙霖辩解，也意图厘清干系、洗刷非议。一桩本属私域的购地葬亲之事，竟从绍兴乡土争端，牵动云南籍地方大员，再一路传至京师，足见讼争双方皆在暗中奔走、攀援借力。

龚嘉俊坦然承认与全家存有干亲关联，全楙霖之妻是其义女，并力保全楙霖购地合规、乡民控告不实。这番说辞，让李慈铭满心鄙夷。因为认亲攀附是晚清官场积弊，同僚之间多结义兄弟，而官商身份悬殊，便常以认义女、拜义父的方式缔结私缘，目的不过是打通关节、暗行权钱交易。李慈铭特意将龚、全的攀附，与当时轰动京城的贺寿慈与李钟铭（又名李炳勳）一案相提并论。

贺寿慈（1810—1891），字云甫，湖南临湘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仕途顺遂。光绪四年，他以工部尚书兼管刑部要务，不料次年便遭张佩纶、黄体芳、宝廷接连弹劾，揭发他与山西富商李钟铭私相交结。李钟铭在京城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令妻妾拜贺寿慈为义父，借此依仗其权势招摇牟利，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补缺、为人疏通仕途。最终贺寿慈遭降三级惩处，迫于舆论压力随即辞官归乡，宦途就此终结。李慈铭将全、龚行径与贺、李类比，显然暗含讥刺。

其实，李慈铭也有一位干女儿钱氏，浙江上虞人，是他的京官好友陈梦麟继室。钱氏父亲是一名秀才，在太平军攻打上虞时不幸遇难；此后，她与母亲一同投奔任龙溪县令的伯父钱世叙（咸丰十年进士），不幸的是，同治四年太平军攻打龙溪时，举家殉难。钱氏孤身一人前往京城完婚。陈母见新人身世凄凉，便极力恳请李慈铭认钱氏为义女，以体面的身份完成婚礼。李慈铭起初有顾虑，但终究拗不过情面而应允，并为钱氏添制嫁衣，尽心尽力操办这场婚礼。李慈铭在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午受新人拜，年二十五矣。……忠义名门，孑焉此豸，抚之为女，肖我家风。”李慈铭此举出于对同乡的体恤与关照，颇有人情味。

浙江山阴东浦镇全氏科名不显，直至光绪十五年才有全国泰中恩科举人，次年二月入京应会试，拜见李慈铭，“同邑新孝廉全国泰来，陶家垚来，全东浦人，宋理宗母家，至今聚族而居，然久无登科者。”（《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七年，全沛丰又中举，同样来拜见李慈铭。《光绪十七年辛卯科浙江乡试履历·全沛丰》堂侄一栏写有：“淇，字子襄，云南开化府文山县知县、安平同知，署开化府知府。”堂侄孙一栏写道：“楙霖，字商岩，云南府补用同知，直隶州运同衔赏戴花翎，历任云南晋宁、罗次、平彝、宜良、昆明、沾益等州县，巧家、景东同知，署大理府知府”；“楙绩，字庶熙，二品顶戴盐运使衔升用道云南临安府知府，历署东川、曲靖等府，赏戴花翎依博德恩巴图鲁。”全淇及二子楙霖、楙绩宦迹清晰呈现。

全沛丰乡试履历中的全楙霖、楙绩

全楙霖的父亲全淇，早在道光年间便前往云南游幕谋生，凭借辅助军务的功劳，被保举至府经历一职。咸丰三年，他进入开化府知府李灿荣的幕府任职，不久后开化府遭到回民围攻，李灿荣因坚守城池、积劳成疾而病逝，全淇临危受命，代理开化府知府一职。他为官清廉正直，体恤百姓，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同治八年，全淇因病请求辞官归乡，于光绪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此前全楙霖购置墓地，正是为了安葬父亲全淇。

全楙霖的弟弟楙绩跟随父、兄在云南生活，深受宦游环境的影响。光绪十三年十一月，李慈铭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则邸钞：“云南候补知府全楙绩授云南临安府知府。楙绩，山阴人，不知其所始，近年山、会两县京官甚不振，而监生杂流之任外官者多以能吏名。”（《越缦堂日记》）这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全楙绩被当时人称为能吏，但李慈铭却将他归为“监生杂流”之列，不过即便如此，李慈铭还是留意到了这位远在云南为官的同乡。

光绪十五年，全楙绩的母亲黄氏病逝，按照当时的礼制，他本应辞官回乡为母亲守丧，但此时越南黑旗军余部以及流窜的匪患在三猛地区作乱，云贵总督王文韶便奏请朝廷，夺情留用全楙绩，让他留下来处理边境事务。直到光绪十八年，全楙绩才得以进京完成引见手续。

被遮蔽的“其兄”全楙霖

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全楙绩前往拜见李慈铭，不过这次并未见到面。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道：“全庶熙太守楙绩来，不晤。全，东浦人，其尊人幕游滇中，回逆之乱，以军功得官，庶熙兄弟皆起行间，其兄楙霖以署大理知府，被劾罢。庶熙积劳膺特荐，前年简授临安府知府，丁父忧。今以起复入都。”全淇及其儿子全楙霖、全楙绩凭借军功步入仕途，李慈铭提到全楙绩的兄长全楙霖曾被弹劾罢官，此次“不晤”，或许是他有意回避，他向来不愿会见名列弹章的同乡。如陆心源罢官后曾赠书给李慈铭，也遭到他多次婉拒。

虽然没有接见全楙记下，但这一天，李慈铭在日记中写下了全氏家族的历史：东浦全氏自宋朝起便颇为显赫，曾出过宋理宗的母亲慈宪夫人，后来又出了度宗的皇后，只是宋朝不久后便覆灭了。全氏有一支迁徙到鄞县，在明朝万历年间声名显赫，到了清朝，又有全祖望（谢山先生）这样闻名天下的学者。而留在东浦的全氏一支，五百多年来都没什么名气，直到全国泰、全沛丰两位举人出现，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美事。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重视科名的人。

全楙绩完成正式引见手续后，同年八月初五日，升任为贵州镇远府知府。这一晋升似乎改变了李慈铭对他的态度，两人之间的相处也发生了明显转变：九月初五日，李慈铭特意亲自登门，答拜全楙绩；九月初九日，他还邀约了一众好友，与全楙绩同聚安徽馆饮酒畅谈。虽二人本就有同乡之谊，但起初李慈铭态度矜持，此时却愈发主动，这份态度上的转变十分鲜明。九月十七日，全楙绩即将启程赴任，特意前来向李慈铭辞行，并送上二十金作为别敬。李慈铭也十分热忱，又托付全楙绩帮忙带回一封家书，还亲自为他送行，日记中一再写到全氏，字里行间满是同乡间的真挚情谊。

颇具巧合的是，全楙绩当年帮忙带回的这封家书，后来被周作人收藏。1943年，周作人编纂结集《药堂杂文》时，收录了两组尺牍抄录，均为李慈铭、潘祖荫的手书，分别题为《名人书简抄存》与《名人书简抄存二》，其中就包含了当年全楙绩带回的《寄四妹书》——这是李慈铭写给从妹的书信，信中写道：“琴姑所要包金首饰，俟月底托东浦金庶吾太守带回。余不一一，即问阃安。兄慈顿首。九月二日。”此处出现了一处小误差，“全庶熙”被误写为“金庶吾”，至于究竟是出版时的录写失误，还是周作人对全楙绩不够熟悉而致误，如今已难考证。

周作人《药堂杂文》

全楙绩之所以能进入官场，得益于家族的助力——他的父亲有军功在身，兄长也担任过知府一职。凭借这层背景，他得以进入云南巡抚岑毓英的幕府任职，期间参与了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行动。之后，他跟随岑毓英辗转贵州、福建等地为官，凭借多年的官场历练，逐步晋升为云南、贵州两地的高级官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全楙绩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他代理云南布政使一职；光绪二十九年，他调任贵州按察使，最终在贵州布政使任上退休。纵观其仕途，他在云南、贵州两地为官长达五十年，是晚清时期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官员。根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记载，全楙绩于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初十日，在贵阳的寓所中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步入仕途：长子全焕荣是秀才，曾任云南知府；次子全焕勋担任贵州同知；三子全焕常出任四川同知。他的夫人则在民国十三年于上海去世。

《复旦大学教授录》

《复旦大学教授录》中的全增嘏简介

全楙绩常年在云南、贵州两地为官，家学与家世积淀深刻影响后人。其子全增嘏（1903—1984），是国内知名西方哲学研究大家，曾任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教授。全增嘏出生于贵阳，幼年便随家人迁居上海。他年少聪慧，十三岁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7年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次年便取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西洋哲学小史》《不可知论批判》等（据《复旦大学教授录》记载）。此外，他英文造诣精深，曾与妻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文淑联手翻译狄更斯经典作品《艰难时世》，该译本至今被奉为译界经典。黄颂杰在《回忆恩师全增嘏》一文中记述道：“（全增嘏）原籍浙江绍兴，但自幼随做官的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所以说话没有一点儿浙江乡音，完全是云贵一带口音。”（引自黄颂杰《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201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淇与其子楙霖、楙绩深耕滇黔官场，长期的地域生活积淀，全增嘏自然而然有云贵口音而无绍兴乡音。

陈觉民《绍兴师爷的兴衰》

绍兴东浦学者陈觉民曾提及，全楙绩生前所写数十册日记，保存了晚清时期西南地区的许多珍贵资料（引自《绍兴师爷的兴衰》，收录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如果全楙绩的日记尚在人间，凭借其丰富的内容，必定能为研究晚清时期云南、贵州地区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社会风貌，以及绍兴师爷在西南地区的活动情况，提供更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价值似乎可与同乡杜凤治的日记相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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