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弄堂搬冰块到终身成就奖，达式常这股狠劲你服吗？

发布时间：2026-04-03 17:04

上海老弄堂里的少年打零工，这样的放在一位后来拿到终身成就荣誉的演员身上，总让人有点恍惚。达式常的一生，不是典型的“天赋型明星”，更像很多普通人身上那种硬扛出来的韧劲，只是他把这股劲用在了表演上。

上海童年走街串巷的日子，那时候的夏天，他推着冰块在巷子口一趟一趟送，冬天又改卖日用品，家里父亲早走，母亲靠手工活撑着，日子拮据得很实在。很多人回忆童年会说“苦”，但对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这些只是活着必须要做的事。正是这些从小接触社会底层的经历，让他很早就知道不同人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讨价还价，这些后来都成了他表演里最自然的底色。

真正把他从弄堂里“推”到镜头前的，是那次报名考试。他对表演的兴趣一开始并不浪漫，也不是突然被哪部电影打动，而是发现自己模仿别人挺有感觉，再加上当时能进专业机构意味着有饭吃，有出路，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专业学习之后，他才一步步意识到，表演不只是“演给别人看”，更是把那些在街头巷尾见过的人的命运，重新组织一次。

电影起步从小角色到被观众记住，他毕业后进了电影制片单位，第一批工作就是演一些小角色，在片场打杂、看前辈怎么走位、怎么接戏。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那种“你看脸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演员。真正让他被记住的，是那部写青年地质队员生活的片子，他演的是关键角色，既要有理想主义的冲劲，又要落在当时真实的生活氛围里。电影上映后，不少观众记住了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像“在演”，更像身边某个真的同事或邻居，这种“像真的”的评价，在当年其实是很高的肯定。

这之后，他乘着势头接了几部作品，本来是一条顺畅的往上走的路，但时代的风向说变就变。社会环境剧烈变化，他的工作被打断，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对一个刚摸到事业门槛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硬生生的停摆。很多人只看到他后来拿奖、拿荣誉，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中间有几年，他的“舞台”换成了田地和工地。

婚姻故事不浪漫，却很扎实，他和王文皓是同学，一起上课，一起练习，彼此知道对方几斤几两。1966年10月1日，他们登记结婚，没有仪式，没有排场，就和几个朋友吃了顿饭。那时的婚礼更像是一句“以后一起过吧”的共同决定。王文皓后来进了媒体做编辑、指导，对文字、内容有自己的审美和坚持，这一点在他们之后的人生选择里也能看出来。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分离生活，丈夫在外劳动，妻子在城市工作，真正联系彼此的，是一封封手写书信。通信在当时不只是“问候”，更是互相确认“你还在坚持，我也没放弃”的方式。

重返银幕的那一步走得不快，但很稳，劳动结束后，他一点点被重新召回到片场。1979年，他在《曙光》中饰演知识分子角色，这个角色的气质和他早年街头生活出身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他演出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带着一点生活烟火气，观众能感受到角色背后的时代重量。《燕归来》则是一个新的高点，他演外科医生，这个角色需要克制，也需要细腻的情感变化，片子拿了奖，他也凭此获得了电影奖项的正式认可。他早期有一部讲青年追求理想的作品，角色身上有一股往前冲、不怕摔跤的劲，和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境很像，片子放映后，曾在观众里引发不少讨论，让他在行业里的位置更加牢固。后来他又参与了一部家庭题材的电影，处理的是日常琐碎里的情感张力，这类作品不炫技，却非常考验演员的“分寸感”，也帮助他真正站稳了“戏骨型”位置，而不是只靠几部“高光作品”撑起名气。

八十年代后期，他做了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主动从大银幕往下退，转身走进话剧院。这不是对电影的否定，而是一种“回炉”。在话剧舞台上，他重新面对最直接的观众反馈，台下的一声轻笑、一个小小的叹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时候他开始排演经典现实主义戏剧，也参加中国当代题材的现代剧，角色跨度比电影里更大更难。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满足于“演好自己那部分”，开始走到导演位置，带年轻演员排戏，帮他们找节奏、找动机。有年轻演员回忆过，他排戏时经常让大家先把台词放下，讲讲自己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再从中抽细节，这种方法其实和他早年从生活里“捞人物”的习惯是一脉相承的。

家庭生活看起来平静，却有自己独特的轨迹，他和王文皓有一女，叫达秧。女儿从小在剧场和片场边上长大，耳濡目染，对影像有天然亲近感。成年后，她选择出国学习，走的是纪录片这条路。纪录片这件事和父亲做的表演，看似不同，其实逻辑相通，都是在讲故事，只是一个在镜头前演，一个在镜头后记录。达秧在国外安家落地，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一直保持着和父母的紧密联系，这种“远距离亲情”在很多普通家庭里也有同款版本，只是他们的沟通内容可能多了点关于创作和作品的交流。

进入新世纪，他慢慢放缓工作节奏，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和生活。他和妻子在退休前后，终于有机会一起按节奏吃饭、散步，补上之前因为工作分离错过的陪伴。很多人只看到老年演员在作品中的“慈祥形象”，却看不到他们私下里也会像普通老夫妻那样，为柴米油盐小事争几句，又在第二天一起去菜场买菜。

2015年，王文皓因病离世，这是他人生里的一个重击。面对女儿提出“来国外一起生活”的邀请，他选择谢绝，坚持待在上海老社区里，继续一个人生活，不请保姆，不依赖别人。他这个选择，并不是“清高”或者倔强，而更像是一种对自己节奏的坚持，熟悉的弄堂、熟悉的楼道、看了几十年的梧桐，比什么新的环境都让他更安心。老社区的生活节奏不快，楼下邻居打招呼、菜场摊主还认得你爱买哪一种豆腐，这些细微的日常，构成了他晚年的安全感。

短暂淡出公众视线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创作中去。2023年，他获得文艺界授予的终身成就荣誉，这是对他几十年累积工作的承认。同一年，他参加了有声作品《牛虻》的制作，不只是客串几个声音，而是担任指导，还亲自为多个角色配音。有声作品看起来比电影“轻松”，实际上对声音的控制要求极高，一个呼吸、一段停顿都能改变角色的质感。这一项目持续时间不短，对一个高龄演员而言，需要体力，也需要专注，他之所以愿意投入，是因为对经典文学始终保持兴趣，把配音当成另一种形式的“舞台”。

到了2024年，他又接下了《父亲在远方》这部新片，前往高原地区拍摄，饰演一位老兵。在高原拍戏，对年轻演员都不算轻松，高海拔、低气温、室外长时间站立，任何一个环节都很考验身体。对他这个年纪的人而言，每一次外景都是在和身体的极限做协商。但他仍然坚持实地拍摄而非完全依赖棚内替代，这背后是一种职业习惯，觉得“到了真实环境里，角色才立得更牢”。

如今，他依旧住在上海老式小区，日常自己做家务，按时锻炼，不把“高龄”当成标签贴在额头上。女儿达秧每年多次从国外回来，一起生活一阵子，陪他聊天、帮忙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这样的父女关系，既有现代家庭普遍的地理距离，又有一种被反复确认的情感连接，不是天天黏在一起，而是在彼此关键节点上都能出现。

回头看达式常这一生，少年时在弄堂搬冰块、卖用品，中年在时代浪潮里被迫停下又重新起步，晚年在失去伴侣后选择独立生活，再到高龄仍然奔赴高原拍戏，这些节点连在一起，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被命运安排好”的人，而是靠一点一点地咬牙和选择，把路走成现在的样子。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不会站上舞台，也不会拿到终身成就奖，但弄堂里的那种勤力、挫折后的重新出发、年老后仍想做点事的劲头，是可以互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