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读理解世界的交相错

发布时间：2026-04-01 08:35

2025年张辉教授的现代思想经典课程结束

与乐黛云教授合影

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张辉教授的学术生涯始终与“游历”相伴——无论是读书、远游还是听音乐和写作，所有的精神体验都凝结在他最新推出的个人作品系列中。这套书包括《如是我读一集》《如是我读二集》《德意志精神漫游：从歌德、尼采到黑塞》《寻访丢勒》《乐黛云传》《张謇传》《冯至：未完成的自我》等，既是他数十年学术思考的小结，也是一位热爱读书、热爱艺术的学者，以人文视角对生活和世界的思索与回应。

张辉教授少年时就曾手抄冯至的早年诗歌，一直葆有对文学的热爱，后来又师从乐黛云教授，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如今他用“有意思、有意义、有尊严”这句话要求自己，也勉励学生。面对当今信息碎片化的现实，他提倡完整阅读；即便各个学科越分越细，他依然注重开阔跨界的视野。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张辉教授，听他聊阅读的方法、中德文化的魅力、冯至等前辈留下的精神影响，还有比较文学对普通人的意义，也感受到了一位人文学者身上的真诚与温暖。

听了乐黛云先生的一次讲座决定做她的学生

张辉老师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令人见之心喜。跟着他来到办公室里，室内四壁书架顶天立地，堆满书籍与文稿的书桌上，一个大相框格外醒目，相框内是乐黛云先生的十余部著作的封面。这是张辉等弟子在先生80大寿时献上的贺礼。先生离世后，她的女儿又将这份心意回赠给了钟爱的学生。

张辉在北大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立学于乐先生门下已经30多年。他告诉我，当年选择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乐老师的影响。“研究生时我在南京大学就读，乐老师去做讲座。我去得晚了点儿，偌大的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我就静静站在最后一排。听讲完，心里就决定要做她的学生。”

张辉记忆犹新的是，乐老师的讲座内容是比较文学学科以及自己的生命经历。他完全被乐先生的人格魅力折服，同时也从她个人经历中得到不小的启发。

后来张辉报考乐先生博士生，乐先生专门派了一位老师去了解他的情况，“没问这人成绩怎么样，问的是这个人心性怎么样。”这是后来张辉考取后无意中得知的。“这真的是我心目中老师本该有的样子：首先关心做人，其次才是问是否适合做学问。”

张辉心目中的乐老师对学术是真正乐在其中，而不是为了外在功利。他也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如果觉得不是从内心热爱，真的应该另有选择。文学是人文学，是砥砺心性的，而喜爱尤其重要。

“乐老师常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觉得有意思，兴趣是激励学习最好的老师，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个道理，也成为张辉的一个自我要求。

光有意思还不够，第二层，是有意义。“也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信念，而且有担当，不仅仅关注自己是否快乐而已。现在说这些话，多少会让人觉得是‘大话’，但我觉得不是，人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中，必须是要追寻意义的。”张辉感慨，做人文学研究很幸运的一部分，就是它提供了感悟意义的更丰富可能性。

还有第三，要有尊严。“现在这个词也有些被误解，或者被污染了。捍卫尊严，就意味着有些东西是不妨让步的，但有些绝不能。超过了生命和价值底线，就要勇敢拒绝，不要苟且、不要被动配合。”

捍卫住底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乐老师在这点上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她很‘随和’，大家甚至会批评她太随和了，但她其实有很坚硬的内核却是不可突破的，所以，她的人格魅力才那样强。”

对于教师来说心性和德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张辉不太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原因是，第一，学者不是“分子”；第二，学者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储存者和保存者，甚至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对于教师来说，心性和德行更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铺天盖地的所谓人文学危机，张辉觉得大可不必过虑，“只要人类不毁灭，人文学就不会死。我们也有义务捍卫人文学，但只谈口号没有意义。”

“不只是‘疑’还要有‘信’，疑是为了信。这是熊十力先生在《读经示要》里说的。”张辉说：“如今的这个世界是破碎的，我甚至有时用‘灭裂’。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坚信。这是生命的需要，也是信念和依靠。如果没有这些，做人、做学问也就缺少了基础。”

张辉也不喜欢“学术生产”这个词。他认为学术不是“生产”的过程，而是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不是‘工业化’的事物，是陈寅恪所说的能超越俗谛的，这也是大先生们给我们的启示。”

张辉心目中，古今中外的大先生群星闪耀。作品系列中，他的三本传记，写的分别是业师乐黛云、乡贤张謇，以及从他少年至爱的诗人扩展为研究对象的冯至。

为乐黛云先生立传对张辉自不待言，他惟愿通过这位决定了他终生志业的恩师的故事，让读者领悟到其“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的生命意志。

张謇则是他的南通乡贤，这位清末状元的名字，张辉童年时就不断从祖父张盈浩口中听到，称谓是“张四先生”。但张辉在考上研究生后才完整拜读了《张謇全集》，那是他从家乡夫子庙书摊上购得的六卷七册大书。

他的第一稿《张謇传》“写在一册厚练习本上，不知何时不翼而飞”，重写的过程，被张辉视作“一次又一次长时段的补课”。令张辉欣慰的是，“通过一步步了解并理解张謇，我得以更亲近自己的乡亲与乡邦，并进而亲近博厚高明而又令人低回留连的伟大中国历史与光辉文化”。

研究冯至则似乎偶然。冯先生是张辉少年时最热爱的诗人，“初中时即手抄他的全部早期诗作，不少篇什至今尚能成诵。”而冯至是中国日耳曼学重要的代表性学者、歌德研究专家，又同时研究杜甫。张辉后来做比较文学，很快敏锐地发现这是太好的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之一，“仿佛冥冥之中被一根线连结了起来。”

张辉从大先生们身上真正体会到，那些坚信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的老师，比如说冯至先生、张謇先生……他们构建起了一个我们后辈可以从游的世界，已经存在的大写的人的世界。道不远人，这些大先生们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张辉笑言，自己非常幸运，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有这么多好的老师，还有很好的学生。“当然我也还算努力，所以没有太多虚掷光阴。”

通过“漫游”理解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元化

在张辉的学术和生活中，游历也是一种有机延伸。他总结：“读一本新书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游历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于他而言，游历是为研究蓄能。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持续数十年，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皆凝于笔墨，这些珍贵的文字，也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在《如是我读二集》的开篇是三篇游记，其中一篇，是跟着李零老师回他的山西老家。跟一个了不起的考古学家游山西，太难得了，所以我把那一次山西行的所见所感都仔仔细细写了出来。”行前，张辉还特意读了李零教授的《回家》和其他书，书中对家乡的眷恋与描摹，让他心生强烈共鸣，“对家乡的感情是很容易共情的。而我想，对桑梓之地有所理解，扩大开去，就是中国，就是世界。”

游历的种种体验，为张辉的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养分。他这学期给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原理》课，第一堂课便专门讲到自己的游历经验。“比如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伊斯坦布尔。原因是我研究一个20世纪很重要的比较文学家——犹太裔德国学者奥尔巴赫，他因为是犹太人而流亡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去看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工作过的大学、查书的教堂，所有这些让我的研究更接近研究对象，也更让我知道世界的多层次构成。”

张辉坦言自己“天性好玩”，每到一个地方，都愿意体验当地最切实的文化和生活，而他的游历也有自己的固定打卡清单：“一般首选三个地方，第一博物馆，第二大学，第三教堂或寺庙。”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读书”，是用自己的眼睛直接“阅读”不同地域的人物、历史与精神。他还补充说，如果当地有好的音乐厅，那最求之不得的就是听一场音乐会。

乐黛云先生的教诲，张辉始终记在心中。“乐老师说，我们做比较文学，不要把世界理解为只有一种固定形象。（如果）世界只有一种样子，想想都好无聊、好可怕。”他也始终认为，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个学科，就是让你理解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也可以说，正因为世界是这样丰富，我们才需要比较文学。所谓比较，不是简单地区分你我，就像文化的‘文’，核心意思是‘交相错’。比较的思维，不仅适用于学术研究，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日常乃至政治生活。”

比较使人心胸开阔，游历亦是如此。“看起来是打开外部世界，更多的也是在打开内在世界。”张辉说。脚步所至，皆是心之所向；行走的过程，也是不断打破认知边界、丰盈内心的过程。

倡导完整阅读构筑个人精神世界

于张辉而言，老师从来分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师者，言传身教、指引前路；另一种是看不见的老师，那就是读书和见闻。

谈及当下的阅读趋向，张辉没有偏见，直言“不排斥网上阅读，这些都是媒介”。他自己也会看电子书籍，“外文书籍的电子版本能放大字体，便于携带，方便很多。”“媒介是被冤枉的”，阅读是个人行为，而媒介只是载体，关键还在使用者本身。

但在碎片化的时代，张辉还是格外倡导完整阅读。这是他对自己、也对学生的“硬性要求”，提倡完整地读，自始至终。常有读者求阅读建议，他总笑着说：“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读。”玩笑背后，是想告诉大家，完整阅读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聪明的方法，读书，没有捷径可走。他常鼓励学生，要研究某一个人，或者对某人感兴趣，就尽量把他的作品彻底读一遍。“比如想了解鲁迅，不能只看他的杂文、小说，也要读一读他的日记，尤其是他给许广平的情书：《两地书》。”

当然，他也不否定浅阅读的价值，“随便翻翻也是好的，阅读的形式本无高下，核心是自己能不能调整好，是要有意识地建立起自己系统的知识世界。”

面对“读图时代冲击深度阅读”的说法，他同样不以为意。“读图也是需要技巧的，也需要训练和热爱。”他自己常花大半天时间看画册、听音乐、习书法，直言这些“完全是另外的阅读方式”。他也为年轻人正名，“其实我知道的，年轻人现在的阅读量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少，只是说他们可能缺少完整的阅读。”真正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做研究，看的净是‘关于书的书’。研究文学的人，甚至已经不看作品，而是靠所谓‘理论’。”在他看来，读原典还是最切要的。

张辉的兴趣极为广博，音乐、绘画、书法、阅读、写作，都成为他学问路上的养分。谈及爱好的由来，他说写字是家传，听音乐是受朋友感染。而对音乐的热爱，又与他的研究不期而遇。“我现在的很多研究关乎德国，一来是受冯至先生影响，另外跟听音乐也有关系。”听音乐时，他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看“说明书”：“很多是德文写的，看来看去德语也进步了。”

张辉认为人文学者的好处也在这里，所有的生命体验和爱好都不会浪费。“人文学本身就要关心方方面面，而比较文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打破壁垒式的学科分界。”

年少时，张辉的理想是做一名指挥家，“意外”成为教授。有一年在耶鲁大学，他还买了根指挥棒，“就是想过个干瘾。”张辉认为审美素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一个人的趣味之所在”。外界总将学者想象成“每天生活枯燥”的形象，他却全然不觉，“尽管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那儿看书、写东西，但努力保持生命触角的灵敏度。”

文学和艺术使我们“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这份对游历的理解，也融入了张辉对学生的培养与师生情谊的延展中。

“我有一个比较骄傲的做法，是每当毕业季都会组织在校和毕业的学生聚会。请在某个地方工作的学生做‘东道主’，负责做攻略、订食宿，然后大家AA制。只要是我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也可以带家属。”张辉开心地说，笑得格外灿烂。师生同行，走进彼此的乡土，在行走中交流思想、增进情谊，这份温暖的传承，是他与学生之间一种内在的灵魂联系。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当下，他始终鼓励自己和学生，“不要过于被学科限制，要尝试着将触角多向外延伸一点，尽可能把研究与生活联系在一起，读书的同时，经历加体悟，思考就会深一层。”这也是他自身治学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谈及自己的研究与游历的结合，《寻找丢勒》的创作便是最好的例证。问及为何选择研究丢勒，他笑言，这又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写这本书，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再向前延伸一步：“因为我主要研究德国启蒙这一段，借助丢勒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就可以将研究的时间线向前推一点。从另一个侧面，能更好地理解启蒙。当然我也‘崇拜’他，真是天才呀。”

为了写作《寻找丢勒》，张辉重走了他的路。“不光是德国，我‘跟着他’去了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他走过哪儿我就走到哪儿，用收集到的材料写了这本书。”

阅读为游历打下思想的基础，也给阅读带来鲜活的体验，二者相融，让张辉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扎根在现实的世界中，而非囿于书斋的空想。在《如是我读》的序言里，他摘引了《抽象的抒情》里的话，期待自己的写作，也能如沈从文所期待的那样：“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并坦言“通过这些文字，期望遇见更好的我，更好的你，更好的他，以及更好的世界。”

当被问及是否遇见了这些“更好的”时，他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是幸运的，我相信我遇到了。”语气真诚而坚定。

这份幸运，藏在阅读与游历的每一个瞬间，藏在与大先生们的精神共鸣里，也藏在张辉对生活和世界的乐在其中之中。就像冯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二十七首之二中所写：“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张辉始终相信：“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在这个世界拥有意思、意义和尊严。”

文/本报记者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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