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录 ▏“文必秦汉”说与王世贞的古文创作（上）

发布时间：2026-03-31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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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前后七子，特别是其中首创复古的李梦阳，论者往往以《明史•文苑传》中的“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作为其文学主张的宗旨。

然而，在历来有关明代前后七子文论的研究中，“诗必盛唐”说大多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文必秦汉”说则往往被冷落．后者为什么会被冷落呢?

不少论者认为关键在于李梦阳等人的有关主张不大明显，例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及李梦阳“文必秦汉”说时指出：

惟《空同子论学》上篇有云：“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似有文必秦汉之意。此外，只有在作品中犹可窥出其摹拟秦汉之迹。所以所谓文必秦汉云者，在批评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主张。【2】

似乎忽略“文必秦汉”说者有其应该忽略的理由。

然而，我们认为忽略“文必秦汉”说便是忽略了李梦阳乃至明代前后七子文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不应忽略王世贞为“文必秦汉”说的集大成者和他古文创作的成就。

《空同子集》书影

宗法《左传》与“文必秦汉”说

之所以说“文必秦汉”说是明代前后七子文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主张既比较明显，又一脉相承。

先看弘治年间崛起的“前七子”(本文以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为例)：

李梦阳——

除郭氏所引之外，此处再引述《论史答监察书》中的一段话，以便更为具体地看一看李梦阳的“文必秦汉”说，他说：

古文莫如《书》、《春秋》。孔子删修，篇寡而字严，左氏继之，辞义精详，迁、固博采，简帙省缩，……。【3】

康海——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有六人焉。

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鄠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穀、济南边廷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不溺于剖劘，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4】

王九思——

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5】

再看嘉靖年间复兴的“后七子”：

李攀龙——

秦汉以后无文矣。【6】

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7】

王世贞——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8】

徐中行——

王元美与余推之(李攀龙——引者)坛坫之上，听其执言惟谨，文自西晋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同盟视若金匮罔渝。【9】

由此可见，所谓“文必秦汉”大多是七子“自道”，其宗法先秦两汉之心昭然若揭。

上述师法秦汉的论说中的“诸公”和“同盟”云云，显然是指前后七子的群体。所谓“同盟视若金匮罔渝”等等，则清晰地显示出明代前后七子在“文必秦汉”上“群体自守”的意识。

而这种“群体自守”的意识，又具体地表现在明代前后七子一如既往地为他们这个“古文辞派”的寻根溯源上。

所谓寻根溯源，从师法对象所处的时代来说，是先秦两汉；从师法的具体对象来说，主要是左丘明的《左传》和司马迁的《史记》，这就是上文所引的李攀龙向王世贞所发出的誓言：“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

不过，明代前后七子在师法《左传》与《史记》中，尤其重视古文经《左传》，以此作为他们创作“古文辞”的楷模。

因此，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说中，有关《左传》的文论最多。

经我们逐卷逐篇地查阅明代前后七子的主要著作，初步统计出他们有关《左传》的专论有二篇，兼论有二十一篇之多。

在此不妨立简表如下，以便一清眉目。

明代前后七子有关《左传》文论一览表

上述简表，难免还有遗漏，但也足以说明七子派的“文必秦汉”说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有关《左传》的专论和兼论之中，也足以说明弄清《左传》与明代前后七子的关系，对于剖析“文必秦汉”说是很重要的。

因此，本文主要从师法《左传》入手来探究明代前后七子特别是王世贞的“文必秦汉”说。

《古文隽》书封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美艳雄整”与“文在天巧”

王世贞将韩愈的“左氏浮夸”说和李梦阳的“《左传》精详”说统一起来，认为：“左氏、《战国（策）》、司马氏、班氏为史学，美艳雄整，于道渐远于事近。”【25】

他以“美艳”说承接韩愈的“浮夸”说，可见他不像李梦阳那样无视《左传》与《春秋》相比较中显示出的这一重要特色。

王世贞既能正视《左传》“浮夸”(“美艳”)的一面；又能正视《左传》的另一个侧面——雄整，以“雄整”说承接李梦阳的“精详”说。

后者是“事出有因”，这个“因”在他的《艺苑卮言》卷三中有所透露：“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26】

他从尚实的角度推崇《左传》等的“雄整”，企图纠正唐以来浮陋等弊病，这无疑对“唐文”——包括对师法“左氏浮夸”的韩文等抱有偏见。

而王世贞将“美艳”与“雄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范畴，也是“事出有因”。这个“因”就是他在后期由早年与唐宋派的对立转向调和，使“文必秦汉”说有所松动，在某些方面不仅向韩、柳开放，同时也向欧、曾开放。

他在《南丰先生集叙》说：“唐韩愈氏崛起振之，其格力视前数家未卜先后，其言多纯而少杂，抑亦道与辞之间乎……独欧阳氏稍尔雅典厚，于道不惟近之，而时或有所阐发。曾氏出其门，其所持论归持等也。而出之以详整，不刻于事，事则显；不规于情，情则远。”【27】

正是在调和秦汉派与唐宋派的门户之见中，王世贞对《左传》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将“美艳”与“雄整”合成一个有关《左传》审美特征的完整的概念。

如果说王世贞的“美艳雄整”说折中于秦汉文派与唐宋文派之间，那么他的“文在天巧”说则明显地转向唐宋文派及其宗主：

善乎苏子瞻先生之自名，其文如万斛之泉，取之不竭，唯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凡人之文，内境发而接于外之境者十恒二三，外境来而接于内之境者十恒六七。

其接也以天，而我无与焉。行乎所当行者也，意尽而止，而我不为之缀，止乎所不得不止者也……

人巧貌难而易，天巧貌易而难也。会稽陶懋中，苏先生之流亚也……于六经外，益读诸子、左、国，先秦二京之言以下至大历开元之为韵语者，若糗教之酝于腹，既熟而出之，放溢横溃而不可御，芬旨袭于人口鼻，而争侈其盛。【28】

显然，王世贞的“文在天巧”说远师《庄子》，中法苏轼，近接唐顺之的“本色自然”【29】论。不过，王世贞认为，抒写自然成趣的文章，大多要靠在“心物交融”(“内境发而接于外之境”或“外境来而接于内之境”)中孕育“天巧”(灵感)。

这样，他就将“本色自然”论(“文在天巧”说)沟通于艺术思维的领域，不可不谓发前人所未发。

《南丰先生大集》书影

（2）“法不累气”与“才不累法”

王世贞主张“意”(内容)与“法”(形式)相互为用：“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也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证必切”【30】。

其中的“气”沟通于“意”，所谓“气从意畅”【31】，可见“气”即创作主体胸中之意气；其中的“才”也沟通于“思”，所谓“才生思”【32】，可见“才”即创作主体的才情，可以生发艺术构思。

因此可以说“法不累气，才不累法”已涉及“意”(意气或意兴)与“法”(法式)的辩证关系。而将这种关系说得更为明确的，是王世贞的《五岳山房文稿序》中的一段话：

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为用者也。……

彼见夫剽拟而少获其似以为真，曰：吾司马、左氏矣。所谓生气者安在哉?任于才之近，一发而自以为生色，曰：何所用司马、左氏为?不知其于走飞夭乔之则，何如也?玉叔(陈文烛，字玉叔)文亡论所究极，庶几司马、左氏哉!

不屈阏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殉意，裁有扩而纵有操，则既亦彬彬君子矣。【33】

这段文字总结了剽拟《左传》、《史记》和背离《左传》、《史记》的教训：剽拟《左传》、《史记》者“屈阏其意以媚法”，也就是委屈自己的才情(或意气)而逢迎于前人的格调(或法式)，使自己的古文虽具形貌而无生气，酷肖“古人的影子”；

背离《左传》、《史记》者“骫骳(纡曲)其法以殉意”，也就是放纵自己的才情而背离前人的格调(或法式)，使作品貌似有生气而失之于格卑调劣。

有鉴于此，王世贞标明自己宗法《左传》的完结是“不屈阏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殉意”，像宗法《左传》、《史记》的“彬彬君子”陈文烛(玉叔)那样，“自正宗发以奇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34】。

(3)“默受指挥”与“一师心匠”

王世贞在《古四大家摘言序》中批评唐宋派“不能据上游以厌群志，而一时轻敏之士，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群然而趣之，其在嘉靖间而晋、陵(晋江、毗陵，指王慎中、唐顺之——引者)为尤甚。”【35】

他与王慎中、唐顺之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力据上游”，寻根溯源。

但是，这种“力据上游”并非像李梦阳、李攀龙等人那样开启“优孟”《左传》、《史记》的恶习，而是应该“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晋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36】

在大量古籍的潜移默化之中，将书中之“古”溶化为胸中之“古”，这就是“默受指挥”；而手中之笔所表现的都是心中流出的“古化为我，我化为古”的意与情，这就是“一师心匠”。

如果说“默受指挥”是七子派从格调上“宗法秦汉”说的变异，那么，“一师心匠”则是趋同于唐宋派的“直写胸臆”【37】说。

而二者有机地结合，又将包括宗法《左传》在内的“文必秦汉”说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未完待续）

《史记》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