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北大女作家,给“姥姥和奶奶们”写了一本书

95后女作家金蕨,本名陈雅芳,生于福建漳浦县的沿海渔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23-2024年,她走访了10个家庭的三代女性,以出生在20世纪30-50年代的姥姥和奶奶们为核心,将她们讲述的人生故事汇聚成一部非虚构作品《脐带纪事》,于2026年1月出版。
3月16日,金蕨携《脐带纪事》来到搜狐文化书房,分享她笔下的故事和思考。搜狐文化选取了其中两位祖母的故事,一位是被经济压力和抑郁症困扰的姜桂举,一位是从村子里的贫困户奋斗成万元户的吕爱枝。
她们都出生在山东农村,分别生于1949年和1950年,相差仅一岁。她们的故事里有痛苦也有幸福和骄傲,沉淀着女性生命的重量。

金蕨访谈的祖辈女性们,有生活在城市的,也有生活在农村的。她们如今回忆起年轻时的劳动经历,城乡之间呈现出巨大的鸿沟。
金蕨表示,那些在城市的奶奶年轻时拥有进入学校和工厂工作的机会,当她们谈及自己的工人身份与劳动成果时,有明显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金蕨看来,这是稳定的经济收入给女性带来的底气。
相比之下,农村奶奶们的讲述中一辈子不过平平淡淡、生儿育女。但实际上,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她们也曾加入人民公社参与生产队的劳动,可回味起这段岁月,苦涩更甚于成就。
以1949年出生在山东烟台农村的姜桂举为例,金蕨在访谈中得知,她早年在人民公社劳动,以赚工分为生,劳动强度非常大。一年全勤劳动能挣三千分,但对于要带小孩做家事的姜桂举来说,一年劳动下来只能挣一千余分,相当于年收入六十余块钱。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元钱能买1斤半猪肉或15个土鸡蛋。姜桂举夫妇二人的收入必须省吃俭用才能糊口,更别说还要给儿子建新房娶媳妇,再算上办红白喜事和医疗费用,几乎是入不敷出。

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中的劳动妇女
四十岁时,姜桂举确诊了抑郁症,饱受失眠和潮热困扰,靠吃药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她回忆自己病症的开端,是参加喝农药自杀的妯娌葬礼后出现的。姜桂举细想,妯娌为了子女每日拼命赚钱,家庭的重担都扛在她肩上,兴许家里闹了矛盾一时想不开,就被“压垮”了。
类似的农村妇女自杀现象,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农村并不少见。武汉大学社会学学者刘燕舞在《农民自杀研究》中提出:自杀行为主要关联的是家庭治理的成功与否,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优越与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社会比较,这些物质性的经济条件又以身体为支撑载体。当社会比较失败,身体受疾病折磨,人们就会失去“奔头”,出现自杀意念。
金蕨拜访姜桂举家里时,曾几次听到她老伴手机里外放的短视频声音,内容多是农民艰苦生活与光鲜亮丽的城市居民生活的对照。与此同时,姜桂举也给金蕨算了一笔账:她的药费每月需支出200元左右,2003年新农合(农村医保)普及后,每月也得支出120元左右,此外还有日常生活用度。她的丈夫在外面做清洁类零工,加上养老金,夫妻二人每月满打满算只有一千余元收入,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曾在采访中表示,2025年全国城乡居民的月均养老金仅为287元,远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月均3498元的待遇水平。据媒体统计,2026年全国两会上,至少有10名人大代表提议,将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至300元-1000元不等。
金蕨认为,经济上的匮乏感与对老年生活的恐惧感始终影响着姜桂举,当她和亲家母谈起那些自尽的年轻人时,二人会相互附和着表达“活够了”,向死者致以同病相怜的理解。在金蕨看来,眼下支撑着姜桂举生活的只有亲人间的情感羁绊。

也有一些农村妇女试着闯出另一条路。同样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吕爱枝,赶上了东营胜利油田建设的兴盛期,她与丈夫靠进城摆摊、经营小饭店,在八九十年代成为“万元户”。
1950年,吕爱枝出生于山东滨州农村,二十多岁嫁到隔壁村,进入了一个几乎被贫困压垮的新家庭。困窘的日子持续到1980年,村子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夫妇二人起早贪黑地种棉花,产量总是比别人家好。
1984年,吕爱枝和丈夫离开村子,去东营做餐饮生意。彼时,东营迎来胜利油田大开发,跃升为地级市。石油工人是当地最“吃香”的职业,吕爱枝夫妇在石油工人的职工楼边搭起板房,摆摊给钻井队的年轻工人们卖点心,颇受工人们欢迎。

山东东营胜利油田
在吕爱枝对金蕨的讲述中,经营个体户比种地辛苦,全年无休终日为钱忙碌,还要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如此,吕爱枝夫妇一步步从流动摊贩干到自营小饭店,在东营经营十年后,当上了万元户。
吕爱枝想就此回老家滨州买房,在她这一辈人眼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就等于没有家”。未成想,二女儿和小女儿都考上中专,为了付女儿们的委培费,吕爱枝掏空了家底,只能在老家“从头再来”,直到1999年才买下了第一套房子。
家庭资产积累的艰辛,吕爱枝的长女刘青莉深有体会,她曾对金蕨如此评价她父母的生意历程:“他们那辈人挺惨的,老是拼命赚钱,还不如花得多,一直很辛苦”。
辛苦和不幸,是吕爱枝常对女儿倾诉或抱怨的关键词。长大后,刘青莉自学了心理学,才发觉母亲的表达里有两种矛盾的叙事,一种是“我这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种是“我很自豪把女儿们养大”。
刘青莉认为,母亲的“苦难叙事”背后其实暗藏着一种自得感,毕竟八九十年代的万元户是“了不得的成就”。在金蕨看来,无论是吃过的苦,还是事业的成就,两种叙事都是真实的,它们交缠在一起,构成了一名女性生命的重量。
-搜狐文化访谈后记-2023年2月,金蕨受作家八月长安的邀请,加入了一个追溯女性祖辈生命史的项目,这也是《脐带纪事》一书的起源。
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金蕨坦然地表示,“我听奶奶们讲古(闽南语,指讲述过去的事)不是为了还原历史事实,更多是为了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和感受”。

《脐带纪事》金蕨 著
金蕨生长在福建漳浦县的沿海渔村,从小就感受到村子里制度与文化交织而成的强大传统力量。长大后,金蕨走出了村庄,但她的两位阿嬷(闽南语,指祖母)仍长久生活在这里,围着供桌与炉灶忙忙碌碌过了一生。
如今,金蕨已经很难同年迈的阿嬷们完成一场深入对话,她说,“每次回去和她们相处时,除了一日三餐、嘘寒问暖,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聊。”童年的记忆和母亲的讲述,几乎是金蕨了解这两位女性长辈的过去仅有的方式。
时间在祖母与孙女之间隔开了一道代沟,金蕨只能通过抚摸阿嬷们的身体,感受历史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我外婆双手的指纹已经被磨花了,她录指纹锁的时候试了好几次,只有小指的指纹能识别出来”。

金蕨外婆家的老房子 编辑
在金蕨看来,这些女性的身体里蕴藏着一部家族史诗,却无人知晓。如果再不记录,这些时代的故事、家族的记忆和生命的经验,将会随着祖母们的衰老和离去彻底消散,于是她写下了《脐带纪事》。
在写作过程中,金蕨有一个新发现——林、花、梅、桂、枝......妈妈、阿嬷以及受访的女性长辈们,名字中大多带有植物。由此,她联想到故乡山坡上一种漫山遍野的蕨类植物,它们古老、有韧性、充满生命力。
她想传承这些故事,重新联结女性之间宝贵的生命经验,于是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金蕨。
参考资料: 财新《提高农民养老金成共识,但涨多少还在热议》 南风窗《“不能亏欠农民”,关于农民养老金的真相》 天涯杂志《刘燕舞:奔头儿——理解农民自杀的本土概念》撰 文|张天娇
编 辑|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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