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特别策划|寻赣记·桃李春风

在江西省博物馆“山谷雅集”特展现场,中国大陆迄今最全的黄庭坚手迹陈列一堂。人们从四面八方为一人而来。
他是中国书法史“宋四家”之一,笔走龙蛇间,可见松风涛涌,可见宋韵风雅,可见翰墨风流。
而赴山谷诗歌长河,有江湖夜雨对望桃李春风,有澄江月明朗照落木千山,也有开宗江西诗派回响千年的浩浩汤汤。
沙鸥入梦,江右风起;双峰相望,大宋月明。在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里,我们采撷千年前的故事,聆听它最动人的当下回响。
江西正脉,有自来矣
数次漫游展厅,几番翻开黄庭坚相关书页,被这位北宋文化巨擘艺术光辉照亮身心的同时,我们也不由得生出这样的念头:想要看看他的真实性情,他的人生起落,他的精神世界的来路和去处……
黄庭坚其人,性情很难三两句概括。大抵那些宗师般的人物,总是如此?格局宏阔,思想深邃如夜空,胸襟吐纳山海,一代代人追随着他的身影求知、问道,修齐治平,也叩问生命本质,可真要用几个词说清他是怎样的人,怕是难的。
但我们仍能从他的成长轨迹里,依稀勾勒出几笔真实的浅淡神韵。
黄庭坚博闻强记,5岁便能独立思辨。背诵完《诗》《书》《礼》《乐》《易》五经之后,他问先生:人言《六经》,何独其五?先生说,《春秋》不值得读。他不同意,说:既曰《经》,何得不读?于是,他用10天时间,把《春秋》也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19岁,他乡试第一,赴京应考。坊间传闻他是省元(礼部试进士第一名),人们欢呼庆贺,他泰然自若像在意料之中。结果出来,仆从呼喊着跑进门,举三指,原来座中三人中举而独独没有他,他仍从容饮酒。酒后看榜,确是首举不第,他面色如常。23岁,他进士及第。4年后,苏轼在湖州观其诗歌文章,赞其人“必轻外物而自重”,未相见,已相知。
36岁,黄庭坚入京改官,被派任知吉州太和(今江西省泰和县)。
元丰五年(1082),38岁的他挥毫作名篇《登快阁》。傍晚雨后初晴,他登阁远眺,大抵,也是有过今夕何夕之慨吧?他也曾枕着少年心性随舅父畅游淮南,也曾历经期会急如冰雹、文书催得像赶鸡,也曾亲手锄去父亲和妻子坟茔前的荒草,也曾嘟嘟囔囔抱怨七十钱一囊的粟麦太贵,薄薄的俸禄养不起家……十年走尘土,多少艰辛事。宗系家学、先辈仕历、交游学养、聚书万卷,终是化作了一句举重若轻的宽慰: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那只与他盟誓的白鸥,由何处飞来?
自杜甫那儿来。
许是多年前,一个同样凄凄的长夜吧。一代诗圣杜甫乘孤舟东下,转徙江湖,旅夜书怀,以诗篇浇筑心中块垒,“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清人王士禛说:“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几人?”黄庭坚师法杜甫,作诗“风味近杜少陵”,峭刻有之,老辣有之,潇洒亦有之。
现实境况里,他赴任四方,念兹在兹的,始终是烟火民生。担任叶县县尉时,他安流民、赈灾情;受“乌台诗案”牵连知太和后,他关心农事、巡查水利,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自警;移监德平镇(今山东省德州市德平镇),他以“镇小民贫”为由,与上司德州通判赵挺之推行的市易法相抗。
诗歌世界里,那一羽沙鸥的白,终是飞进了他的笔端。《流民叹》等诗作,哀民瘼、砭时弊,以诗讽喻,与“三吏”“三别”一脉相承。《虎号南山》诗三章,写“相彼暴政,几何不虎”,既有对老杜现实主义传统的接续传承,又别开生面地将“苛政猛于虎”这一自孔子以来的古老文学话题,以四言古诗体裁破题写出。他不仅以故为新,还孜孜于出新创新,“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起无端,接无端,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而拿山矾比水仙,在中国诗歌史上,亦始于黄庭坚。
44岁,有感于杜甫在成都的生活际遇,他写下《草书浣花溪图引》。这幅存世作品,是目前所见的黄庭坚草书作品中最早的一件,笔画线条缠绕。其中有诗句曰,“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是他对老杜的深情缅怀,又何尝不是他雅意林泉的内心自白呢?
那一羽沙鸥的白,也自江西正脉来。
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双井村,在后世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华夏进士第一村”。
这个双井村走出的孩子,家族世习儒业。家中前堂修竹,竹前有溪,后堂桃李延伸数十尺,背倚幕阜山。一门中,祖父辈出了6位进士,父辈中进士及第、名满四海者众,父亲黄庶、叔父黄廉,从伯黄庠、黄序,从叔黄富善等,对黄庭坚风操熏染,影响极深。
黄庶受杜诗影响最深,自号“青杜”,主张以诗歌明道德、伤忧患,强调诗歌的立意,认为诗应敦厚风俗,诗歌艺术风貌奇崛峭拔。也难怪后人读黄庶、黄庭坚父子的诗,不时有同样的感慨:有的说“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有的叹“庭坚诗律,盖有自来也”,还有人慨叹“黄太史以诗专门,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观其父所为诗,则江西正脉,有自来矣”(曹勋《跋黄鲁直书父亚夫诗》)。
这一羽白,又飞向了何方?
黄庭坚诗歌骨瘦韵远,格高力壮,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沾溉来者。其人疏朗磊落,乐为人师。于是,曾几案上黄诗屡绝编,陈师道读罢黄庭坚焚尽自己上千诗稿而学之……江西诗派很快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蔚为大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和共同理论主张的全国性诗歌流派。
江西诗派最值得称道的,未必是其完整而独特的诗歌美学理论,而恰恰是它随时代变迁的“以故为新”。陈师道论诗说换骨,徐俯论诗说中的,吕本中讲活法,韩驹论饱参……每个人各延所长,从江西诗派汲取营养,开自己的生面。
这份始于黄庭坚的守正创新,弥足珍贵。基于此,江西诗派历来生生不息,还在东亚汉文化圈留下了自己的雪泥鸿爪。
有趣的是,黄庭坚的接受史,亦是一部被反复误读到广泛接纳的传播史。人言:最知山谷者,唯近世新一代学人。好在,迷雾终将散去,那个于历史尘烟中向我们徐徐走来的身影,挺拔如竹,亦高洁如那一羽沙鸥的白。
双峰对望,大宋月明
峰立北宋诗坛,巍巍然峙于天地间。
两峰相望,一为眉山苏东坡,一为分宁黄山谷。
嘉祐年间,苏轼出蜀,名动京师,如峨眉雄峰拔地而起。彼时,黄庭坚尚在修水故里,少时已能作诗,一句“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已见才情。二人此刻尚不知,日后他们将并肩开创宋诗新风。苏黄出,宋诗始大成。
如阮嵇,如李杜,文人的友谊在历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苏黄之交,亦始于才情。熙宁五年(1072),一纸诗文成为两峰相连的桥梁。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到湖州公干,湖州太守孙觉见到友人欣喜万分,拿出女婿的诗文求其指教,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认为“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绝非俗辈。五年后,苏东坡途经齐州,齐州太守李常也拿出外甥的诗文请苏轼指教,苏轼与诗文的作者惺惺相惜。而孙觉的女婿和李常的外甥乃是同一人——黄庭坚。
黄庭坚视苏轼为仰止高峰,愿以师礼事之。听闻苏轼盛赞,于是作诗两首,投献师门,“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执礼谦恭,情真意切。苏轼收到诗信后也愉快地回了信。此后,二人诗书往来,酬唱赠答,相知愈深,开始了“相依在平生”的情谊。
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众人避之不及,而黄庭坚既焦急又愤慨,未有疏远。元丰三年(1080)初春,苏轼赶赴黄州贬所。是年,黄庭坚则罢北京教授至吏部改官,知吉州太和县。二人虽隔千里,但依然神交。黄庭坚游舒州山谷寺,流连忘返,自称山谷道人;苏轼于黄州城东的荒坡躬耕,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在赤壁之上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笔力千钧,豪迈宏阔;黄庭坚登上快阁吟诵“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字字锤炼,意境旷远。二人各有风姿,却皆怀赤子之心和济世之志,这相似的风骨,让两座文坛高峰,愈靠愈近。
命运飘摇如时局。哲宗即位,东坡复官,山谷亦入京。元祐元年(1086)春日的一天,风和日暖,黄庭坚难掩喜悦和兴奋,拎着一包双井茶和一方洮河砚,第一次去拜谒神交多年的老师苏轼。至此,夙愿得偿。与此同时,其他苏门学子等一众才俊也汇聚京华,盛况空前。在驸马王诜的西园中,竹影婆娑,墨香袅袅,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16人聚于此,或挥毫泼墨,或吟诗作赋,或品茗论道,画家李公麟一纸长卷,定格了这一盛景,苏门学士的才情,在一方园囿里汇聚,这就是与“兰亭雅集”“玉山雅集”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三大著名雅集的“西园雅集”。在京相处三年的日子里,苏轼与黄庭坚政暇雅集,讲道论艺,鉴书赏画,从诗文格律到书法笔意,从民生疾苦到庙堂理想,无所不谈,大畅平生师友情。
他们是师生,亦是知己。苏轼才如江海,作诗为文,宛若神行,非人力可及,黄庭坚作诗求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于法度中寻新意。苏轼在为黄庭坚指点迷津的同时,也在学习黄庭坚,“自谓效黄鲁直体”。二人切磋琢磨,黄庭坚写《双井茶送子瞻》,苏轼作《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黄庭坚有《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苏轼回《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黄庭坚《岁寒知松柏》言“心藏后凋节,岁有大寒知”,苏轼《和黄鲁直效进士作二首岁寒知松柏》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一来一往,情意绵长。彼时的汴京,因这两座高峰的相会,文气氤氲,成为北宋文坛最璀璨的所在。至此,苏黄并称,推宋诗自成一格,成就“意胜精能、气骨幽韵”的宋调风范。
苏黄皆在“宋四家”之列,如双峰竞秀,风景各异。黄庭坚曾在《山谷集》中评价:“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轼)为第一。”然而,他们在平时,却常取笑对方的字。一天,东坡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言毕,二人相视大笑,毫无芥蒂。这戏谑的背后,是深植于心的理解和默契。苏黄在切磋书艺的过程中,相互声援,不仅使宋代书艺大振,而且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世事如云海翻涌,党争再起。东坡一贬再贬,越走越远,黄庭坚亦受牵连,贬谪西南。纵使峰峦相阻,二人的情谊却从未断绝。尺牍往来,纸短情长,那些信笺上的文字,穿越万里关山,滋养着彼此的心灵,“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思极成梦,崇宁二年(1103)正月,黄庭坚与苏轼在梦中相会,二人以诗文切磋谈笑……而在两年前,苏轼已病逝于常州。
两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贬谪的途中。绍圣元年(1094)夏夜,彭蠡泽烟波浸月。一叶扁舟载着黄庭坚与苏轼,漫游星汉。在党争愈炽的夜色里,二人在这赣鄱大地的浩渺江湖之上,完成了命运最后的交会。
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一山有一山的错落,却都载着明月,载着大宋风华。
当时月是此时月
江右的风,大宋的月,在此刻凝聚成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
赣江之畔的江西省博物馆,全国观众往来不息。这是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故宫博物院共同为黄庭坚而设的“山谷雅集”特展,是江西省博物馆联动14家文博单位共同写给黄庭坚的一封“情书”。踏进门扉,便似踏入了黄庭坚的一生。
几卷真迹,满室笔墨,将那位从修水走出的文坛巨擘,从北宋的时光里清晰地勾勒出来。少年乡居的清趣、青年游学的意气、壮年游宦的求索,藏在“吾谁与归”“元祐风华”“湖海行吟”的诉说里。
“七”“衣”“夜”……当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认真地识认《青衣江题名卷》上的大字时,千年翰墨焕发出新鲜的气味,仿佛让人看到黄庭坚正款款而来。穿透纸背的不止此间的雅,还有黄庭坚的风骨。一路湖海漂泊,仕途坎坷,未曾磨去文心。那一笔笔沉稳的字迹,是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坚守,是与当代人的精神对话,亦是江右文人“文章节义”的最好诠释。江水东流,洗去了岁月的尘埃,却洗不去黄庭坚刻在江右大地上的印记。
黄庭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以香养性、以茶修身、以兰明志、以酒抒怀,构建起自己的生活美学。这场雅集,也是一场可闻、可感、可参与的文化相遇。有父子并肩而来,流连于各大馆荟聚的真迹与故宫名器前,在山谷以诗寄情、以书载道的精神世界沉醉;有学者彼此低语,畅谈书法四大家的各自擅长与异同;有退休教师自发在体验区科普宋代文人雅致的生活面貌和独特的美学风尚,妙语迭出;有文化博主逐字逐帧拍下真迹墨韵,珍之爱之。倘若你完全不懂书法、诗歌和绘画,也没关系,和展区的北宋风雅碰一碰面,或者,像眼前的三岁孩童般按下药香气囊,体验一把文艺生活博主黄庭坚钟爱的香氛;又或者,像穿着宋朝服饰而来的女孩,只在苏黄彭蠡相会之时的那轮明月下打打卡,对着各大家技法不一的永字八法临摹两笔,又有何不可?
酣梦或小憩,本无不同,不都是枕在宋式文人美学的臂弯里,给自己一场精神的沐浴吗?
当时月是此时月,每一次回望,书写的不都是我们自己与黄庭坚之间独一无二的相遇吗?
“吾家双井塘,十里秋风香。”黄庭坚热爱家乡,而他的身影,也早已融进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人们的生活,从进士园到高峰书院,从黄庭坚故居到墓园,从展示江西诗派源流发展的主题博物馆到体验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松风堂,人们沿着修河追寻黄庭坚的足迹。而各种纪念黄庭坚的活动,在江右此起彼伏。紧邻省博物馆的省图书馆,在黄庭坚诞辰980周年“山谷雅集”特展开展之初,就举办了系列关于黄庭坚的学术讲座。为支持特展,省图书馆出借了《豫章黄先生文集》《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录三卷》等12件展品,均是珍贵古籍版本。另外,省图书馆推出的江西诗派文献特展,参观人数超10万人次。
赣鄱文脉长,诗意越千年。在黄庭坚的大纛之下,江西诗派聚拢了大批喜爱作诗、读诗、论诗、刻诗的诗人,江西成为宋代重要的诗歌乃至文化中心之一。今天,江右人以各种方式传扬江西诗派。《江西诗派诗集》丛书是宋代以来第一部全面展现江西诗派诗作的诗文总集,影印古籍2500余页,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在《江右文库》发布的第三批成果中,《江西诗徵》出版,能在数据库查阅,并对晦涩难懂的部分进行释义。此外,《江右文库》还将出版《江西诗学史》,收录《黄庭坚传》等江西诗派名家传记。
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人们也深爱着他。爱他参与开创的宋诗大成,爱他热爱的宋式文人生活美学,爱他点亮了中国诗歌盛大璀璨的天空,也爱他“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新精神……
千年时光流转,修河逶迤向前,黄庭坚的诗心,仍跳动在人间。
黄庭坚年谱
家风熏染 学海撷英 (1045-1066)
1045年(庆历五年)出生于洪州分宁双井村。
1051年(皇祐三年)作《牧童诗》,展现早慧之才。
1058年(嘉祐三年)父亲黄庶病逝于任上,家道中落。
1059年(嘉祐四年)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博览群书。
1063年(嘉祐八年)参加洪州乡试,名列第一。
1064年(治平元年)赴京参加礼部试,落第,返乡苦读。
桃李春风 诗书自安 (1067-1093)
1067年(治平四年)登进士第,调任汝州叶县县尉,正式踏入仕途。
1069年(熙宁二年)目睹百姓疾苦作《流民叹》,体现民本思想。
1072年(熙宁五年)参加四京学官考试,成绩优异,任北京国子监教授。
1078年(元丰元年)致信苏轼,并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开启苏黄神交。
1080年(元丰三年)改任吉州太和县知县,赴任途经舒州山谷寺,自号山谷道人。
1083年(元丰六年)知太和县期间,推行德政,后调任德州德平镇监镇官。
1085年(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旧党复起,被召入京任秘书省校书郎。
1086年(元祐元年)任《神宗实录》检讨官,与苏轼在京相会,结下深厚友谊。
1088年(元祐三年)作《草书浣花溪图引》等,诗文书画创作进入鼎盛期。
1091年(元祐六年)无心京城党争,两度上书请求外任。母亲病逝,扶柩回乡。
1093年(元祐八年)葬母亲于分宁双井,建“永思堂”守孝。
道途多艰 节义愈彰 (1094-1105)
1094年(绍圣元年)新党执政,以《神宗实录》“诬毁先朝”,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
1098年(元符元年)移戎州安置。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召还京师,途中作《松风阁诗帖》,悼念好友苏东坡。
1102年(崇宁元年)任太平州知州,仅九日即被罢免。
1103年(崇宁二年)被罗织“幸灾谤国”罪名,流放宜州。
1105年(崇宁四年)病逝于宜州贬所。
卒后,亲友护其灵柩从宜州归葬分宁双井祖茔,朝廷追授“龙图阁学士”、追谥“文节”。
(万芸芸整理)
□ 周颖 谢龙龙


《黄庭坚书法经典丛帖》
黄君 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一笔一画见真章
在黄庭坚诞辰980周年之际,江西美术出版社推出了《黄庭坚书法经典丛帖》(全10册,以下称《丛帖》)。《丛帖》在黄庭坚传世书法作品中,从楷书、大字行楷书和草书三种书体里,精心挑选最适合学习临摹、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印而成。所选作品计18件(其中楷书2件、大字行楷书6件、草书10件),编辑成《黄庭坚草书千字文》《黄庭坚楷书徐纯中墓志铭》《黄庭坚楷书狄梁公碑》等字帖10种。
黄庭坚是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大家之一。他的碑志一类楷书,打破唐人森严法度,而追寻汉魏六朝书法神韵,具有典型的宋人写意特色。《徐纯中墓志铭》和《狄梁公碑》是黄庭坚50岁前后所作两通碑志楷书,徐纯中是其表弟(姑母之子),狄梁公即唐代名相狄仁杰,《狄梁公碑》碑文为范仲淹撰写、黄庭坚所书,故其有“三绝”之誉。二作章法皆有行无列,结字宽绰灵动,且带行书意味而与唐代楷书大异其趣;点画用笔爽利而不失稳健,上下呼应,左右顾盼,神韵意境与文字内容两相协调。黄庭坚这两通碑志楷书,实已开启宋代写意楷书的新风。
大字行楷书是黄庭坚最具个性风格的一种书体。此次出版的《丛帖》有大字行楷书4册,收录《砥柱铭》《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卷》《赠张大同卷跋尾卷》《经伏波神祠帖》《松风阁帖》《范滂传》计6种。黄庭坚大字行楷书用笔稳健自信,又不乏起伏变化,结字则中宫收紧、四围开张,是典型的所谓“长枪大戟”式,章法布局则字间紧密、行距相对较大,形成有机统一,整个作品浑然一体。
大字行楷书是黄庭坚在追求个性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人格化审美创作的典范,是近千年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境界——书法的点画笔墨形式,作品文字内容,与书写者的心性情怀、人格志气达到高度的统一。
黄庭坚草书是继唐代狂草之后,中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也是黄庭坚书法艺术的巅峰所在。黄庭坚天资聪颖,少年时即喜欢草书,到中年草书之名已高,依然不断修炼精进,晚年草书境界超迈,得逸格之美而独步天下。此套《丛帖》有草书4册,其中一册《千字文》,是黄庭坚中年(43岁)临习怀素大草的重要作品。因此作曾被怀疑是伪作,故长期不被人注意。此次以单帖、原色放大出版,让书法同道可以一睹黄庭坚这位草书大师中年临习古人所下的功夫,从中体会其师古而自化的经验。另外3册分别是草书名作《廉颇蔺相如列传卷》《诸上座帖》和宋拓孤本《郁孤台法帖》。黄庭坚草书的特点是篆法用笔,兼以行书入草,且强调笔势起伏和空间协调变化。他不像唐人那样一味追求快捷狂放,而是节奏随文字内容和当时心境、情绪变化时快时慢,写性抒情,超逸绝尘。这种草书在哲学境界上,属于与“狂”道相对应的“狷”道,与知其所然、有所不为的人生哲学相统一,是老庄道家无可无不可思想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所以笔者把黄庭坚这种草书称之为“逸草”。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其实书法中的逸格也是这样——这是黄庭坚草书最精妙之处。
□ 黄君

《黄庭坚研究》
杨庆存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千年往事如飞鸟
在宋代文学的谱系中,黄庭坚是个既复杂又典型的人物。他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又与苏轼并称“苏黄”,还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建树,但也因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创作理论,遭受争议。
20世纪50年代前,关于黄庭坚的研究一度被视为“冷门中的冷门”。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升温,人们开始客观全面地看待黄庭坚。杨庆存所著的《黄庭坚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基础展开分析,打破了前人对黄庭坚的偏见,不仅勾勒出黄庭坚的真实全貌,也为宋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是黄庭坚七岁时写下的诗句。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化巨子之一,黄庭坚对哲学、史学、文学、书法等造诣精深,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他深厚的家学渊源。作者在研究中发现,自宋代以来,对黄庭坚家族世系的记载存在诸多讹误。为去伪存真,作者不仅遍览《山谷集》等作家本集、宗族谱牒,更有志传、行状、墓志铭、书札等一手文献,通过严谨比对与细致辨证,厘清了黄庭坚家族宗系脉络,尤其点明了父亲黄庶的诗歌风格对他的直接影响。作者的考证不是孤立地分析史料,而是把这些文献放到了黄庭坚的成长、婚姻、游学、科举等具体的生活中进行解读,为我们理解黄庭坚的性格形成和创作风格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长久以来,人们把“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简单理解为模仿前人的文字,甚至认为这是江西诗派作品晦涩难懂的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申述和廓清。“夺胎换骨”是诗意的继承,“点铁成金”是语言的继承。从文学史和文化史两个角度,作者追溯了这些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提出其核心“都是强调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行超越前人的艺术创造”。
宋代文人因革前人的实例不胜枚举,如林逋《山园小梅·其一》里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自南唐江为的写景残篇“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被认为是“点铁成金”的“千古绝调”。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坛宿老更有此类做法珠玉在前,作者认为,宋以词称,许多名篇隽句也都取法前人。黄庭坚为文强调独创,不提倡因袭模仿,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之言。由此出发,传承经典而不囿于经典。黄庭坚强调在充分吸收经典文学养分的前提下实现创作突破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传承中创新”的普遍做法。这种解读不仅纠正了以往的片面认识,还把创作理论和文化精神结合起来,让读者看到了黄庭坚文学思想的深层价值。
群星璀璨的宋代文坛,苏轼与黄庭坚的情谊发散出耀眼的时代光芒,为后世津津乐道。“一代高名孰主宾,中天坡谷两嶙峋。”本书浓墨重彩考察了“坡谷”友谊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苏黄二人于诗文辞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其自身就具备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二人友谊则体现出明显的群体意识、历史意识和个体自觉。他们提携奖掖后进,拔擢培养新秀,从而形成阵容强大的文化群体,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为突破唐诗的创作边界,黄庭坚追求诗的颖异奇崛,并经苏轼“效黄鲁直体”推扬而改变了宋代的诗风气象。在词体方面,苏黄推动词由儿女情长向抒怀言志转变,形成了雅重豪放的风格流派。此外“宋四家”中,苏书黄字各为一体,也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苏黄二人亦师亦友,“进相汲引,承传磨砺”,成为后世文人的交往典范。
黄庭坚一直以“诗书双绝”闻名于世,实际上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据作者统计,黄庭坚除去日记集《宜州乙酉家乘》,约有2600篇散文流传至今。黄庭坚视“文章为国器”,其散文受到了当时文林的赞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而近代以来,人们极少关注山谷散文。从艺术特征及人文精神看,作者认为黄庭坚散文“精于意而得于体、笃于情而深于理、博于识而巧于辞”,有很高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这为我们认识黄庭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千年往事如飞鸟。”循着《初至叶县》的诗句轨迹,作者抽丝剥茧般厘清了被岁月模糊的细节,不仅带读者读懂一个真实完整的黄庭坚,还以他为切入点,探寻了宋代文人的人格风骨和社会文化的兼容并蓄,这些优秀特质时至今日仍贯穿并契合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千年前,黄庭坚孤独地在文学和艺术的山谷坚守与开拓,今天的我们依旧可以听见那清晰的回响远远传来,铿然有力。
□ 谢龙龙

江西诗派与“江西体”
对江西诗派的众多看法中,相对较能取得共识的界定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领袖,由一批宗仰黄庭坚的诗人,在声气相通、互相唱酬的过程中不断聚合,像滚雪球一样自然形成的诗人群体,其影响席卷整个宋代。
这个界定有四个要点:第一,黄庭坚为诗派的领袖,是其他成员宗奉、推崇的对象。这也是江西诗派得以成立的首要因素、关键因素。第二,这是一个未经规划、组织,也非由谁明确发起或人为推动、促成的诗人社群,而是由一批宗仰黄庭坚的诗人,自然、自发聚合而形成的群体。成员无结盟意识,成形之后再被赋名、确认。第三,这是一个松散的诗人组织,从未举行过覆盖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群体活动,其社群“聚合”的形式,有偶然性、随机性的小规模聚集或唱酬,也有较长时间的、非稳定的游从。第四,江西诗派产生主要应是宋徽宗崇宁、大观、政和间,最初活动地较集中于洪州、江州、抚州、黄州这一片区域。但它不是两宋之交的地域性诗派,产生以后很快就向全国扩展,成为全国性的诗歌风潮。时间上,从北宋后期向后绵延至宋末,仍不绝如缕。
《两宋文学史》指出:“江西诗派在南宋时的影响是巨大的。”看来,松散的群体形式,虽难以营造直接的煊赫声势,却可借助家族、师友、门生辗转授受的途径,因关系的持久、稳固,而释放更持续、长久的影响力。
黄庭坚在世时,是江西诗派酝酿期。他身后,先有豫章社,然后出现了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吕本中“宗派图”所列名单是江西诗派刚刚确立时候的队伍。南渡以后,元祐党禁、诗禁逐渐解除,高宗甚至表示“最爱元祐”。苏轼、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的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诗坛宗黄慕苏由私学一变而为“显学”,成为对全国诗界影响最大的一股力量,大有席卷天下之势。
此后,江西诗派进入革新期,主要以陆游、杨万里等人诗风成熟、确立自身个性为标志。就整体而言,正如清人朱彝尊《裘司直诗集序》所说,“宋自汴京南渡,学诗者多以黄鲁直为师”“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惟江西最盛”。
在余波期,江西诗派作为一个社群组织,其发展仍有浮有沉,有起有落。当作为社群的江西诗派不复存在,但具有江西诗派气息的个体是完全可能存在的。而低谷期的这类个体保留着江西诗派的火种,火种不灭,一到合适的时机就可发展壮大,形成新的具有社群性质的新江西诗派。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曾指出,认定江西诗派应该“以味不以形”。江西诗派最优秀的成员并不都是江西人,从地域的视角无法解释江西诗派,只有更内在的视角才能讲清这个诗派。江西诗派的诗风,实即杨万里所说的“味”,是以“江西体”或“江西格”的名义被人们交流、讨论和实践。
“江西体”或“江西格”的内涵,首先是由黄庭坚赋予的,瘦硬生新、奇峭兀傲。此后陈师道继以枯淡瘦劲、老硬朴拙,共同奠定了“江西格”的基本面貌。
今天,打造“新江西诗派”的申议已经响亮地喊出。“新江西诗派”沿袭旧称而特别冠以“新”字,是在凝练时代性课题、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与宋代江西诗派的渊源与衔接,参考后来广义江西诗派的有关经验。而以古今通贯的眼光研究江西诗派的千年发展,是为打造“新江西诗派”,推进有地方活力的江西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
□ 杜华平
“兴寄高远”映时代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有着极为自觉的理论主张与艺术追求。他提出的“兴寄高远”说一定程度上对“兴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兴寄高远”说既内在于儒家诗教传统,也融合了宋代文人的艺术追求和时代思考。
黄庭坚反对空洞无物、形式华丽的创作,反对抒发浅薄的情感,要求诗歌所寄之情应具有普遍性、深刻性。他强调的“高”指的是精神境界之“高”,“远”指的是艺术表现之“远”。黄庭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尤其推崇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苏轼旷达超脱的胸襟。他认为诗人应该具备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品格、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江西诗派,尤其是黄庭坚本人,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都遵从这一基本理念。
黄庭坚一生官职不高,还多次被贬。但他不沉溺于怨愤,在诗中构建超脱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所说的“高”,既是儒家“仁以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也包含着道家“乘物以游心”的超逸,二者交融为一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不俗”气象,这正是江西诗派“兴寄高远”说的灵魂所在。
诗歌的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和抒情,同时也是真知的载体,这就要求诗人积极主动地学习前人的经典之作,积累广博的知识。同时也要求诗人具有主体意识,能够对历史、人生发表超越常人的独到见解。黄庭坚博闻强识,其诗歌引经据典,阅读黄庭坚的诗歌往往需要丰厚的知识储备。黄庭坚的诗歌内在地包含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其创作中,有对生死的超然表达,有对生存困境的探问等,大量的互文写作,使得其每一首诗都极为广博。
黄庭坚主张通过化用典故、突破常规、锤炼句法等方式,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与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及“意在言外”“不露斧凿痕”的艺术追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黄庭坚还善于将前人使用过的意象化用在自己的诗歌中,并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这种以故为新的创作策略同样使得诗作含蓄蕴藉。如他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一句,“江湖”的广阔苍凉与“夜雨”的绵密萧瑟相互渗透,共同铺陈出一种深沉郁结的情感基调。
在黄庭坚的影响下,江西诗派的情感表达往往深沉内敛,情感和思想具有沉淀感。实际上,对“高”的追求与“远”密不可分,江西诗派讲求的凝练含蓄迫使读者放缓阅读速度,主动填补空白,深入咀嚼字句背后的深意。这种语言的张力和留白,为意境的深远提供了空间,引导读者超越字面,探寻“言外之意”。
在黄庭坚看来,这一诗歌的实践路径是非常具体的。黄庭坚视“读书明理”为作诗的基本前提,要求诗人深入研读儒家经典,以明人伦物理、修齐治平之道。通过精研史书以洞察历史兴衰、人事变迁、世态炎凉的内在逻辑。通过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前代优秀诗文,汲取思想智慧、艺术精髓和语言养分,获得深邃的文化视野和现实批判力。
黄庭坚的“兴寄高远”说,构建了一个以治心养性为根本、读书明理为基石、广阔胸襟为内核、深远见识为前提、精湛艺术表现为载体的完整诗歌创作方法论体系。它要求诗人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境界高尚、学识修养深厚、心系家国、洞察世情的“不俗”之人。唯有如此,其诗歌才能超越个人一时一地的感性经验,触及和抵达宇宙人生的本质。只有被深刻的思想、高洁的情感和宏大的关怀所滋养,诗人的创作才能达到格高韵胜、意深义远的艺术境界。
“兴寄高远”说的理论主张及在江西诗派的创作实践,对宋诗整体特质的形成与塑造产生了奠基性和方向性的深远影响。它强调的道德人格修养,推动了宋诗对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和人格理想的诗意呈现;其对学问根底的重视,奠定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基础;其倡导的理性思考,强化了宋诗尚理、尚意、追求思辨深度的倾向;其追求的含蓄深沉的表达与古朴瘦硬的风格,扭转了晚唐以来的浮艳诗风,确立了宋诗沉潜内敛、思致深微、韵味悠长的审美基调。可以说,“兴寄高远”说所蕴含的精神高度、学问深度、思想力度和艺术远境,直接促成了宋诗的独特面貌,成为宋诗确立自身艺术品格的重要理论支柱。
同时,“兴寄高远”内在的超越精神与艺术追求,在后续的诗歌批评与创作实践中,被不断激活,不断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诗学一股强劲的自我革新力量与价值评判尺度。
□ 苏勇
来源:大江新闻-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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