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44岁的经意之作，却蕴藏着他苦难的根源

苏轼一生崎岖坎坷，跌宕起伏，与出身名门，扶摇直上的贺知章相比，属实有些悲惨。纵观他们的一生，不难看出，苏轼败在性格太过于耿直，虽是性情中人，却只会发牢骚，不懂变通，在这一点上，贺知章要远超苏轼。假如苏轼有贺知章一半的张弛有度，也不会落得个多数书迹被焚的下场。

而要说到才华，苏轼绝对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才，其集文学、书法、绘画之大成，造诣极高，为“宋四家”之一。其书上追二王、颜柳、李北海等，对传统钻研颇深，用笔多取侧势，行笔厚重、精到，结体扁平，体势左低右高，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又重“写意”，追求“信手”之妙，为北宋尚意书风代表。其书以楷、行、草最为擅长。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就是苏轼的行书的经意之作，写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时年四十四岁。这一年，他由徐州改知湖州，三月里动身，四月底到达，此诗即写于途中。到八月，他因讪谤罪下狱，也就是文学史上常提到的“乌台诗案”，这首诗作于“诗案”前夕。

从诗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苏轼此时的心情非常的抑郁，早在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时，苏氏兄弟就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

【释文：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

先是苏辙评论新法，使神宗不悦，于是贬为陈州学官。苏轼更加沉不住气，连写两个详细的奏章，纵论朝廷得失。这样，政争就进一步扩大。诗人自己也知道处境已难，就索性主动请求外调，神宗准许了他。诗人从此过着一种被猜忌的生涯，九年之中，换了四个地方，始而杭州，继而密州和徐州，后来是湖州。

【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

外调之后，苏轼更觉委屈，一种愤激情绪，往往在诗词中不择而出。他的亲友为他耽心，在杭州时，表兄文同便在寄给他的诗中作了最直率的规戒，劝诫他谨言慎行。

【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

但是，从苏轼的作品中可看出，他显然没有听进去，反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富，大多笔墨恣肆，隐寓讥讽，甚至开始发牢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乌台诗案”发生。看来，苏轼在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依然没有意识到世途艰险，官场如战场的危机。

【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

此篇行书高清放大后，发现他的字点画精到，笔笔交待清楚，不滞不速，沉稳浑雄，峭逸劲健，神彩夺目。很明显，他将他的情绪尽数带到了书法中，尽情的挥洒发泄。

【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评：“禅宗习见语，施之此题却宜。答秦之见戏，箭锋相值。”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管道宦海浮沉，过于的天真和直率，必是其苦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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