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意与情怀交织的1933年，媒体与女明星如何演绎爱国情感？电影皇后选举背后的故事

1933年元旦清晨，上海外滩的雾气还没散尽，新闸路一带的报摊却已经热闹起来。摊主把一叠刚送来的小报拍在木箱上，有人好奇地问：“这报纸怎么名字怪新鲜的？”摊主答了一句：“新出的，《明星日报》，专说影戏的。”一句简单对话，点出了当时上海城里一种新气象：电影业兴起，围绕电影的生意和情感，也在悄悄改变城市的节奏。

这一年，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东北沦陷的阴影还压在整个中国上空。战火尚未波及上海租界内部的灯红酒绿，影戏院一场接一场，霓虹灯照耀的，是暂时的安稳，也是隐隐的不安。有人去看电影是为了消遣，有人是为了追逐女明星，还有人则在银幕和现实的夹缝里思考：这个国家究竟往哪儿去。

恰恰在这样的气氛里，一场名为“电影皇后”的选举活动被推上舞台。表面看，是给女明星戴上桂冠的娱乐游戏，仔细一看，却牵出了媒体经营、社会心理和爱国情绪的多重交织。

一、报纸、影迷和一桩“点子生意”

1933年新年那天，《新闻报》的编辑部照常忙碌。三十出头的陈蝶衣看着桌上堆得高高的稿纸，心里很清楚，正经的新闻固然重要，可上海滩的读者，还有另一种迫切的需求：谁在演新戏？哪家影楼又签了新人？哪位女星最近上了封面？

在报界摸爬滚打多年，他对读者口味有数。社会新闻、政论文章固然有读者，但“风月版”“影戏版”的读者更稳定，付钱也更痛快。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筹划了一份专门报道电影、戏曲和明星的报纸，名字起得很直白——《明星日报》。

新报纸刚创办，头一件事不是请名人题词，而是想办法打响知名度。陈蝶衣心里明白，单靠几篇影评，远远不够。报纸要有“噱头”，要能让人一听就想掏钱买一份。正在琢磨时，他想起了七年前的一桩旧事：1926年，上海曾办过一次规模不大的影后选举，虽然草草收场，却在影迷中留下过一阵热闹回响。

旧事翻新用，是传统报人最拿手的手法。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他并不满足于简单模仿，而是动了更大的心思——把“电影皇后”选举办成一场全市甚至全国都能参与的活动，同时又为《明星日报》拓展读者群。这既是新闻，也是生意，更是一次关于“舆论力量”的试验。

陈蝶衣找到《大晶报》的冯梦云、《铁报》的毛子佩几位同行，把想法一说，对方一听就明白这是个能“造势”的好机会。几个人一拍即合，干脆成立了“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筹备委员会”，自己担任选举委员，既负责组织，也顺势分享这场热闹带来的影响力。

很快，《明星日报》的创刊号在显眼位置刊出了“电影皇后选举启事”。在当时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天一、联华等片厂聚集，大批年轻女星频繁出现在银幕上，阮玲玉、胡蝶、胡萍等名字已家喻户晓。启事一出，不少影迷顿时有了参与感：平日只能在银幕下仰望的女明星，现在可以通过投票“捧”出一个“皇后”。

值得一提的是，报纸并没把这件事当成一次简单的宣传，而是几乎每天都在头版更新候选人名单、得票数，还把投票人的姓名一并刊出。这样的安排，明显经过精心设计。一来增加紧张感，刺激读者持续买报；二来利用“公开”这个手段，营造一种“公正”“透明”的印象。娱乐和商业，媒体与读者，就这样一步步被绑定在同一个事件之上。

二、选票、规则和“公正”的表演

如果说创意是点燃火苗的一根火柴，那么具体的投票机制，就是让这场活动烧得更旺的干柴。选举启事上写得明白：凡想投票者，需先购一份《明星日报》，在报纸附带的选票上写下心仪女演员的名字，再填上投票人姓名，然后投到组委会设置的投票箱内。

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其实颇为精巧。每一张选票都绑定一份报纸，销售量自然水涨船高。投票人实名制，在那个时代也算新鲜做法，一方面显示对“严肃性”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最粗糙的重复投票、造假行为。至于能不能堵住所有漏洞，组织者心里很清楚，但至少在舆论层面，姿态要摆出来。

随着活动持续推进，《明星日报》天天刊登的票数变化，像连载小说一样吸引读者。谁的票数上升了，谁被反超了，每天都有新“剧情”。办公室职员、商号伙计、学生和家庭妇女，都有了闲聊的新话题。茶楼里，有人摊开报纸指着头版说：“你看，胡蝶今天又涨了几百票。”旁边的人接话：“阮玲玉也不差，再等等。”

不得不说，这种“连续剧式”的公示，极大强化了参与感。普通人原本只能在影院里做观众，现在则成了“评委”，手中的选票仿佛有了决定命运的力量。媒体精心编排的规则，让这股情绪有了出口，也让《明星日报》在同类小报中迅速脱颖而出。

随着时间推移，投票范围突破上海，扩展到全国除东北沦陷区外的大部分地区，南方一些省城甚至内陆城市的影迷也寄来选票。值得注意的是，组委会还收到了一张来自日本神户的选票，这在当时不免引人议论：一场发源于上海的小报活动，居然被远在海外的华人或日本观众知晓并参与，可见电影以及相关舆论的传播力度，已经不再局限在一城一地。

不过，活动越火，问题也越多。在个人投票基础上，陈蝶衣他们开放了“团体投票”：学校、公司、社团都可以集体投票。看上去，这是顺应群众热情的举措，实际上也给舞弊大开方便之门。一些人打着团体名义成批投票，有的甚至有人出钱买票，为自己喜欢的女星“造势”。

有意思的是，即便出现了这些不够规矩的操作，活动的整体热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对多数参与者来说，哪位女星多了几百张“可疑”的选票，并不妨碍他们期待结果。更重要的是，实名公示的形式仍然维持着“整体公正”的表象，就像舞台上的布景，明知是搭出来的，但观众依旧愿意进入剧情。

按原计划，投票应在1月30日截止。然而到了月底，《明星日报》发现势头仍然很猛，且上海天气寒冷，不利于立即筹办大规模颁奖活动。顺势调整，组委会宣布将投票期延长至2月28日。延期本身也是一次营销：多给一个月，就多出几十期“有看头”的头版，这对一份刚创立的小报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

三、三大公司、众女星和一顶桂冠

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尚处起步阶段，但上海已经聚集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公司。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公司各有风格，也都有自己的当家花旦。明星公司注重都市情节剧，天一公司偏向传统戏曲改编，联华则在艺术探索与商业平衡之间寻找出路。

在三家公司的众多女演员中，胡蝶、阮玲玉、陈玉梅三人票数始终领先。她们各自形成了鲜明的银幕形象：胡蝶大方明亮，笑容自信，被许多观众视为“现代都市女性”的代表；阮玲玉戏路宽广，表演细腻，在悲情角色中格外抢眼；陈玉梅则有一份清新端庄的气质，稳稳占据了一部分影迷心中的位置。

从1月到2月，票数此起彼伏，每一次更新，都牵动着影迷的情绪。有人寄希望于最后几天“翻盘”，有人则早早断言胡蝶必胜。试想一下，在当年的弄堂里，一份小报可以引发几轮争论，这在过去的戏园子时代并不常见。电影这种新式娱乐，正在改变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方式。

2月28日，投票终于截止。组委会宣布，将在上海大加利茶社公开统计结果。茶社本是文人雅集的地方，此刻却成了电影界和新闻界的焦点场所。这一天，陈蝶衣邀请了多方名流：新闻界有姚苏凤、沈秋雁，美术界有张光宇、张振宇，电影界也来了高天楼等人，算得上是一场跨界聚会。

经过对数万张选票的清点和统计，结果揭晓：胡蝶以21334票的高票遥遥领先，压过阮玲玉等竞争对手，成为这次选举的“电影皇后”。这个数字在当时意义不小，要知道，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观众虽已不少，但能够主动买报、剪票、寄票的人，仍是相对有限的一群人。两万多张选票背后，是城市中产、青年学生以及部分商人、职员的集体意向。

胡蝶后来回忆过自己当时登上“皇后”之位的心情，一方面是兴奋，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因为这顶桂冠，不只是“漂亮”的象征，也是一种公众目光的集中。在舆论塑造之下，一个“电影皇后”必须兼具专业能力与个人形象，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议论的对象。

对《明星日报》而言，结果揭晓并不意味着活动结束，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如何把这次选举转化成更大的社会影响，甚至牵扯到当时的政治情绪，是接下来那几个月里最值得玩味的一环。

四、“航空救国”与一曲余音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给上海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中国军队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奋力抵抗日军，虽然最终不得不退却，但“抗战”“救国”等字眼，已经深入人心。1933年，东北尚在沦陷，华北局势紧张，抗日情绪在城市中层逐渐发酵。

组委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氛围，决定把“电影皇后”的加冕典礼与“航空救国”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借助这场娱乐盛事筹集善款，用于购买飞机或支持航空事业。娱乐活动披上了爱国的外衣，爱国热情也借由明星与媒体得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1933年3月28日，上海大沪跳舞场门前车马如龙。这个平日以歌舞闻名的场所，当晚有了另一重意义。著名实业家虞洽卿、潘公展等人到场，官场与帮会势力也有所表示——上海市长吴铁城和青帮领袖杜月笙虽未亲临，但分别派人送来贺信。政商名流、影星艺人、社会团体代表济济一堂，这场原本属于电影圈的活动，被推到了更宽广的公共空间。

大会以“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的名义举行，一边是歌舞演出和茶会，一边是爱国捐款和颁奖仪式。在女星们的歌声和主持人的烘托下，胡蝶缓步走向舞台。她穿着精致的旗袍，仪态沉稳，在众人的注视下接过象征“电影皇后”的证书。台下闪光灯频闪，掌声不断，这一刻既是明星个人的高光，也是媒体造势的巅峰。

值得一提的是，胡蝶在颁奖后演唱了一首《最后一曲》。这首歌带有浓烈的家国情怀，歌词中不乏对山河破碎的感叹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当时的观众不少人难免动容，有人轻声议论：“唱的是戏，想的是国。”银幕上的爱情故事，与现实中的国家忧患，在这短短的一曲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交汇。

门票收入的一部分被宣布用于“航空救国”，无论实际数额多寡，对于当时的城市民众来说，这种参与感是真切的。买一张票，看一场盛会，再留下“为国家尽了一点力”的心理安慰，这种情绪极大增强了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媒体、企业家、官员与明星，共同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联手。

从结果看，《明星日报》通过这场选举活动，确实达到了提升影响力的目的。一份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很快跻身上海知名报刊之列。胡蝶则借“电影皇后”头衔，巩固了自己在影坛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娱乐可以承载爱国情绪”这一模式，开始在社会上形成印象。后来各类募捐义演、慈善晚会，无不从中找到范本。

遗憾的是，这样的繁华并未持续太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大部分地区。四年时间，足以让一代影迷记住“电影皇后”的笑容，却挡不住时代风云的骤变。胡蝶在战火中辗转，她所象征的那段民国影坛的黄金时代，也被迫落下帷幕。

从1933年的“电影皇后”选举回看那几年，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线索：上海作为近代都市，已经具备制造明星、推动舆论和组织大规模公众活动的能力；报业与电影业的结合，使“媒体事件”有了新的形态；而在国家危机背景下，爱国情绪又与娱乐活动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交织。

生意之外，人们确实寄托了情感；情怀之上，又离不开具体的运作和算计。1933年的这场“电影皇后”选举，恰好立在这两者的交界处，成为一个别具意味的历史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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