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

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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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名丹 [7]，字圭，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商人，活动于魏惠王之时，与惠子、孟子、孟尝君是同时期人 [7]，晚年先至中山国，再至齐国。 [5]

早年为官

白圭在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魏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白圭因为为魏惠王主持逢泽之会有功，封于浍地。 [14]魏惠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魏惠王用中山君为相，白圭改任水利官员。 [14]

战国商人白圭

白圭担任水利官员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擅于铸造堤坝，《韩非子》中评价白圭办事谨小慎微，铸造的堤坝没有水患 [10]。

惠施继任中山君为相后，白圭非常反对惠子，认为惠子的话就像是市丘之鼎，虽然很漂亮，但是对于治国没有什么用处。 [11]《吕氏春秋》的作者也认为，白圭非难惠子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12]

白圭和魏国贵族新城君交好，曾经劝导新城君不要听信谗言，相信自己。

在魏惠王晚年（公元前320年），孟子来到魏国时，白圭曾经自夸自己治水堪比大禹，被孟子所讥讽 [7]，又向孟子请教怎样抽税合适 [8]。

魏襄王三年（公元前317年），公孙衍前往齐国，劝说齐国相邦靖郭君田婴派遣其子田文（即孟尝君）来到魏国为相。田文向白圭请教魏文侯为何名声与齐桓公并称，但功业不如对方，白圭回答说，齐桓公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而魏文侯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魏文侯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13]

游历东方

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看到这一情形，就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是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之后，赵国多次进攻中山国，中山国被迫割让四城求和。 [17]中山国和齐国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却都婉言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预感到中山国和齐国即将灭亡，回答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已经到了尽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了尽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了尽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奋发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如果让中山王和齐王听说五尽之道而替换，那么不止于亡国。忧患在于没有听说，即使听说也不相信。然而国君的要事，在于能听取正确意见。中山国五次割地给赵国，齐国在濮上之役战败，都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丢弃它生存的要素，制造它灭亡的原因。 [5]

弃政从商

白圭经过一番游历之后，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于是他放弃从政，转而走上经商之路。《史记》、《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2]

白圭的出生地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洛阳人善为商贾，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追逐利润是洛阳人的传统。出生于此的白圭有极高的商业天分，很快成为战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战国时期，商业迅速发展，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因此也鱼龙混杂，有的公平买卖，正当经营；可是也有很多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很多大商人还兼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于是，当时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廉商”、“良商”，另一类称为“奸贾”、“贪贾”、“佞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经说，经营珠玉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感的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白圭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要经营方向。

战国商人白圭

白圭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就大量收购粮食，囤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上等谷物。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不能够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足以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1]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一切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越，工商界的天下，已经被新兴于春秋末年的自由商人占领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百代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白圭

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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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孟子-告子下》，顺天应人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水——降水者，洪水也—一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7]

无过无不及篇：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 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8]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於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11]

《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蝺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 “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 [11]

《吕氏春秋-有始览-听言》：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毂言也，其有辨乎？其无辨乎？造父始习于大豆，蠭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后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于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12]

《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孟尝君问於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雠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 [13]

《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5]

《韩非子》

《韩非子-喻老》：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 [10]

《战国策》

《战国策-魏策二-犀首见梁君曰》：犀首见梁君曰：“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田需从中败君，王又听之，是臣终无成功也。需亡，臣将侍；需侍，臣请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为子之不便也，杀之亡之，毋谓天下何，内之无若群臣何也。今吾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为子杀之亡之，胡如?”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 [15]

《战国策-魏策四-白珪谓新城君》：白珪谓新城君曰：“夜行者能无为奸，不能禁狗使无吠己也。故臣能无议君于王，不能禁人议臣于君也。” [16]

《史记》

《史记·六国年表》：魏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二十九年，中山君为相。 [14]

《史记-货值列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穀，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6]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 [17]

《汉书》

《汉书-货值传》：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9]

商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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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漆器

白圭还很注重扶植农民的生产，以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商品来源。他曾经向农民供应优良的谷物种子，既为自己获取了利润，又帮助农民增加了产量，使自己掌握了更充足的货源。白圭把自己的商业经营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商业来促进农业生产，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来推进商业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是前所未有的，这比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高明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商业，尤其是以权贵富豪为对象的珠宝经营利润极高。但是白圭选择的“下谷”等生活必需品的经营，面对的却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因此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农副产品的经营受农业收成的制约很大，因此，把握时机，尤其是掌握年景丰歉变化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战国商人白圭

知识渊博

白圭具有高超的把握时机的本领，他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粮价低廉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白圭的这套商情预测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农业经济循环论，这表现出白圭极高的知识水平和高远的眼光。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做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白圭创造性地继承、应用了前人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理论和经营策略。他曾经极为自负地说，他治理生产，经营买卖，就像古代的伊尹、吕尚运用谋略治理国家，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样。白圭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经营，证明他是完全有资格如此自负的。 [4]

广收门徒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在战国时期，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1]

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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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也还恪守白圭“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而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奉行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思想，而当代著名自由撰稿人，创业投资家唐永生他也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舍”的经营理念，也是对白圭经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其中，“时”是指市场行情，“观时变”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变化。他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决策思想。其中，“人弃我取”是指当商品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时，就趁机买进。他深知“贱下极则反贵”的道理，所以趁其供过于求，价格低廉时买进。“人取我予”则是当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就趁机卖出。这就是“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白圭说的“时变”也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理财决策必须加以贯彻

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理财要善于用人

白圭认为理财要选好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

理财要薄利多销

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民众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

网址：白圭 https://m.mxgxt.com/news/view/20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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