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怎么样产生和形成的，又在何时流行于世？

发布时间：2026-02-05 13:12

《孝经》虽然问世于西汉初期，但其文化地位的显著提升，却是在东汉时期才逐渐显现。到了唐朝，因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释，这部经典的地位迅速提升，最终在南宋以后，正式被确立为儒家十三经典之一。西汉初年，关于孝道的讨论或许已经有所流传，但尚未形成定型的文本，因此，那个时期的《孝经》并不存在。史书记载的最早编撰《孝经》的几位人物并非西汉初期的人士。例如，长孙氏是谁？史书上并未明确说明，甚至连司马迁的《史记》也没有提及这个人物。这表明，长孙氏不应是早于司马迁时代的人物，否则《史记》不可能忽略他对《孝经》的贡献。至于江翁，从《汉书·王式传》可以推测，这位人物生活在汉昭帝与汉宣帝时期。其他如后仓和翼奉也同样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物。至于张禹，他则是汉元帝和汉成帝时期的人物，去世时约在前5年的汉哀帝建平二年。即使我们提到的《孝经》版本——据称由孔安国收集的所谓古本《孝经》，也只是汉武帝天汉年间的产物。史书明确记录，孔安国当时将所有古籍收藏于朝廷的图书馆，而这些典籍并未公开，直到汉宣帝之后，这些所谓的古本典籍才开始陆续被学者们整理出来，并且逐步面世。因此，纵使孔安国的名字和《孝经》有所关联，但实际上，《孝经》真正的诞生，应该是在西汉中后期。

如果我们将《孝经》的编撰历史与其他经典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像《易经》、《尚书》、《诗经》和《公羊春秋》在秦末汉初时便已经有了明确的编撰者和传承者，而《论语》和《孝经》两部经典的编撰者却大多出现在西汉中后期。这表明，《孝经》的正式问世，像《论语》一样，应该是在西汉中后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尽管提到过《孝经》——如在《梁孝王世家》、《平津侯主父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中有提到，但关于《孝经》具体何时成书并无详细记载。由于《史记》成书时的西汉社会仍然奉行黄老思想，而《史记》的结束时间在前104年的汉武帝太初元年，而孔安国整理《孝经》的时间则是在太初年后的天汉年间，因此可以推测，《史记》中提到《孝经》的内容，应该是后人添加上的。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篇章中，既有东汉班固的论述，涉及到许多司马迁去世数十年后的人物和事件。从《汉书》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最早出现《孝经》相关文献的，是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时的一道诏令，旨在举荐贤良文学。虽然在汉昭帝时代，《孝经》可能已经开始成文，但那时的《孝经》仍显不完善，且尚未在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因此，《孝经》的正式问世，最早也应当是在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孝经》在西汉时期的传播，可能随着孔儒文化的兴起，逐渐流行于汉成帝晚期，也就是西汉末期。如今我们所见的《孝经》，实际上是清代《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唐玄宗御注本《孝经》，而非西汉时期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汉哀帝和新莽时代的学者在刘歆的整理下所编纂的古文经典本。事实上，这一版本的《孝经》，与西汉时期江翁、后仓和翼奉等人编撰的《孝经》有所不同。

《四库全书》收藏了多种版本的《孝经》，其中包括由西汉孔安国整理和流传的版本，唐玄宗的注释本，宋代司马光和朱熹的注释本等。关于孔安国的故事，也在史书中有所记载。据说，在汉武帝末期，鲁恭王刘馀在拆除孔子故宅时，发现了一批齐鲁古字的儒家经典，但这些文字无法辨认，这段历史至今仍存在着诸多疑点。《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孔安国整理了《尚书》、《礼记》、《论语》和《孝经》中的古文，但这些古文并没有明确的来源。有人认为，孔安国整理的《孝经》并非直接来源于齐鲁六国时代的文献，而是经过重新编撰的古文经典。关于这一点，后人也有不少质疑，是否真如史书所言，孔安国通过发现孔子老宅中的古文典籍，整编出了这些经典？这种说法至今仍然充满争议。

从《汉书·儒林传》中的记载来看，刘歆作为新莽国师，在整理经典时，所依据的古文经典并非来自汉武帝时代的孔安国遗留下来的古文，而是根据汉隶文字重新编纂出的版本。刘歆的古文经典实际上是他根据当时的文化需求和政治背景创造的，尤其是在王莽时期，刘歆及其门徒通过整理和推广这些经典，为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些由刘歆整理的古文经典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其中很多内容是伪造的，但它们却成为了当时儒家学派的重要教材。通过这些史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西汉末期至新莽时代，儒学经典的整理和重编，如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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