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后援会集资的合规性讨论 与监管困境探究

□吴思彤

明星“应援”是起源于日韩，在国内粉丝圈广泛流行的粉丝支持偶像的系列行为，涵盖现场互动、线上数据维护、资金支持等多类活动，是粉丝表达对明星喜爱、提升明星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疫情结束后，文娱产业复苏，明星后援会集资已成为粉丝应援的核心支撑模式。明星后援会多为无法人资格的松散或准科层化网络社群，通过第三方平台、社交群收款等方式募资，此类形式占比超80%，是当前集资的主流模式。但受粉丝群体低龄化、组织监管缺失等因素影响，乱象频发：“粉头”卷款跑路、资金流向不明、未成年人过度消费等问题突出，甚至涉嫌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既扰乱市场秩序，也直接侵害粉丝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明星后援会集资监管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行为性质认定难与规则适用分散。集资常以“应援”“公益”“周边团购”等名义伪装，兼具民事自治、经营活动、金融募资等多重属性，而现行规范分散在未成年人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支付结算等多个制度板块，适用门槛与责任形态差异明显，导致“用哪部法、由谁管”缺乏统一口径，执法尺度不一与监管真空并存。二是多部门监管协同不足。集资链条涉及社群组织者、平台、支付机构等多主体，监管横跨网络内容、市场交易、金融支付等领域，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权责边界模糊，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易出现“各管一段”的碎片化执法。三是平台治理与行政执法衔接不畅。平台是明星后援会集资的重要“入口”，依赖社区公约等私法化规则治理，口径弹性大、标准不透明，而行政执法强调法定程序与证据闭环，两者缺乏有效衔接，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四是资金穿透与追责难。集资多采用小额多笔、跨平台转账、个人账户代收等方式规避监管，资金流向分散、票据不齐。关键动员信息多存于私域社群且易灭失，组织者常以“志愿者”自居，责任主体识别、过错认定与损失计算复杂，导致“能发现、难定性、难追责、难退赔”。五是未成年人保护落地难，未成年人可通过借用成人身份、家庭共享账号等规避年龄识别，平台与组织者在限制参与、限额、退款等方面缺乏统一强制标准，多停留在提示性告知，难以有效防控超额消费与财产风险。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困境，需从维护市场秩序与公共利益的核心逻辑出发，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首先，明确明星后援会活动边界与组织底线。严格区分“粉丝自发非资金性应援”与“类经营/类募资活动”：允许开展以情感表达、文化传播为主的非资金性合法支持行为，对集中募资、面向不特定群体动员等行为纳入规制；规定长期化、规模化后援会落实负责人实名备案、重大支出留痕，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消费、虚假宣传与道德绑架式催缴。

其次，推行分级分类管理与负面清单制度。按参与范围、资金规模、动员方式等，将集资划分为低、中、高风险：低风险以小额、短周期、用途明确、即时结清为特征，采取平台提示、限额与事后公示；中风险多为金额较大、周期较长、用途多项，应强化事前备案、专户或托管入口、阶段性披露与票据留存；高风险包括面向不特定人群动员、跨平台多通道收款、层级分账明显，应触发强监管。明确负面清单，禁止向未成年人动员集资、无资质以公益名义募资、承诺收益或返利等类金融行为。

再次，强化资金托管与信息公开刚性规则。要求中高风险集资引入合规第三方托管，实行项目专户、专款专用，结余资金按约定路径退回或移交公益机构；构建统一披露模板，公开项目说明、预算结构、凭证清单等内容，提升资金可追溯性与透明度。

最后，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全流程约束机制。落实未成年人年龄识别、限额与退款通道机制，运用技术识别高风险话术与异常交易，分级采取提示、拦截、冻结等处置措施，疑似未成年人账号默认关闭集资入口；对可疑或中高风险资金活动实行按日/按项目限额与24小时冷静期，强化风险强制提示；建立一键申诉与快速退款通道，平台对违规组织者采取强制措施并留存证据，配合监管部门追责。

笔者相信，通过上述措施，可有效平衡粉丝情感需求与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明星后援会集资乱象，切实保障粉丝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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