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曼玉不是好莱坞明星

发布时间:2026-01-24 00:14

原载2004年11月14日出版《纽约时报》

作者:苏珊•多米纳斯

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一天中多半的时间用来为最新电影《Clean》接连接受访问后,演员张曼玉步出洲际酒店,从室内走入阳光明媚的初秋午后。大步迈出酒店门口时,她碰到了刚拍完电影回来的朋友,这位在中国可能是最有名的女子随意站在人行道上开心地用广东话与她的同行聊着,仿佛无人会留意。可能因为姣好的脸蛋上架着大大的古琦太阳镜比起戴个小的反光镜片要好,大约过了一分钟,逗留在酒店外的一位摄影记者注意到张曼玉。初始,有一位摄影师上前去拍照,很快地两个、四个、十六个,直到一圈话筒和闪光灯将她围住,如同因向心力驱使而集中到一起。越来越多的影迷、采访者和拍照者加入其中,他们大多数是因电影节而来多伦多的亚洲电影爱好者。

张曼玉习惯于这样的包围,也习惯了别人帮她离开如此重围,一位电影节处理公共事务的年轻加拿大女子蹒跚地拉着她的胳膊。有人招手要了出租车,张曼玉朝它走去,转身向朋友微笑着挥手告别。她看起来并不像刚逃脱幽闭的重围,而是愉悦并略有些尴尬,如同没穿雨衣在小雨中跑淋湿了一般。对北美公众的接纳程度张曼玉总有些不确定。但在香港,自从1983年18岁获“香港小姐”亚军以来她就是个明星。现年40的她曾经为避开屋外聚集的拍摄者和记者连续3个星期待在家中。反过来在纽约和洛杉矶,甚至连要个签名都很少有人找上她,除非有来自亚洲的游客幸运地在街上看到她。在加拿大她这张脸也不大容易被认出来,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何让自己享受自在的街边谈话之乐趣,而忘了一个电影节会打破常规状态影响到她在地球上某个地方的名声。经过21年,张曼玉亚洲超级明星的地位已经稳固建立。在中国,她是获得表演大奖最多的演员。

初出道时,他在成龙的系列搞笑动作片《警察故事》中扮演烦恼多多、无理打闹的女朋友阿美。(成龙曾说过,他第一次在香港电视上看到张曼玉,她给他的印象是“不会让我想将她从楼梯上踢下去。”)最终她对动作片的创意和过多的打斗感到厌烦,在80年代后期开始与王家卫合作,后者爱幻想,注重画面美感,将她从扮演打斗喜剧的角色转化到像《旺角卡门》和《花样年华》中那样有更多细微层次的角色——感情强烈又难以企及的女人或欲脱离纯真的天真少女。到90年代中期,她与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合作,这是她首次跨越国界选择西方观众。后来她与导演结婚并主演了他执导的《Clean》,正是这部电影让她获得戛纳影展的影后桂冠。对于张曼玉的亚洲影迷来说,这些年来他们看着她从奥黛丽•赫本转型为葛丽泰•嘉宝。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观众对张曼玉只有朦胧的印象——如果不是没印象的话——她在美国今夏的卖座中国片《英雄》中抵挡箭阵?好莱坞电影观众对亚洲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几乎一无所知,这真让人有些大惑不解,就好像名人成了脆弱的输出品一般无法完成7000英里跨越太平洋的飞行。

张曼玉的英语虽有点口音,但很流利;她的美貌,全球通吃;她的才华,毋庸置疑——戛纳的认可证实了她的中国影迷二十年来所欣赏之跨文化的魅力。而对张曼玉不是好莱坞明星感到诧异即是对一更大的问题感到诧异:为何没有任何一位当代亚洲女演员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明星?张曼玉舒适地坐在多伦多她所下榻之精品酒店的大堂里,仍戴着太阳镜,一开始看上去并没发觉这个问题有多么的非回答不可。“我事实上并没有受到这种困扰,但可能这是很平常的,”她说,“如果拍一部香港电影,你能期望罗伯特•德尼罗做什么?他可以扮演一位生活在香港的美国人,但这样之后……”她点了一根烟,想了会儿,“可话又说回来,现在有那么多的亚洲人生活在国外,这不应该区别对待。”电影《Clean》大部分在巴黎取景,张曼玉在其中扮演一位想脱离毒品的瘾君子,这样她才可能从孩子父亲的父母处要回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因吸毒过量而死。她现在的前夫阿萨亚斯专门给她写了这个角色,碰巧是个中国人。这只是角色的次要方面,在剧情的发展中并不起关键作用:这不是关于移民或种族间关系或文化误读的电影。这部电影在法国发行很广,并曾达到巴黎票房亚军的位置。从《费加罗报》周末增刊到闹市区的《LesInrockuptibles》(译注:法国知名音乐杂志),张曼玉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本重要法国杂志的封面上。“十年前,我认为观众还会想‘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位中国女子?’”张曼玉说,“在欧洲,我们现在已没有原先那么封闭。但是我想可能美国观众还是那么想的。”

虽然张曼玉回答了我关于《Clean》的问题,但她一开始却机敏地不理会其他问题,而是向采访她的人发问了一连串小女生般的问题(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兄弟姐妹间的融洽度),这种行为在任何主题的采访中都不常见,对名流更是如此。起初看起来像是在玩防御性的把戏,但是后来她没有戒备地与我对谈了关于抛弃男人(“我们别把它说成是抛弃吧”)、中国占星术、生小孩(还没准备好但是不大关心)和她抵挡婚姻诱惑的不安(她说,35岁时暂时的单身是一回事,但在45岁时一个人——“我想,嗯,那就不大好”)。在英国长大的她仍对最近刚被放出城堡的那位皇室成员感到好奇,对自己在西方相对无名的自由状态她仍感觉新鲜。谈话中,酒店的一位着西服的男子走上前来,他因不得不请张曼玉熄烟而礼貌地道歉。这个请求看起来令她有些不快。张曼玉对他甜甜一笑,她倾向上的脸汇聚了女性迷人的特质,并问道,既然边上没人她是否可以抽,就这一次。他的脸变得通红,看起来再坚持似乎会要了他的命。但他还是坚持了。既如此,张曼玉令人愉快地灭了烟。坦诚地说,和女性在一起她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对男性的影响。阿萨亚斯,这位49岁仍带男孩子气的导演,因其理性电影在法国知名。他说他第一次与张曼玉在私下见面的时候就被她的魅力所打动。“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威尼斯”。我在他巴黎的家不远的咖啡馆里与他碰面时他说,“我们被介绍给对方,我立马在她身上看到了在其她女演员身上所不具备的东西。回想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见钟情或其它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他停下来,被他刚刚说的事情分了心,“我猜一见钟情就是最重要的事”,他沉思着,继而自嘲并接着说。“我想她身上有一种很迷人的东西,我更多地将这种东西跟过去的明星联系起来——她放射出非常动人的光彩但同时又极其现代——像是旧时电影明星的现代版本。我当时意识到从未跟电影明星合作拍过电影,跟女演员是合作过的。”他让张曼玉在1996年的《迷离劫》中演她自己的一个版本。这部独立电影是对法国经典电影《吸血鬼》的翻拍。两个人陷入爱河并于1998年结了婚,此后两人各自发展并在两年后分开。

在多伦多电影节后面几天的一个晚上,阿萨亚斯与张曼玉和其他几位《Clean》剧组成员一起下馆子吃饭。坐在高高的桌子边上每个人都有些不自在,话题最后转到阿萨亚斯与张曼玉早年一起拍片的日子。由于被她的明星气质所吸引,阿萨亚斯说,他很惊奇发现作为一名表演者张曼玉的吸引力与西方观念中的名流完全不合拍。后者认为放纵和溺爱才可成就出众的表演。相反地,勤奋——几乎是尽职——对张曼玉香港演艺圈的同行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得容忍香港电影界折腾人的日程安排。张曼玉在她多产的演艺道路上已经拍了约75部电影,在8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高峰期她最多一年拍了12部电影。“你睡在车里,睡在片场,哪儿能睡就睡哪儿,”她说。与成龙合作拍《警察故事》中的一部时,她得跑着穿过一排床架子,有几个倒了,砸到了她的头,她被送到医院缝了17针。那天晚上,张曼玉跟往常一样穿着黑色的衣服,即便在光线黯淡的酒吧她仍带着太阳镜,她的头发拢到脑后扎成马尾,高跟靴子使她本已修长的身型益发高挑。由于时差,她早点离开。她走出酒吧时,来此地参加电影节的美国导演哈默尼•柯林(HarmonyKorine,译注:代表作品《半熟少年》、《金毛正传》)刚好走进酒吧,他径直走向这位演员,快速弯腰将头低至与张曼玉齐胸的高度。“张小姐,我只想告诉你我多么欣赏你的作品。”他说着,她落落大方地笑着。一幅对电影忠诚的画面。然后张曼玉走向多伦多街头,那儿没有人注意她是谁。

声称没有亚洲女演员在好莱坞获得成功无疑会招致反面例子:其一为《霹雳天使》的主演刘玉玲,还有前邦德女郎亦是张曼玉好友的杨紫琼。无可否认她们都是明星,但她们是特定类型的明星:动作英雄,旧式亚洲勇士传奇的各种变体,故事发生地和造型都具异国情调。佩内洛普•克鲁兹可以同汤姆•克鲁斯搭档出演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她的口音不啻成了另一迷人的装备;不论电影本身好坏,哈瑞•贝丽也能让《猫女》这样的电影开绿灯。然而,要使制片厂确定让亚裔美国女演员出演主角,或者爱情故事,甚或情爱双方最好的朋友都是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除非像《喜福会》这样事关华裔的电影。

造成上述区别对待的部分原因与人口结构有关:非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3%,拉丁裔占14%,而亚裔为4%。但是电影生产者甚至没有将人口结构如实地表现出来,杰夫•杨(JeffYang),《曾经在中国》(OnceUponaTimeinChina)——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著作的作者提出证据,“甚至在大湾区拍摄的电影,如果你看看画面的背景,那些旁观者中几乎就没有亚洲人。而事实上,那儿的人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亚裔。这不只是政治不正确,这根本上就是人口结构上的错误。”担任《性书大亨》和《喜福会》制片人的杨燕子(JanetYang,与杰夫•杨没有关系)则认为,在美国女性超级巨星地位的获得特别需要邻家女孩这样的形象作为前提,而地理和历史这两个因素将亚洲女演员远远地隔在邻家女孩的行列之外。“多年来亚洲被想象成是敌人,”她说。“看看过去所有的这些重大战事——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不理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还是存在的。”1993年,当她制作《喜福会》时曾认为这部电影是个突破;而现在,她说,由于没有大牌明星、没有非亚裔的明星,制片厂更不可能给这样的电影投钱。美国演员挑选协会(CastingSocietyofAmerica)主席理查德•希克斯(RichardHicks)说他时不时向美国导演提议用张曼玉,他说,半数时候得到的答复是“能让她周四前来这儿吗?”,但他的客户经常没有用亚洲演员的兴趣。

由于角色的问题,张曼玉并没有冲劲去改变美国观众对亚洲表演工作者的刻板印象。相反,她没有要努力打入好莱坞。她未曾到洛杉矶一家又一家公司地拜访,也很少参加试演。她说因为极少有她想演的角色,不值得她去追求在好莱坞的成功。而她现在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和她在多伦多碰面时,她刚坐了17小时的飞机从香港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呆了四天后她又得飞回去完成一些合约:已答应在上海路易•威登店开张时出现,后面几天得为香港观众拍一个手机的电视和平面广告。张曼玉的脸在香港到处可见。进到药房,她在柜台后面玉兰油的广告上冲着你笑。路过报刊亭,她出现在中文版《ELLE》的封面上,公交车站的路牌上也有她的身影。90年代后期她为爱立信手提电话作的广告相当成功,并作为案例入选《哈佛商业评论》。在去维多利亚公园路上的大型HMV店里列有一整排她主演的DVD。近年来张曼玉拍片的步伐大大减慢,并开始代言多个的品牌,她指出,比起几个月里再拍一部动作片,在不拍片的时候拍几天广告赚钱更轻松些。9月份,我在香港拜访了她。她刚从上海路易•威登派对回来——很糟糕,她说。当他现在的男友出现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堆记者。他的男友叫纪约姆•布罗夏尔,一个从事珠宝行业的法国人。在享受了有限几天的休息后,她开始拍摄手机广告。由于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她出去了,她看起来疲惫但仍旧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他们不知道我昨晚出去了,”她用英语悄声地说。

其时,手机方的工作人员正在旁边转来转去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而化妆师正在给她化妆。张曼玉也时不时从化妆师那里拿来一两把刷子给自己化起妆来。她曾协助设计自己在《英雄》中的舞台妆容。虽然她很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她往外刷睫毛,将自己从《Clean》中衣冠不整、冷漠的爱米莉变成了《花样年华》中的优雅美人——但化妆是她在工作中最不喜欢的部分。在拍摄《花样年华》的十五个月中,她每天早上8点才能上床,中午被接往片场,1点钟之前到达开始做发型并化妆,然后一直拍戏到深夜。很难想象要妮可•基德曼忍受这样的时间安排。当她的老友Ray开始给她固定发型的时候,张曼玉吃了一碗面,还有人给她拿了一份香港甜点——油炸法国土司三文治,夹层间涂着花生酱。在Ray弄完的时候,张曼玉把它当点心吃了。然后她消失了一会儿,原先穿棕色T恤、牛仔裤和黑色木底鞋的她为拍摄换上了黑色紧身连衣裙。这转变来得真快,转眼间她的身体曲线就显了出来。

拍摄在隔壁开始。张曼玉将一条腿蹬在一箱子上,这样抬高了裙摆露了些腿出来,她将手机拿高靠近她的脸,即兴展现着手机所能引发的各种显而易见的情绪。拍摄的间隙我们聊天。张曼玉谈了她所有的旅行,香港和巴黎之间飞行一般要12个小时,几年前她在巴黎找到了逃离媒体的居所。她在两种文化之间经历了生命的大部分:8岁的时候,她全家搬到英国肯特郡,一直生活到她17岁那年回香港的短期探亲,正是那次她在香港街头被相中了。“不论我去到哪里,我都觉得是把东西丢在了身后”她说,“每次上飞机我都哭。国泰航空的接待员一定以为我疯了。”她笑着,做了个自己埋在飞行枕头里哭泣的动作。对她来说,一名演员“深陷悲伤”是不能避免的,倒不是职业的要求而是工作本身带来的一个结果。她说,通过各种角色“你比普通人经受了更多的痛苦——你妈妈死了,你爸爸死了,你的男朋友把你甩了,你在街头流浪,你真要经受所有这些情感。你试图弄明白看着一个男人在你面前死去的感受,就像你真的经受过一般。一旦其中的界限消失了之后,记忆就模糊了——你回忆某次拍摄时会想,在这部电影中我真的因为我男朋友不喜欢我就那么难过吗——或者是因为别的事情,别的真实的事情?”她急忙跑过去摆了些姿势,充满笑容和诱惑力,过一会儿又跑回来接着她先前的思绪。“我想我的悲伤很大程度上跟我妈妈有关。”她简洁地说出她妈妈的艰苦岁月:小时候除了睡觉她父母不让她在家里待着,她只能在街上游荡,后来她与一个男人结了婚,而这个男人却因别的女人抛弃了她,她成了单亲妈妈。拍摄现场有人叫她,张曼玉回以灿然一笑。“对不起”,说着她又回到拍摄现场,再度展现她独特的魅力。电脑显示屏上有人放大了张曼玉的脸部特写,在电脑持续拍摄的时候,她的脸一直靠在手上,一直到拍摄结束。照片上这张不苟言笑的脸无可挑剔,同时它也很耐人寻味,仰慕者可以将或诱惑、或沉思、或反抗、或忧伤投射到这张无以名状的脸上。

作为一名香港明星也有作为好莱坞明星那样的优越地位,其一就是比一般人奢华。张曼玉地段优良的寓所只用原木和文雅的竹子做装修,透过落地窗能看见居所下方浅水湾的落日胜景。寓所后方的窗户被涂成深色,则反映了做这种名人的不便之处:刚搬来不久,就有记者从半英里远的一条街上拍到她家的内部景致,并刊登在当地的小报上。“如果我喝点什么,他们就说‘噢,她被甩了,惨到要去买醉’”她说,将那窗户上的帘子拉下,其时正值落日时分。“或者,如果我妈妈或姐姐来看我,他们就说‘她好惨,需要家人的温暖来度过困难时期’。”虽然张曼玉已经在窗户上作了处理,狗仔队们——由于她极少接受访问,他们对她很苛刻——仍对她责难有加。当地有家杂志拍到他现在的男友离开她的寓所,而照片经过加工看起来他正用手冲摄影记者做不雅的动作。饭馆的侍应生和老板总会向媒体告密,所以每当张曼玉离开饭馆时,总有一群人在等候着她。甚至已分开几年的阿萨亚斯也因曾与其有关,而在上海某酒店的大堂被团团围住而寸步难行。“比起在美国,在中国他们对明星更加关注,”阿萨亚斯说,“他们更不羞于靠近他们。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更不个人主义的社会,可能——就如同他们觉得这些明星属于他们,是他们家庭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家庭中使他们快乐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明星)属于他们。”阿萨亚斯跟我说有一次他与张曼玉去酒店并陪着她去女盥洗室的门口。“她打开门,门在她身后关上——然后我就听到女孩儿开始尖叫”,他说。然而,与好莱坞的明星们不同,张曼玉因出名而致的损失并没有带来对这些不便的各种额外补偿。她的寓所虽然地段高贵但算不上是巨宅;没有随从跟着她转换拍摄场地;在片场,没有四周摆着靠枕和鲜花的豪华拖车供她进入角色。没有人告诉她她美极了(fabulous),她笑着说,这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差异。“广东话中没有fabulous、wonderful、great、absolute、gorgeous这样的词。有的是长得好看,或长得过得去。广东话很直接。我欣赏的是其中没有假话。但是,有时候我从法国待一段时间后回来,就很难转换过来。我自己也才学着用一些更慷慨的词汇——但是你明白——我不会用到像gorgeous那样的程度。”

张曼玉说她从未想过成为电影明星,她曾想当一名发型师。在西方关于名流的叙事中,明星渴望名气、努力获取名气并梦想着拥有名气。相反地,张曼玉是和母亲回港探亲时在大街上受到赏识,然后受上天眷顾通过选美这个香港的惯常渠道进入了演艺圈。在她看来名气来了就走,甚而让她不解。而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们所享有的那种带有敬意的赞誉则更合她的心意。因此,好莱坞那种更为专制的体系与她不相容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经纪人会为征集剧本开舞会,而这些剧本他的明星委托人们永远读不到。甚至像试演这一好莱坞基本的程序她亦无甚经验。在香港,从18岁开始她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别人给她的。阿萨亚斯认为,为了让她自己满意充分发挥其才智和演技,张曼玉得继续在西方拍电影,特别是现在香港电影业处于严重低潮期。他意识到她的角色不在那儿,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两人婚姻关系结束了他还是写了《Clean》。这部电影中张曼玉展现的才华与旗袍与亚洲女性特质都没有关系。其实,美国的制片商也不时给张曼玉递剧本,但其中独立电影则总是关于——如她表述的——“ABC”或“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在身份认同中挣扎,而好莱坞的剧本则是关于母夜叉或唐人街黑帮分子的女友或功夫表演者或神秘的算命女郎。现在,不论纽约还是巴黎,西方对张曼玉来说代表着自由自在,但若为了无甚吸引力的角色而牺牲此相对无名的状态则是愚蠢的想法。“特别是自从戛纳之后,香港人对我的态度更友善了——像玛姬是我们的玛姬,我们因她而自豪。”说着她拿出几年前拿到的《X战警2》的剧本,但她对这部电影本身没兴趣,就拒绝了。“如果我开始拍那样的电影,他们不会以我为荣”,她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欺骗他们。我不想半个世界的人知道我在欺骗他们——我们有13亿人,而我在乎这个。有比拍好莱坞电影更值得我骄傲的事情去做。”

张曼玉一般晚上不外出参加社交活动、颁奖礼或慈善活动,而是经常给朋友们发电子邮件直到凌晨5点。不过偶尔也跟朋友在饭馆的包间会面。在我的拜访将结束的时候,她和男朋友用保姆车接上我,车窗被遮住,司机带我们经浅水湾去香港半岛。当戴着太阳镜、套着靴子的她下了车向半个街区远的入口处走去时,她周围的人们如同慢镜头般开始放缓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这样看起来似乎张曼玉的步伐快了一倍。我们搭电梯上到20层的Aqua餐厅,一个亮堂的空间,内部由一个个滑动门隔开,人一走近门就悄然打开。而海港边上宏伟的香港天际线看着让人眩晕,如同透过放大镜看纽约的景致,完美,傲气,且岿然不动。“几个星期前我在一间类似的房间内,你知道么,突然发生了如同黑帮片中的一幕”,张曼玉生动地向我透露,“门突然打开了,然后——”她的手做成机关枪的样子“砰,砰,砰,砰,砰!所有这些灯炮开始火光闪耀。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我和我朋友都一样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布罗夏尔与她一位刚到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张曼玉回答了最后几个问题。不算现在——她和布罗夏尔看上去很美满——她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她想了会儿,然后描述了在她停止拍片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一位男友到美国,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她和男朋友一起去露营、住廉价旅店、打保龄球并学着打好台球。“那是天堂”,她说。“那会儿我们在洛杉矶。去哪儿都行。没人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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