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还是入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抉择，朱光潜如是说

在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往往并称共论。所谓出世，指看破红尘，远离世俗，消极避世；所谓入世，指投身于社会，建功立业。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入世向来被看作是积极进取的，出世则被看作是消极避世的。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出世与入世也一向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他们一面想建功立业，“欲为圣明除弊事”；一面在失意或得意之余又时刻存有退隐山林的想法，“田园将芜胡不归”。因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心有着各自熠熠生辉的两种唱和——仕与隐。出世还是入世？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既充满矛盾的又无法调和的永恒论题。而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纪念弘一法师时所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处世之道，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李叔同的一生，以出世与入世为分界线，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段。前半生是风流才子，潇洒多情；后半生放弃了如花美眷和擅长的音律诗画，皈依佛门，成了佛教律宗的一代宗师。在李叔同的人生旅途中，这两者之间又是互有影响，互相渗透的。正因他入世时已萌生了出世的意识，他的为人与艺术才显得清新自然，超尘脱俗；又因出世是他全部入世生活和情感经验而致的自然归宿，他出家后就能持守种种清苦情趣。而且他出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淡忘世事，如在抗战期间，他鲜明地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由此可见，他选择出家之路的缘由并非是厌世，绝然地逃避，而是对生命与信仰的一种追求，一种“诗意地栖居”。

其实，出世与入世之间也并无明显的界限，有时甚至是融合在一起的。冯友兰说：“中国的圣人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中国读书人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写照。另外，仅就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而言，也并非绝对地体现着入世或出世的思想，孔子就曾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的无奈与感慨，老子也曾在《道德经》里大谈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

清代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对庄子作如下点评：“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肚；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以此观之，庄子虽然处在“江湖之远”，但所思所忧还是社稷与苍生。

而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盛行之后，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渐渐明晰起来，为以后的文人提供了明确目标，当他们面对人生感到困惑时，就可以从这两派思想中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这也正如熊召政在《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是生命。外儒内道，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这决不是互相牴牾的两张皮，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用儒家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均能游刃有余。”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拘泥于出世或入世的悖论之中，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赋予出世与入世以新的内涵，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社会 生活中，既不能入世太深，也不能超脱出世。入世之心太深，就会“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高目标”，做事则会因急于事功而违背客观规律；出世之心过重，做人则会因不问世事而“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若能“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或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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