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地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呢？

【导语】

这是一部眼光毒辣的传记作品。“妻子该做什么？”一个进入了婚姻的女人怎么做才是对的？“麦琳困境”绝不是个别现象，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婚姻中的“妻子”身上，会发现一个“创作型”丈夫的身后，往往站着一个没有被看到的女性。作为享有盛名的丈夫“身边的女人”，她们既是家庭的照料者，也是丈夫事业的得力助手。在长期沦为丈夫事业“脚注”的岁月中，她们的喜乐哀愁又得到了谁的关怀？《作家背后的妻子们》选取了5对西方艺文界的夫妻，五段关于婚姻与爱情的故事，将妻子的艰难处境剖析了个干净。

1 丈夫就是妻子的事业：“为天才服务是一种特权”

作者从一开始就在书中隐藏了一种观点：拥有“艺术家人格”的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伴侣。

艺术创作往往意味着孤独、自由、不被打扰，也意味着TA需要一个能够全面接手自己生活的人，为自己处理一切家务和杂事，包括一日三餐、邮件收寄、手稿整理……当家里有一个恰好名声在外的创作者，那么TA本人，包括所有外人都会先天性地默认TA拥有“不做家事的权利”和“任何时候不被打扰的自由”。而这无疑是伴侣的灾难。

在本书所讲述的第三对和第五对夫妻中，本职工作为演员的两位女性——依琳·邓蒂与帕德里夏·尼尔就一度成为身为作家的丈夫“最忠诚的助理”。

依琳这样陈述与丈夫肯尼斯·泰南最初的婚姻生活：“那时生活是完美的……她唯一的‘家务’就是给肯做培根、鸡蛋、烤面包，还有泡茶。他的家务贡献是晚上布置捕鼠夹，然后第二天早晨再把它们从窗子里扔出去。”

然而随着丈夫的作家生涯迎来高光，而依琳的事业始终处于“时不时演出”的不稳定状态时，二者的家庭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依琳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甚至直接担任丈夫的“第一审稿人和私人助理”，来辅助已经“做出成绩”的作家丈夫：“肯工作的时候一根又一根地吸烟……我打开他书房的门，烟就像核弹爆炸一样冲出来，包围住我……我照顾他时保持着安全距离……为丈夫热好咸牛肉土豆炖菜或者罐头汤（按要求供应），在房间里踮着脚尖走，以免打扰他。”而丈夫的稿件一旦写好，依琳需要“第一时间”穿好衣服，抓起信封，跳上出租车，担任信使，将稿件用最快的速度亲自送到报社，以免错过交稿时间。而在作为私人助理辅佐丈夫工作的同时，依琳还必须担负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照顾好已经一岁的女儿。这样的婚姻生活让依琳逐渐开始觉得“失去了自我”：

“肯就是我的自尊，是我所围绕着旋转的恒星。”由于丈夫的写作事业报酬丰厚且稳定，家中物品的添置也更多地依赖“肯的钱”，依琳发现家里没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连写给报社编辑的信件用的都是“肯的纸”和“肯的笔”，依琳是“在肯的书房里、肯的桌子上写下了那封信”，用丈夫的钱购买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天然地被打上了从属于丈夫的标签，无论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依琳都被丈夫逐渐入侵，产生了住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房子里的感受。

“肯是我安全和危险的来源。”对于依琳来说，能够提供稳定且优渥的物质生活的丈夫是自己的安全港湾，但同时，这种物质上的依赖也可能因为引发丈夫的不满而随时崩塌。依琳不知道第二天的丈夫会继续心情大好地供给一切，还是突然暴躁地将一切收回。内心安全感的缺失让依琳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丈夫对自己的爱，她随时都需要知道丈夫仍然是爱自己的，同时也会下意识地开始讨好丈夫来换取持续的爱。

而第五个故事中的妻子帕德里夏也身处过同样的境遇。当丈夫的事业处于更高点时，帕德里夏开始忙着做“母亲，还有小怀特菲尔德（二人的居住地）的女主人、经理”，写作的丈夫则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工作法则，并且要求帕夏只能通过拉动后门灯光的开关电线来喊自己：“闪一下表示有人来访、有电话或者她需要跟自己说话；闪两下意味着有急事。否则绝不能打扰他。”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家丈夫在家庭与婚姻中要求的只是“不被打扰的时间”和“只属于自己的小小房间”，而家中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听妻子的”、任由妻子处理和支配。看上去他们像是家庭中的忍让者和退缩者，活动范围远远小于可以在家中任何一个房间穿梭、随便改动任何一个房间布局的妻子；但每一个经历过非独居生活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大于等于两人的空间中，“完全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绝对属于自己的空间”才是真正凌驾在平凡生活之上的特权，是对另一个人时间和空间的剥削，因为这意味着另外一个人被放置在了“随时可以被打扰”以及“需要对所有空间负责”的位置上。而如果这个不能被打扰的创作者又恰好是家庭中更大的经济来源时，另外一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付出就更加会被定义为“理所当然的”和“不属于TA的”。换句话说，TA既需要对这一切负责，同时这一切又不属于TA。然而在外人眼中，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妻子，是一种需要被珍惜的荣誉，如果妻子对此表示不满，那么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于是，创作者的妻子只能在丈夫的背后忍气吞声，成为不被看见、不被感激的“没用的人”。

有读者或许会提出，这种卑微的妻子处境是由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性和女性在家务和事业上天然的兴趣差异与能力差异造成了这种“主妇困境”。然而，作者在第一段故事中所讲述的女同夫妻显然令这一观点站不住脚。

在第一段故事中，乌娜·乔布里琪和身为作家的另一位女性瑞克里芙·霍尔结成了伴侣。在人们预期中，如果一对伴侣身为同性，那么就应该在家务和事业上旗鼓相当。但是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又一次被验证为正确，事实证明，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由于事业上的成功，瑞克里芙天然地扮演起了“丈夫”的角色，成为了传统婚姻中的“男性”，把“对烹饪和打扫等家务一无所知”当作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乌娜需要承担起一切，同时忍受瑞克里芙因为心情差而爆发的对她家务技巧的不满。

2 丈夫的事业优先于妻子：“文学夫妻是一种瘟疫”

显然，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玩逻辑的高手。她敏感地预见到了会有一部分读者将上述不幸的婚姻处境归咎于妻子没有很好的事业，即她们婚姻的问题全是因为妻子是个家庭主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就是：但凡她有个工作，不会这样。而本书的作者卡梅拉通过讲述第二和第四对文学夫妻的故事来反驳这种简单粗暴的观点。在这两段故事中，志同道合的两位作家结成了夫妻，但不同于大众对于事业型夫妻的期待，当妻子和丈夫同为作家时，妻子的作家生涯就会被无限推迟。

第二段故事中的艾尔莎在陈述爱与婚姻的议题时说道：“爱总是吞噬一切，通常会化成仇恨；它很少是快乐的或者平静的。”在她与作家丈夫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婚姻中，艾尔莎发现自己总是“产出那么少”，并且当她在丈夫旁边写作的时候，“什么都写不出来，并且很不快乐。”

第四段故事中的简也抱怨道，“我们都有野心，但只有一个能获得成功。”而身为丈夫的金斯利似乎享有优先发展事业的特权，他总是能要求获得规律性的写作时间，而妻子只好让步，在一连串的家务劳动中不断推迟自己的作家生涯。可怕的是，没人对妻子在事业上的让步产生过疑问，好像所有人都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

对此，作者用犀利的笔直接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历史中的无数例子已经验证，能解放女性作家，让她们出版最好的作品的只有两件事，要么离婚，要么伴侣去世。”

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夫妻事业的矛盾——当妻子的事业发展比丈夫更好时，婚姻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前文提到的第三段故事中，依琳后来开始尝试成为一个作家。出人意料的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成功，畅销程度超过了丈夫。而此时肯的反应却是“被背叛了”“我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个作家！”用笔表达自我对于困境中的依琳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救赎，可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救赎方式反而成了丈夫攻击自己的武器。

而在依琳开始写作之后，她和丈夫在家庭空间使用权上的不对等也没有改变。肯依然享有他不被打扰的房间，而依琳只能“在客厅的沙发上，缓慢但稳定地将打字机放在膝盖上写作。”当丈夫有稿件需要赶时，依琳仍然只能在沙发上睡觉。而反过来，肯绝不会为了赶稿的依琳而在沙发上屈就一个晚上。

正如第五段故事中丈夫罗尔德对待名气更大的演员妻子的态度：他嫉妒帕夏的成功，无法忍受她是夫妻二人中更出名的一个——他为此痛恨她……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根本不提他名字的媒体，只说他是“帕夏的丈夫”。这一套逻辑就好像在说，婚姻中的男性既希望妻子有事业，但又不能容忍妻子的事业超过自己。比起事业，一个女人更应该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有所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事业的男性可以理所当然地忽视妻子；而一个正在工作的女性却绝对不能忽视自己的丈夫。

3 如何独自精彩：享受“她”的自由

在第五段婚姻故事的结尾，已经在演员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帕夏和丈夫离了婚，并且终生没有再踏入另一段婚姻。离婚之后的帕夏，仍然在舞台上持续着演员生涯，并不断开拓自己的慈善事业。她决心要过一种独自精彩的生活，享受“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未知感。比起从前时时刻刻需要照顾丈夫的自尊心、在给予家庭更多的金钱支持的同时忍受丈夫对自己的指摘，帕夏终于不用在意“另一个人”的眼光，可以将全部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享受自己该享受的。在人生进度已经过了大半的时候，这名女性才刚刚开始成为自己生活的完人。

2010年，这位著名的女演员死于肺癌。在一篇她生前的采访中，帕夏坚定地说着“我并不智慧，只是很难被打倒……我决心要活着，直至死亡。”

卡罗琳·海尔布伦在她的女权主义研究《书写一个女性的人生》中写道：“明确地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一个男人放在你生活的中心，只能允许那些巩固他主要地位的事发生。”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这部传记作品眼光毒辣，作者敏锐地选取了五组经历过艰难婚姻的文艺界夫妻，并将目光投向了“创作者的伴侣”这一特殊的集体上。这些在人类历史上熠熠生辉的艺术家们，同时也是生活上最糟糕的伴侣或父亲。作者对五组夫妻真实婚姻的剖析，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背后，往往有一个托举他的伴侣。这位被忽略的妻子，是文艺创作中的脚注，也是婚姻关系中的挣扎者。而作者选取的不同事例则告诉我们，女性在婚姻中的挣扎与否与她们的事业、甚至伴侣的性别都没有关系。

当一名女性被迫成为家庭主妇，她缺失的安全感就会在日复一日“只能为丈夫献上一杯热茶”的消耗中被逐渐放大，从而开始有意识地讨好丈夫。然而这种只能从家务中完成的讨好有可能会引起丈夫的不满，认为自己的妻子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乏味的女人，从而抛弃这段婚姻；

而一名追求事业的女性，更是永远踩在家庭与事业的钢丝绳上，稍微向左或稍微向右都会掉下深渊。对于这部分女性来说，自己既不能放弃事业，又不能让事业太过辉煌（至少不能超过自己的丈夫），同时孩子和家务也天然地被划归到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令自己筋疲力尽。

没有哪一种女性能够经营出“easy模式”的婚姻。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中，处境为女性的人都有自己难以走出的困境。

在作者看来，很多婚姻“得以存活是因为两人共同的忠诚、愧疚、熟悉，以及一种强迫性的表演欲，继续在他们庞大的社交圈中扮演‘幸福情侣’的角色。”每个人都有的自主性和自我需求到了婚姻中就成了矛盾的爆发点，谁的自我该让渡给谁的自我？谁的自主性有可能侵害到另一个人的自主性？没有任何一对过着糟糕婚姻生活的夫妻处理好了这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那些所谓的“过着幸福婚姻生活”的夫妻当中，也很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做出了完全意义上的妥协，即有一个人让渡出了完全的自我，才换来了所谓“幸福的婚姻”。至于婚姻到底怎么样过才能真的幸福？一个女性究竟应该怎样经营自己的婚姻？恐怕很少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而这本书所能做的，也只是给出具体的案例，试图唤起已经进入婚姻、或者还没进入婚姻的女性们对自身处境的一点思考。

网址：明确地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呢？ https://m.mxgxt.com/news/view/196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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