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三年，董子健孙怡再次联手，给内娱离婚夫妇上了一课

短短两分钟互动，孙怡和董子健为内娱离婚夫妻上演了一场关于体面与成熟的公开课。

2026年1月18日下午17：09，孙怡在微博转发了前夫董子健导演新片《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宣传视频，配文简单直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董子健导演的电影，欢迎大家去看呀~”

短短27分钟后，董子健现身评论区回应：“谢谢你，我的朋友。 ”

这场不足三十字的互动，瞬间引爆网络，成为两人自2022年8月宣布离婚后三年五个月来的首次公开对话。 相关话题单日阅读量飙升至3亿次，网友惊呼“活久见”。

在娱乐圈离婚夫妻互撕成风的当下，这种平静而克制的相互支撑让人惊叹。 原来离婚后的关系可以有另一种形态——不需要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能在各自轨道上继续前进，同时在需要时坦然为对方点一盏灯。

这场引发热议的互动，细节之处耐人寻味。 孙怡发文时间“17：09”被细心的网友解读为暗含深意——这与女儿大福出生于2017年9月的时间点形成微妙呼应。

“朋友”这一称谓的选择更是巧妙：既呼应了电影片名《我的朋友安德烈》，又精准定义了两人当前的关系状态。 这种精心设计的互动，远超简单的宣传炒作，更像是一种关系宣言。

从官宣离婚时的“从前祝我们，今后祝你我”，到如今的“朋友”相称，两人始终保持低调克制。 这种一致性在娱乐圈实属难得。 与其他明星离婚后删博、取关、互撕的常规操作形成鲜明对比，孙怡和董子健的微博仍然互相关注，离婚声明也依旧保留。

更令人意外的是，互动自然流畅，毫无刻意感。 孙怡的转发没有@电影官方账号，也未添加任何话题标签，更像是个人层面的支持；董子健的回应也简洁明了，附上一个作揖表情，保持了适当的边界感。

回顾两人的感情历程，这种体面似乎有迹可循。 2015年东京电影节相遇后，董子健和孙怡便开启了高甜模式。

2016年10月公开恋情时，董子健写道：“怎么办我被套牢了！ ”孙怡转发回应：“那是你的运气好嘛！ ”

2017年5月10日宣布结婚，同年9月女儿大福出生。 他们的日常甜得像普通夫妻：董子健陪孙怡逛菜市场，孙怡带保温桶去剧组送汤。 这种甜蜜让他们的婚姻被誉为“内娱最甜早婚CP”。

然而2022年8月8日，两人突然宣布和平分手，声明中承诺“以亲人、朋友身份共同抚养孩子”。 当时就有评论指出，他们的离婚声明堪称范本——没有互相指责，只有对过去的感谢和对未来的祝福。

离婚三年来，他们确实践行了这一承诺。 孙怡与父母承担了女儿日常的主要照料工作，而董子健则定期陪伴女儿。 两人多次被拍到一起带娃外出，状态自然融洽。

这场“朋友式互动”的核心，是女儿“大福”。 离婚声明中，两人承诺“共同抚养孩子”，而三年多来，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承诺。

孙怡在综艺中透露，离婚后仍称呼前公婆为“爸妈”。 董子健则为让女儿成长环境稳定，将抚养权交给孙怡。 他在路演时被问起女儿，曾笑着说：“大福画的全家福里，我和孙怡都在”。

这种协作育儿模式，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合作型离婚”：夫妻感情虽已破裂，但在育儿问题上保持沟通协作，最大限度降低对孩子的伤害。 对于明星家庭而言，践行这一模式需要双方保持足够的成熟和克制。

与常见明星离婚后互争抚养权、互相诋毁的情形不同，孙怡和董子健始终将女儿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 这种选择在娱乐圈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他们的互动才被视为“内娱离婚关系天花板”。

在娱乐圈，离婚夫妻的关系模式多种多样，而孙怡和董子健的“朋友式互动”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陈思诚和佟丽娅离婚五年后，发展出“合伙人模式”：两人共同投资文旅项目，佟丽娅持有陈思诚家族企业5%的股份，从夫妻转变为商业伙伴。 这种模式偏重事业合作，实现商业共赢。

另一种模式是吴倩和张雨剑的“合作育儿型”。 离婚后，两人多次被拍到一起带孩子出游，从武汉的茶餐厅到芬兰的雪地，他们一左一右牵着女儿的手，分工明确，互不干涉却又默契十足。

2026年1月初，芬兰罗瓦涅米的雪地里，有网友偶遇了吴倩、张雨剑和他们五岁多的女儿。 张雨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怀里稳稳抱着女儿。 吴倩则在一旁，弯着腰调整孩子的雪地靴。

相比之下，一些离婚夫妻则选择彻底切割。 如某些明星离婚后，一方消失在孩子的生活里，有的则公开争夺抚养权，互爆黑料。

孙怡和董子健的模式介于两者之间：既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又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这种平衡体现了他们对“离婚后关系”的独特理解——不需要亲密无间，但可以相互尊重。

体面的背后，也有着现实的支持系统。 董子健的母亲、金牌经纪人王京花的态度尤为关键。 作为圈内极具话语权的经纪人，她若想让孙怡与董子健彻底切割并非难事，但她选择了包容与尊重。

这种“不干预、不打压”的态度，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离婚后关系创造了条件。 王京花理解到，报复性的切割或许能赢一时情绪，却会让孙女面对关系的撕裂；而包容与尊重，才能换来家庭的长远稳定。

从现实角度看，这场互动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董子健转型导演的处女作《我的朋友安德烈》需要热度，孙怡的站台无疑为电影带来了关注度。 数据显示，互动后电影单日票房从17日的202万元增至18日的586万元。

但这种互利并不意味着互动纯粹出于功利目的。 相反，它体现了一种成熟的认识：良好的关系对各方都有利，尤其是对孩子。 成年人不必和钱过不去，但更需要和幸福过不去。

孙怡和董子健的互动，反映了年轻一代对“健康分离范式”的期待。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离婚不是失败，而是关系的另一种成熟形态。

与过去强调“老死不相往来”的离婚观念不同，新时代的离婚观更注重协作与责任。 特别是对于有子女的夫妻，离婚不意味着家庭解散，而是家庭结构的重组。

在这种重组中，孩子的情感需求被置于核心位置。 如吴倩所说：“我们之间最大的共识，就是不能让大人的事，影响她认识这个世界的美好。 ”

这种范式转变在娱乐圈尤为重要。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夫妻的离婚方式对社会有着示范效应。 一种健康、成熟的离婚模式，能够传递积极信息：即使爱情消逝，尊重与责任依然可以存在。

有人粗略统计，近五年内娱官宣离婚的明星夫妻，超过六成最终走向了公开互撕或老死不相往来。 孩子，常常成为这场战役中最沉默的牺牲品。

孙怡和董子健，以及吴倩和张雨剑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离婚后的夫妻可以成为育儿事业上的“合伙人”。 在这种模式下，孩子能够继续得到父母双方的爱与陪伴，而不必被迫选择立场或失去任何一方的关爱。

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内，仍有网友在猜测他们是否会复合。 但更多人已经明白，这种坦荡的“朋友”关系，远比勉强复合更为可贵。

未来董子健将继续他的导演之路，孙怡也在事业上持续发力。 他们会各自开展新的感情生活，但彼此的生命线仍会因女儿大福而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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