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64岁的黄日华以“退出娱乐圈”的宣言告别公众视野，这位因“乔峰”一角成为几代人青春记忆的演员，无意间成为了一个时代转折的注脚。他的转身离场，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终点，更折射出娱乐圈深层的结构性变革——在人人皆是演员、自媒体全面普及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明星”正逐渐失去存在的土壤。从社会学视角审视，明星本就是上世纪通信传播自由匮乏的特殊产物，当传播技术打破垄断、个体表达获得充分赋能，其衰落与消解便成为历史必然。
上世纪的明星制度，本质上是传播资源垄断下的文化产物。在印刷媒介、广播电视主导的年代，传播渠道被少数机构牢牢掌控，报纸的版面、电视的时段、电台的频率都是稀缺资源。普通个体既没有自主发声的平台，也缺乏触达大众的途径，传播权力高度集中在媒体机构与娱乐资本手中。为了满足大众对文化娱乐的需求，资本与媒体联手打造出“明星”这一文化符号：通过精心包装、定向宣传，将少数艺人塑造成完美的公众偶像，他们的形象、作品甚至私生活都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黄日华所处的香港娱乐圈黄金时代，正是这种模式的巅峰——电视台通过几部经典剧集就能将演员推向全民追捧的高度，“乔峰”的侠肝义胆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观众的娱乐选择相对单一，传播渠道的集中性放大了明星的影响力。
这种传播结构下，明星不仅是娱乐符号，更承担着“情感寄托”与“价值标杆”的社会功能。在信息流通不畅的年代，大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大多依赖于媒体塑造的形象，明星的言行举止被赋予了超越自身的意义。他们的成功被解读为“努力就能实现梦想”的范本，他们的公益行为被视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这种“明星崇拜”本质上是传播匮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大众无法接触到更多元的个体与故事，只能将情感投射到少数被包装后的明星身上。正如媒介环境学派学者麦克卢汉所言，媒介的技术形式塑造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上世纪的传播技术决定了大众只能通过“明星”这一中介来满足精神需求。
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这种传播格局，也瓦解了明星制度的生存基础。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普及，传播渠道实现了去中心化，每个人都能通过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人人都是演员”不再是一句口号：有人通过分享日常生活成为“生活博主”，有人凭借专业技能成为“知识网红”，有人依靠才艺展示收获海量粉丝。这些“素人偶像”无需娱乐资本的包装，也无需通过传统媒体的筛选，仅凭真实、多元的表达就能获得大众的认可。就像有自媒体博主仅凭发布方大同的音乐视频，便在15天内收获75万播放量，形成了“KOL-KOC-大众”的传播涟漪，证明优质内容本身就具备突破圈层的力量，无需明星光环的加持。
从社会心态来看，当下大众对“明星”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英国《卫报》的报道显示，Z世代正逐渐告别“名人时代”，对传统名人甚至网红产生了明显的反弹，出现了主动忽略名人的病毒式趋势。这种“个性衰竭”现象背后，是大众对精英的不信任与对真实感的追求。在自媒体时代，大众能够接触到更真实的个体表达，明星经过包装的“完美形象”反而显得虚假、疏离。相比之下，那些真实展现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更能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黄日华退出娱乐圈的选择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他打破了明星的“神秘光环”，以普通人的姿态选择回归生活，这种“去明星化”的行为契合了当下大众的审美心理。
更深刻的是，自媒体时代的文化权力正从少数明星向普通大众转移。上世纪，娱乐文化的生产权牢牢掌握在资本与明星手中，大众只能被动接受；而如今，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塑造文化潮流。这种文化权力的重构，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传播自由的实现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社会结构的升级。明星制度作为上世纪传播匮乏的产物，其核心是“少数人代表多数人发声”；而自媒体时代的核心是“每个人为自己发声”，这种转变意味着大众不再需要通过明星来实现自我认同与情感表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娱乐圈会彻底消失，而是意味着其形态会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意义上的“明星”可能会逐渐减少，但具备真实个性与专业能力的“个体IP”会不断涌现。黄日华的退出，不是娱乐圈的衰落，而是娱乐圈的“去明星化”转型。正如尼尔·波斯曼所言，技术的发展会重塑文化形态，自媒体技术的普及正在塑造一种更加多元、平等的文化生态。
64岁黄日华的转身，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当传播不再匮乏，当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明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是博主的自媒体时代，真正实现了“文化去中心化”，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娱乐圈的生态，更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升级。明星的时代已然过去，一个由普通人主导的文化新时代，正在徐徐展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