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名画疑云，必须对公众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南京博物院名画疑云，必须对公众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文|清哲木

12月17日，有媒体关于“南京博物院藏明代仇英名作为何现身拍卖市场？”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后人称，庞家在上世纪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庞莱臣“虚斋旧藏古画”137件(套)，如今有五件不知去向，其中明代仇英的作品《江南春》图卷却突然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当晚南京博物院发文对事件进行了说明，但此番回应并没有释清公众的疑惑，五件画作到底去哪里了？被拍卖的《江南春》图卷是捐赠的画作吗？博物院对“判伪”的画作能否自行处置？这一连串的问题均没有答案。1

18日，江苏文旅厅回应此事称，已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处理。

1959年1月，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庞家“虚斋”旧藏古画。这些画作不仅是庞氏家族的心血，更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博物院当时向庞增和出具了正式的《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捐赠清册。1962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还向庞家颁发了表彰奖状，以感谢他们的爱国之举。

然而，近日南京博物院在回应中称，早在1961年，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就将其中5幅画作鉴定为“伪”。1964年，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人再次鉴定这些画作为“假”。令人疑惑的是，这两次鉴定在当时并未告知庞家后人，捐赠家族对此完全不知情。

2024年10月，庞莱臣的曾孙女庞叔令就137件捐赠品的保管状况致函南京博物院，要求核实文物现状，但未获任何答复。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庞叔令于2024年10月10日对南京博物院提起诉讼。此案最终以调解结案，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要求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全部捐赠藏品。

2025年6月28日，当庞叔令走进南京博物院库房核验藏品时，却发现137件画作中只有132件能够看到，有五件不知去向。

失踪的画作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以及清代汤贻汾《设色山水轴》。

更具戏剧性的是，在约定查验日前，庞叔令发现失踪的仇英《江南春》图卷竟然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图录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在庞叔令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后，拍卖公司最终对该拍品作了撤拍处理。

2025年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发布《情况说明》，承认于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这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南京博物院表示将“积极配合案件审理，深入核查5幅画作的去向”，并称“如果发现当年处置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对于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为受赠画作，南京博物院声称“尚待进一步查证”。

在法庭上，南京博物院提交了两份鉴定材料作为证据，但庞叔令指出，这些记录复印件上“大部分打上了马赛克”，仅零星露出“仇英《江南春图》假”的字样。至于专家具体从哪些方面、依据什么标准判定为“假画”，记录中并未展现。

更令人质疑的是，庞叔令指出1964年鉴定专家中的王敦化、徐沄秋二人实际上是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其中徐沄秋是搞征集工作的，“根本不是书画鉴定专家”。

笔者不懂得字画收藏品，但这件事蹊跷的是南京博物院在未通知捐赠方的情况下，单方面将画作认定为“伪作”并进行了“处置”。处置到哪里去了去了？总不会随便丢垃圾桶吧？被博物馆定性为“伪作”并处置的捐赠品，为何会以天价在市场上重现？那幅画，究竟是庞家旧藏，还是另一件同名作品？那五幅画，究竟流向了何方？

纵观事件的来龙去脉，南京博物院的应对至少在三重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范，层层递进，最终导致公共信任的坍塌。

首先，是程序正义的彻底缺失。

即便我们接受1960年代的鉴定结论，南京博物院后续的一系列操作也与基本的法律精神和职业伦理背道而驰。无论是依据《文物保护法》还是捐赠伦理，博物馆在对捐赠品真伪存疑或决定将其剔除馆藏时，首要义务是告知捐赠人并协商处理，若确定不收藏，应优先返还给捐赠方。然而，南博从未主动履行这一告知义务。从1964年鉴定出“假”，到90年代进行处置，再到庞家后人近年来多次发函问询，南博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沉默。这种单方面的、不透明的“宣判”与处置，完全剥夺了捐赠人的知情权与异议权，将一桩基于信任与情怀的捐赠，变成了博物馆单方的“自由裁量”。

其次，是藏品管理责任的严重失守。

博物馆的核心职能是保管。然而，南博对此事的回应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其声明中对处置时间的描述仅为“上世纪90年代”，处置方式为“划拨、调剂”。至于划拨给了哪个机构、调剂到了何处、经办人是谁、审批文件何在，均无任何交代。一件国有博物馆的入库藏品，其流转过程竟然无迹可寻，这本身就是内部监管机制失效的铁证。更讽刺的是，当南博被要求出示当年的鉴定材料时，其提供的文件复印件上“大部分打上了马赛克”，仅零星露出“仇英《江南春图》假”的字样。这种对关键信息的选择性遮掩，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的疑虑。

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是公共信任危机。

这次事件并非孤立的藏品纠纷。早在2014年，南博一位研究员在相关展览文章中，就曾以不实之言伤害庞家后人声誉，称“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而其所指的“被卖之画”，正是那幅《江南春》。这场名誉权官司以庞家胜诉告终，但南博方面长期漠视捐赠者诉求的态度已暴露无遗。当守护文化遗产的圣地，被其受托人如此轻慢地对待，损害的远不止一个家族的感情，更是全社会对公共文化机构的信心。捐赠不是一捐了之，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财产的“受托人”，其权力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

哲木观察认为，整个事件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假设在于：如果那幅估价8800万元的《江南春》图卷，经最终证实，确系庞家当年捐赠的真迹，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将不再是一起简单的管理疏忽或程序瑕疵，而可能指向文博系统内部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它将证实公众最坏的猜想——某些机构可能利用鉴定权作为“橡皮图章”，将真品定为“伪作”，再通过不透明的“调剂”渠道，使国有珍贵文物“合法”地流失到私人市场，最终完成化公为私的惊心一跃。

这种可能性并非空穴来风。此次事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矛盾是：一面是博物馆方面坚持数十年前的“伪作”结论，另一面是当下艺术市场给出近亿元的价值认定。艺术鉴定固然有时代局限和主观性，但如此巨大的价值反差，以及画作神秘“消失”又离奇“现身”的轨迹，让南博方面苍白地重复旧结论而拒绝对当前疑点进行深入释疑的做法，显得格外无力。这迫使我们必须追问：当年的鉴定是否绝对公允无瑕？所谓的“处置”流程，是否成了某些人规避监管、谋取私利的暗道？

如果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江南春》图卷确为庞家捐赠的真迹，那么这一事件的性质将更为严重。它意味着国有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可能存在重大漏洞，甚至不排除内部人员涉嫌违法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一幅曾被标注为“假”的仇英《江南春》图卷，如何能出现在北京知名拍卖公司的拍品图录上？其余四件画作又流向了何处？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五幅画作的命运，更关系到公众对国有文化机构的信任。

文物是国家历史的见证，博物馆是民族记忆的守护者。公众有理由期待一个彻底、透明、公正的调查结果，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责任。期待南京博物院重视这个舆情，并给出合乎情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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