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故事里儒道互摄的生命哲学

林培源

《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王蒙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卡夫卡及其先驱》（1951年）一文结尾处，博尔赫斯提及：“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探讨别集》王永年译）在这篇追问卡夫卡的独特性从何而来的短章里，博尔赫斯旁征博引，从芝诺、韩愈、勃朗宁、克尔凯郭尔等人身上，辨认出一种“卡夫卡式”的“家族相似性”。无独有偶，在近期问世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中，王蒙也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身上追认出它的中国“先驱”，这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何为“极限聊斋”

“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早在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经典问世前三个世纪，蒲松龄就已先行一步独领风骚，逆转了“人鬼殊途”的古训，写出了“东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人鬼相通、真幻莫辨的世界，丝毫不亚于后世风靡世界的“科马拉”（《佩德罗·巴拉莫》中虚构地名）或“马孔多”（《百年孤独》中故事的发生地）。王蒙指出，《聊斋志异》的“文艺学重要性在于重视写实，充满世情世故，也突出文学的想象性与想象力”，它的“基本方法论是遵阳律而写阴间故事”，这一点，正是“魔幻现实主义”共有的特征。

读者大众多数知悉王蒙“人民艺术家”的身份，却不知创作小说之余，王蒙还在古典文学领域耕耘日久，除了皇皇两卷本《王蒙的红楼梦（评点本）》（2020年）和《〈红楼梦〉八十几讲》（2022年）外，《聊斋志异》亦是他的心头好。多年来他常读常新，每有会意，便欣然提笔，于是便有了“极限聊斋”三部曲的第一部《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以下简称《极限聊斋》）问世（还将推出的另外两部分别是《王蒙海论〈聊斋〉》和《王蒙鞭辟〈聊斋〉》）。

那么，《极限聊斋》有何独异？所谓“极限”又有何深意？

首先，“极限”源于《聊斋志异》题材的广博宏阔，包罗万象。王蒙直陈，《聊斋志异》“一部书包含了近500篇，人、鬼、狐、神、仙、魔各个世界样样俱全”。在对《画壁》的解读中，王蒙称《聊斋志异》写的是“幻”，“幻得多姿多彩，乃生‘异’焉”，而这种“异”，就是西方文论说的“陌生化”，“暗示的是对于老一套千篇一律的厌烦与创造性的突破”，广博对应的“幻”和“异”，说的是题材的极限。

其次，《聊斋志异》“语言、现实、表述，都走向极限、顶峰，奇闻、奇语、志异、志凶”，这是表现形式的“极限”。王蒙以《聊斋志异》中《野狗》为例，指出开篇“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一句精妙至极，寥寥十个字，即点出官兵过境时，乡下人李化龙“以死求生”、向死而生的悲剧性。如此遣词造句，写出了堪比存在主义“境遇剧”的小说氛围，令人惊叹。

第三，所谓“极限”，还在于王蒙撰述此书的登峰造极。《极限聊斋》不是循规蹈矩的“重读经典”，也并非自娱自乐的消遣之作，而是一部用心用情、苦心经营的创新之作。何以见得？其中各篇皆遵循了一个相同的书写规则，先用现代白话将《聊斋志异》的故事重述一遍，同时加以重评。王蒙的重述重评可谓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夹叙夹议中倾注个人所思所感，金句迭出，妙思遄飞，是在延续古典文学评点（眉批、夹批等）传统的基础上，开新境，发新声，堪称一部《聊斋志异》的王述（译）王评本。对耄耋之年的王蒙而言，这种重读不啻为一种“极限”运动，是一趟展示心力、才力、生命力的登顶之旅。

精髓是“重述重评”

为了完成这部书，王蒙酝酿了30年，最终从聊斋故事中择取54篇作为评述对象。在编排体例上，依据聊斋故事各篇要义，以“庄子四境”为纲，分“人间世”“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四卷。如此一来，读者耳熟能详的《考城隍》《叶生》《画皮》等22篇，《耳中人》《瞳人语》《尸变》《山魈》等16篇，《崂山道士》《婴宁》《阿宝》等7篇，以及《王六郎》《水莽草》《长清僧》《娇娜》等9篇，便悉数有了排序座次，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其中，聊斋故事的原文参考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的四卷本《聊斋志异》，王蒙的点评用的是宋体，而重述部分则是加粗楷体，每篇末尾都有对应原文，这种编排对读者极为友好，不可谓不用心。

此书的精髓和重头戏在于“重述重评”，二者交错展开，形成述中有评、评中有述的行文格局。王蒙的重述极具个性，不是一板一眼地将原文译为白话，而是掺杂说书人“声口”的“小说家言”，让人产生一种蒲松龄附身王蒙，借其口重讲聊斋的幻觉。如果说重述部分突出的是作者扎实的文言童子功，多少带有点用白话与文言“掰手腕”的傲气与狠劲，是“表”；那么，重评部分则处处彰显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里”。总的来说，王蒙用的是一种“儒道互摄”“道家为体、儒家为用”的评注方式，从聊斋故事中读出中华文化的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以《陆判》一篇为例，故事中朱尔旦魂归西天后，儿子朱玮官至司马，生了五个儿子，分别取名“沉”“潜”“沕”“浑”“深”。王蒙从中“嗅”出了道家气味，“五字都是道家追求，都是深潜含蓄细密沉着之意”。不过贯穿全书前后的，仍是对中华文化恰如其分的当代解释。《陆判》中朱尔旦阳寿已尽，原文写的是“即治衣衾棺椁，既竟，盛服而没”，王蒙将其重述为“便去准备制作寿衣、被褥、棺木器具，做好一切准备，他穿戴得整整齐齐，盛装离世”，用的是晓畅明了的白话。更精彩的是随后的评注，一语道破朱尔旦这一行为背后由“礼”所支撑的人性尊严：“盛哉中华礼文化！礼文化升华了对于生死吉凶诸端事宜的本能反应，美化、理顺、端正、充实、赋能、赋尊严、赋仁孝礼义之德之文明于人生诸事诸遇。礼的观念与落实使中华文明更加强大……朱尔旦归矣！他的一生是完整的、成功的、非同寻常的。故事发展到了更上一层楼阶段啦。”这番感慨，恰好印证了《极限聊斋》前言中“同时边述边评点边发挥，推敲，追求极致，上纲上线，追求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对接，甚至也有‘猖狂’妄言”一说。

点破创作的奥妙

不过，若点评仅止于此，则与凡俗庸见无异，《极限聊斋》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还在于王蒙凭着多年写作经验，对蒲松龄的小说技法加以剖析、褒贬，点破小说创作的奥妙。仍以《陆判》为例，王蒙指出此篇用了“一套连环路子”，很值得琢磨，起到的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效果。朱尔旦与儿子朱玮的命运迥异，但都和科举制度有关，成也科举，败也科举。“科举仕途仍然多蹇，再延伸到儿孙命运，一代又一代，俨然家史，成了一部大小说。”从《陆判》中，王蒙看出了蒲松龄于方寸间敷设大天地的气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陆判》却反过来，“虽云短制，形同长篇”。至于《画皮》一篇，王蒙指出，“故事完整连贯，步骤明顺，情节紧张，格调一般，创造性有限”。经过这样的对比，读者很快就能从聊斋故事中辨别出哪篇是精品，哪篇有瑕疵。从这个角度讲，《极限聊斋》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堪称一部王蒙版的创意写作秘籍（其中的多数篇目还附有王蒙自设的“作业”和写作习题）。

当然，王蒙并不一味吹捧蒲松龄，对个别篇目构思的“低俗”，他也不吝批评。譬如《崂山道士》一篇，王蒙激赏剪纸为月，众人飞升月宫饮酒的场面高远清亮，而王生研习崂山道士穿墙入户的法术，则未免“低级下流”。最后，王蒙不无慨叹：“我们必须正视本作品在数百篇聊斋故事中隐忍注目之处，并不在于撞墙与额头肿包，而在于道士的奇美的创造，难道那小小一段的宴会、歌舞加飞天不是本可以成为一篇唯美主义之杰作吗？”即是说，王蒙青睐此篇，看重的是蒲松龄以超凡想象力所抵达的“极限美学”，聊斋故事要传达的道德训诫，在“美”的面前黯然失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儒道互摄”的解读法。即是说，尽管王蒙念兹在兹都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但他不忘透过老庄哲学这面透镜，窥探《聊斋志异》的浪漫主义底色。

当代作家重读经典者不乏其人，譬如《红楼梦》之于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金瓶梅》之于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聊斋志异》之于阎连科（《〈聊斋〉的帷幔》）。在一众“重读”中，王蒙的《极限聊斋》旧锦翻新样，以其另类的谋篇布局和跟文本“短兵相接”的重述重评，在聊斋故事中读出了幽微人性，读出了儒道互摄的生命哲学，妙语连珠，洞见迭出，颇值得读者细细品味。（作者为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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