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塑造Character

发布时间：2025-11-27 04:27

我是谁

电影止于凶手对庭审法官的反问：“我，究竟是谁？”——同时，这也像一个留给观众的问题。但是，这和观众的预期稍有偏离。在悬疑片模式中，观众还在疑心：如今的主角（菅田将晖饰演的漫画家）是否依然“我本善良”？因为，按照一般的套路，他的凶残本性似乎已被激发。如果电影结尾真要留下一个“我是谁”的诘问，那么这个问题的发出者似乎也该是主角才对。

不过，让我们暂且放下这股落差，先来简单回应一下凶手的问题。

凶手

对于“我是谁”这样抽象困难的哲学命题，当然不是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凶手自诩畅销漫画《34》的共同创作者，我们就从电影里这本漫画的角度来看看他所起的作用。

凶手初登场时屠戮了一个四口之家，主角在亲眼目击凶手真容后，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事后，他以凶手形象与凶杀事件为原型，创作了畅销漫画《34》。而凶手在追读连载中的漫画后，成了主角的粉丝并开始根据漫画中的内容继续行凶。主角在漫画最终话里以身试险，引诱凶手自投罗网并最终反制——在最后这场未遂的行凶中，凶手其实并没有主动落入主角在漫画里设下的“陷阱”。他以主角漫画里的构思重新选择了行凶场地，还把主角和主角妻儿拖入其中。不过，在最后搏斗中，他被主角反制，两人身体相叠的一幕，奇妙地与漫画最终话的一格，颠倒般地重合了。

从上述简单的情节梳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凶手的“身份”变迁：起先，他是一个现实案件中的凶手；随后，他成了主角漫画创作的灵感来源和漫画中角色的原型；之后，他自诩为主角的“助手”，开始在现实中复制、再现漫画里的凶案；最终，在与主角的对决中完成了漫画最终话内容的还原——只是这一次，他重新选择了故事地点、人物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原漫画故事的“逆转”。

“我是谁”凶手篇：凶手——灵感/漫画原型——“助手”——“创作者”

漫画家

从凶手到灵感/原型是容易理解的现实逻辑，而从原型再到“助手”/“创作者”则是片中凶手的执念与偏激。然而，它之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如此顺理成章地被我们接受，主要源于电影开篇时，我们和主角一起，在他的漫画事业起步受挫时所接收到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漫画的成功源于真实感的营造。

主角所任职的漫画工作室的老师强调漫画氛围的真实感，连画中出现的一幢无生命的建筑都要尽可能赋予它生命；主角自己的作品屡屡被拒，受到的评价往往都是画功了得但人物塑造不行，缺乏真实感。这份对于真实感的追求与强调，正是让后来凶手在现实中再现漫画凶案的行为得以在这部电影中“成立”的原因，也是凶手自诩漫画《34》共同创作者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凶手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提升了《34》这部漫画的真实感——毕竟，没有什么比漫画里的事情如实发生更真实的了。

对于主角来说，电影开始时他就因屡遭失败而对漫画圈萌生退意，后来凭借漫画《34》一炮而红，但看上去也没有多少志得意满的喜悦。相反，他只是背负着某种巨大压力，于恐惧焦虑中持续创作。当他向清田（小栗旬饰演的警察）坦白时，他仍然觉得自己缺乏创作的才能，漫画《34》的成功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剽窃”。——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主角在目击凶手真容后选择不向警察供述。因为他想把凶手的形象“窃”为己用，当作自己的原创。真凶形象一旦曝光，尽管他仍可进行加工创作，但也无法以此证明自己的原创性——最后，当清田死后，主角再添一层罪孽感，认为自己对他的死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出于赎罪的心理，他选择在漫画中将自己画死，以此设下诱捕凶手的圈套。

“我是谁”主角篇：失败的创作者——成功的剽窃者——牺牲的赎罪者

警察与少年犯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存在类似“我是谁”之身份迷惑的对象并不止主角和凶手两人。

清田出场前就在同僚上司的闲谈中扯出他曾经暴走族的出身。但是与传闻不符的是，电影里的清田从未展现过任何暴力手段。他平易近人，常常身背双肩包，爱好阅读漫画，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倒是整个警察组织，成群行动、四面堵截的作风时常看上去有点黑社会的做派——遇刺时，他也缺乏某种濒死的爆发力，每一个观影者或许都在那时难以接受，身高马大的清田会如此轻易被一个委琐瘦弱的中年男子刺死。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清田的往事是否只是一种捕风捉影？毕竟他从未亲口承认过自己暴走族的出身，一切来自他人的流言，即便葬礼上他的搭档也向主角复述了这段往事，但在他的口述中，也只是提到他当年管辖那片地区时听闻过清田的名声。换言之，清田的暴走族出身只存在于传闻中。

同样的，边见曾是一个犯过重罪的少年犯。在一开始的四口之家屠杀案中，他率先被警察判定为嫌疑人并实施逮捕。虽然清田对此抱有怀疑，但警界、社会都表示欣然接受。但一年后连环杀人案的再度浮现让之前的抓捕成了“乌龙事件”，社会质疑警方屈打成招，并对边见少年犯时的罪行也报以怀疑。边见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问时的反应和电影最后凶手的反问几乎如出一辙。边见的迷惑（无论是否属于装傻充愣）都像是一次提问的邀约：我，究竟有没有犯罪？

“我是谁”警察篇：秩序的破坏（暴走族）——秩序的守护（警察）——秩序的僭越（私刑人）

凶手与少年犯

有关边见与凶手之间的关系，电影最后通过从凶手家中搜出的一沓书信浅尝辄止地点了一下。犯下过屠戮一家重案的少年犯边见曾是凶手仰慕的对象，随后这种仰慕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边见成了凶手的帮凶，帮助他转移警察的注意力——这解释了边见在初遭警察围捕时就即刻认罪的奇怪举动。这可能是两人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无论是否出现了创作漫画的主角，都不影响警察误捉边见，以及凶手二度行凶时通过滞留现场的凶器来揭发警察的失误。也就是说，在主角出现前，凶手和边见就已形成共谋关系，而主角的出现，让凶手发现了新的仰慕对象。

由于故事侧重点的不同，我们不确定少年犯边见是否真的曾经是一个暴力侦讯的牺牲者，他与凶手的联手是否出于对警察的报复抑或仅仅只是观念上的唆使。我们发现，对于电影人物的过去，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我们一律知之甚少——我们不太了解主角的原生家庭和他的成长经历，我们不太了解警察清田暴走族的往事是否真实，我们不了解少年犯边见的过往和他当年行凶的动机，我们也不了解凶手的背景——他似乎来自某个信奉四口之家代表幸福的宗教组织，有关这段尘封事件的线索伴随清田的死亡就此中断。除了每个人的既定身份外，电影拒绝向我们作出更多的解释。

“我是谁”少年犯篇：“偶像”——“粉丝”——共谋者

Character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电影埋布了多条线索。随着情节的展开，与其说它想讨论的是所谓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影响——例如漫画作品是否会引发模仿犯罪？漫画创作者是否压抑着内心黑暗？诸如此类——毋宁说，它想讨论的只是何为真实的问题。

当杂志编辑向青年漫画家表示“你的作品、人物缺乏真实感”的时候，这里的真实感是一种客观陈述吗？还是仅仅只是拒绝的托词？如果创作者因缺乏现实经验而导致笔下人物缺乏真实感，那读者又是借由什么，来做出对于所读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感的判断呢？这种真实感也必须来自亲身的经历吗？当主角在达成作品真实感的同时，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它的原型而将之作为自己的原创？

当我们试图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结论都指向一种虚构的真实：读者自然无需同样亲历凶案，但他们要追求某种恐怖的真实感；创作者必须满足这种对于真实感的追求，但他的创作又必须源于个体虚构的能力。换言之，这是一种被塑造的真实。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电影里人物的过去都如此晦暗不明的原因，当我们接近真相的时候，无形中就会破坏这种虚构的真实感。所以清田必须死。“好可惜啊！”凶手对着已然接近真相的清田表达他的哀叹。

象征幸福的一家四口、暴力的执法者、作为社会不安与危险存在的少年犯……现代社会同样无时无刻不在建构着一些“真实”并将之灌输到我们对于社会的反应之中。电影伊始，为了弥补自己的“缺陷”，主角勤于练笔，时常速写日常遇见的陌生人。比照他最后躺在病床上用受伤的手所画的清田的头像，你很难说这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床边清田的搭档或许会为这张肖像的逼真而感到欣慰，主角的画功一如既往的出色，而外人的评价却会因标准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清田曾在电影里说过“迷路的人总要绕些远路。”主角在经历了人生这段波折后，不知道是否重新找回了自信？电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或许因为被凶手激发出的恶性（这是某类悬疑片一贯喜欢采用的片尾“咧嘴一笑”式拙劣反转）而终于找到了刻画恶之真实的方法——在电影开头，他的同行都认为主角性格太好以致于无法画出真正的邪恶与恐怖。或许没有。电影没有停留在主角的病房，而是回到了现实凶案的审判法庭。在凶手留下的邪魅反问中，我觉得电影好像也在问我们：故事总有尽头，故事里的角色也都各有他的特征与性格（character既可译作角色，也可以译作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当我们沉溺于这种虚构的真实感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与现实的真实渐行渐远而迷失了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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