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云凤：身份“前置”与王干199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

发布时间：2025-11-20 01:28

1980年代，作家是文学思潮的主要“生产者”，而到了1990年代，编辑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筛选者”，编辑和批评家取代了作家在文学思潮中的“生产者”地位，而以“领航者”身份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前置”作用。1990年代的文学潮流，如“新写实”“新状态”等，都是理论先行的文学活动。“前置”型文学活动并不是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特有产物，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1839—1846年间，别林斯基主持专栏“祖国纪事”，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祖国纪事”积极宣传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还培养和影响了一代俄国作家，包括赫尔岑、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可以说，这些作家在文学界获得认可，别林斯基的批评和推介功不可没。1950年代，以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和米歇尔·布托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小说派”，也是在理论主张的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的。“新小说派”认为，当时的小说创作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到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因此他们在内容上反对传统小说写作，在结构和语言上也力求革新。娜塔丽·萨洛特的《马尔特罗》《天象仪》，阿兰·罗布-格里耶的《橡皮》《在迷宫中》，克洛德·西蒙的《风》《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夏天晚上十点半》等作品，体现了“新小说派”的核心理念，即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探索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描绘事物的“真实”面貌，刻画出前人未曾发现的、客观存在的内心世界。“新小说派”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创新性。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早、影响和贡献很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在理念先于实践的主张下，文学研究会强调“为人生而文学”，坚持现实主义，以尊重传统和积极创新为原则，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留下《海滨故人》《命命鸟》《背影》《雨巷》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张和成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前置”的情况都比较类似，几乎都是作家或批评家提出理论主张，再由作家去实践。然而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发挥“前置”作用的主要是编辑。如“联网四重奏”就是由当时身为编辑的王干提出，后由几家刊物积极策划推动的。“新状态”小说的提出也是先有文学策划，再去“搜罗”文学作品。可以说，编辑发挥“前置”作用是少见的，它是1990年代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

一

身份“前置”的可能：1990年代文学的特定场域

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经济发展浪潮带来文学的变化，文学期刊为谋求生存积极转变运营方式，这为文学发展既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王干等一批文学期刊编辑、批评家正处于这一特殊时期，文学场域的某种“空缺”和批评场域的“疲软”，为有开拓精神的王干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1990年代，以《钟山》为主阵地，期刊编辑和批评家共同“操作”了一次又一次文学思潮事件，为编辑、批评家身份“前置”提供了可能。身份“前置”是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前置”指的是某事物被放置在某一过程、事件或序列的起始阶段或者位置上。“前置”强调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优先性，“前置”也意味着正式进入某个活动或开始某个活动之前，必须首先完成或设置的环节。“前置”不仅确保后续工作顺利开展，还会对整体效果和结果产生深远影响。“前置”虽然不是文学术语，但在199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却有突出的实践功能，编辑和批评家身份的“前置”，为1990年代的文学期刊带来新的热点和发展动力。

1990年代文学期刊中编辑身份的“前置”，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首先是文学期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遭遇“重创”。1990年代是转型的年代，它上承1980年代，下启21世纪。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所谓“断奶”政策，结束了文学期刊长期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生存的局面。这一政策给文学期刊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财政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文学期刊必须依靠自身的销路来维持生存，这导致许多文学期刊面临生存压力。1984至1986年间，出现了文学期刊的改版/更名潮，许多地方期刊尝试跨越以往的期刊等级体系，期望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期刊。这种改版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文学期刊的等级体制。但改版的失败、“新启蒙主义”的退潮、世俗化的转向，迫使许多期刊退居边缘，再难引领文学风潮。这直接导致了文学期刊在文化领域中的边缘化。其次是“断奶”政策促使文学期刊开始寻求自主性。很多期刊在发刊词中建构出颇具特色的自主性文学话语。这种转向体现了文学期刊在新的形势下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文学期刊为了生存开始更多地考虑市场和读者的需求，通过改版迎合市场规律和大众读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与市场的接轨。以通俗文学为例，1985年开始的通俗小说连载热潮，让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有了齐头并进的可能。再次是技术进步带来传媒革新。技术进步显著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纸质媒体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地位受到挑战。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普及。新兴媒介不仅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期刊和报纸不再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和载体，以文学期刊为例，其逐渐回归到发展文学的定位上来。文学期刊的功能变得相对单一，使得其传播文学的本体功能得到了更大的展现。正如《十月》副主编宁肯所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大家对于纯文学期刊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文学就是文学。还是应该回到本位，在文学这块一亩三分地上经营好。”（1）最后是市场语境中文学的边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文学作品的商业化趋势愈发明显，文学创作更多地迎合市场和大众口味，纯文学的空间被挤压。作家的创作动机和身份也发生了变化，非职业化、大众化和明星化现象普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价值被削弱。面对文学边缘化的事实，有些文学期刊选择以静制动，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办刊方式，维持文学期刊的生存。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相对被动，文学期刊的发展亟须一种导引性的力量出现。

文学发展的内外困境逼迫期刊和期刊编辑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有的期刊在原有发展基础上增强与作家的互动，促进双方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影响了纯文学期刊的办刊理念和编辑策略。如《北京文学》为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对来稿的要求不再强调精英主义的形式探索和意义深度，而是追求文本的大众化和可读性。一些期刊通过栏目策划和出版规划，对小说创作生态产生影响，引导小说艺术的多元调适。如1980年代中期《收获》对“先锋小说”的重视和着意引导，直接推动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诞生。一些文学期刊开始对办刊方向进行调整，如《花城》主动调整办刊方案，从“现实”走向“先锋”，大量削减栏目数量，强化和确认了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观念，成为1990年代“先锋文学”的主要阵地。随着传媒的发展，文学期刊也不得不向媒体化转型，这一转型也为编辑提供了大展身手的空间。还有一些期刊有了新的媒体形象定位，如《收获》的“纯文学家园的守望者”定位。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反传统特质，更体现了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巨大引领作用。文学的内外之变催生期刊的职能变化，文学期刊发展亟须变革，这为王干等编辑的文学策划实践提供了机会，为编辑身份“前置”提供了可能。

以王干为代表的一批期刊编辑，是编辑身份“前置”的典范，他们以各自供职的期刊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办刊方式，“新写实”“新状态”“联网四重奏”等都是编辑主动策划和引导文学潮流的例证。在这些文学期刊的引导下，1990年代文学虽然无法改变边缘状态，但一些真正热爱并致力于文学的作家和期刊顽强地活了下来，文学回归到了本属于文学的位置，而不会再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是一种病态的“全民文学热”。更难能可贵的是，发挥了身份“前置”作用的这批编辑，并没有让文学走向绝对的市场化和通俗化，而是坚持了纯文学的办刊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期刊和文学作品的品质。正如王干所言，1990年代很多作家投身商海，而他以一股傻劲坚持了对文学的热情：“我特别喜欢文学，即使在当时，许多人通过经商发财，我依然觉得那种专注和有点傻的精神是必要的，因为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本质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2）

二

对创作的“倒逼”：期刊对文学潮流的牵引和孵化

编辑以文学期刊为依托制造社会热点并引导和孵化文学潮流，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一大特色，文学期刊实现了由追踪文学潮流向引领文学潮流角色的转变。这一时期，以《钟山》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为最早的代表性事件，它打开了期刊推动思潮发展的大门。这正是王干参与并一手策划的文学事件。

“新写实小说”的推出是《钟山》长期酝酿的结果。《钟山》在1988年第6期上发布了一则《文讯》：“本刊将从1989年第1期起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努力倡导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有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又贴近生活关注现实的新写实小说。”（3）在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钟山》对“新写实”的阐释和界定常被看作“新写实小说”的宣言（4）。这期卷首语不仅展现了《钟山》对“新写实”这一文学思潮的深入思考，同时也为“新写实小说”跻身文学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新写实小说”获得读者认可，并在文坛引起关注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编辑的主动策划对“新写实”潮流的出现功不可没。

由《大家》《作家》《山花》《钟山》发起的“联网四重奏”，是在策划“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成功经验基础上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联网四重奏”是编辑从幕后走向前台，发挥“前置”作用的典范。“如果说80年代引领文坛的是作家，那么90年代以来的编辑和作家共同引领着文坛。”（5）作为“联网四重奏”的最初策划者和联络人，王干在《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中详细陈述了这一文学事件的起因、经过：“‘联网四重奏’这个名目最初出现在1995年的3月份，但酝酿这个计划却在1994年的7月份。贵州作协的文学刊物《山花》从1994年5月起，由著名作家何士光担任主编，批评家何锐担任副主编，他们希望刊物能有新的变化……我认为跨世纪文学新人的造就不仅影响到20世纪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关系到21世纪文学的繁荣，推出新的实力派作家意义深远。而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勃兴，文学期刊的影响不免显得式微，既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新人身上，孤军奋战还不如协同合作，联网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远离‘中心’的边缘期刊（缺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天然条件）更需要进行联网。”（6）王干以敏锐的视角从式微的文学状态中找到一条路径，这也体现了他对当时文坛状况的把握。持续几年的“联网四重奏”推出了很多作家，如斯妤、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文浪、鲁羊、李冯、丁天、夏商、陈家桥、王海玲、李洱、李大卫、刘庆、吴晨骏、卫慧、金仁顺、胡性能等，以及孟繁华、李陀、段崇轩、张清华等批评家。“联网四重奏”以发现和推介文学新人为重心，从这些作家后来的创作看，“联网四重奏”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王干参与策划并作为主要推手的期刊引领潮流的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钟山》推出的“新状态”。无论是文学中的时间进程，还是现实中的时间进程，1990年代都已经距离21世纪越来越近，追赶潮流的人已经感觉到某种世纪末的悲情，告别过去是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状态”的出现就与这种难以名状的悲情有很大关联。王干把“新状态”看成一种隐形的“倒计时”：“‘新状态’是文学的一次‘倒计时’，这种‘倒计时’缺少具体的实在的指向……‘新状态’的倒计时表现为对过去时代的一次悲剧性的告别。”（7）“新状态”可以看作王干等人用“倒计时”的方式，对作家创作进行“倒逼”的典范。在《在风中言语在风中倾诉——关于〈桃色嘴唇〉这部奇作的札记》一文中，王干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有一个提纲式的总论，他认为先锋小说“叙事人大多是在扮演西方小说文化的传播人”（8），而寻根小说则“企图以中国地域文化的代言人身份去与西方主流文化对话，获取拉美文学的殊荣”（9）。在这一论断基础上，王干提出1990年代小说的一个变化是“小说家开始摆脱了种种角色的诱惑，慢慢回到自身”（10）。不难发现，王干所指的“新状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学状态，而是尊重文学的发展规律，从“学习”与“对峙”的热潮中回到自身，即中国文学开始走上自我探索的道路。“新状态”是对探索状态的包容。因此，“新状态”严格来说不算是人为主张，而是文学发生巨变时，王干和他的同仁们敏锐地发现了这股文学暗流，并用“新状态”为其命名。“新状态”的内容指涉也不像1980年代的“寻根”“反思”等文学思潮那样清晰。从王干的论述来看，只要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脱离了那种“学习性”的文体与“对峙性”的习性，敢于在小说中积极探索新的写作路径，都可以被称为“新状态”。“新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旧有秩序的反叛，反叛旧秩序意味着告别过去与迎接新生，而“新状态”就是对这种新生的容纳和肯定。有了这个思想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干把王蒙、陈染、崔子恩、王安忆、韩东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归类为“新状态”作家。王蒙的写作不断地自我革新，这种小说状态既是前卫的，也是“新状态”的，王安忆在巨大写作野心支配下追求一种“写”的自由，这些都是“新状态”最好的写照。对这些作品的欣赏与力挺，一方面说明作为编辑的王干有独到的审美眼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致力于打破文学创作的同质化趋向，激发边缘异质文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勇气和决心。

综合来看，“新状态”既是王干一再提倡的文学思潮，也是王干身为编辑所期待看到的作家自由书写的状态。这种期待与王干对大时代的反思分不开。面对1990年代经济崛起、文学边缘化的现实，王干在《文学的界面在延伸——论新世纪文学兼驳文学边缘论》中曾说：“但文学真正失去轰动效应还是在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面貌被还原了，或者说在一个商业社会里或者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文学回归到一个应有的位置……‘边缘论’由此产生，当然参照系是以八十年代的超级辉煌为依据的。”（11）由这些论断可见，王干作为一名编辑，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有着客观冷静的思考。虽然“新状态”栏目没能持续多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没能像“新写实”那样在文学史上被大书特书，然而1990年代以来，凭借新媒体的出现，网络平台的兴起，网络小说、青春文学、新武侠等新文学思潮相继涌现，这算是“新状态”在另一维度上的延伸。

在观察思潮的同时，类型文学如女性文学、城市文学等也进入了王干的观察视野。《成长的烦恼——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个情节》是王干对1990年代女性文学认识的一个切面。1994年6月，《钟山》召开过全国第一个城市文学研讨会，王干是会议的筹划者和操办者之一。1998年，在《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学的四种叙述形态》一文中，王干指出老城叙述者、城市游走者、都市女性和淘金者传奇是城市文学的四种叙事形态。这可以看作王干对城市文学的定位。

王干的众多文学实践表明，编辑在文学期刊引领文学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学作品的“筛选者”“编辑者”，还是文学思潮的“推动者”“策划者”，他们主动介入文学生产，对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综合的意义：编创评的转化

1990年代的文学思潮越来越多地由期刊编辑和批评家引领，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文学场域内部的角色转换，也映射出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包括但不限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这类作品坚持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探索个体经验，反映了社会的转型和个体的觉醒。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命名落后于创作实践。“伤痕文学”诞生于“文革”结束后，“寻根文学”的诞生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中国作家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许多作家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看到文学走向世界舞台的希望，并致力于将自身创作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精神危机等问题。1984年初，李陀在《创作通信》上首次使用了“寻根”这一概念。1985年开始，韩少功、李陀、郑万隆、郑义、阿城、李杭育等作家纷纷发表文章，提倡或宣扬“寻根文学”的理念。韩少功的文章《文学的“根”》后来被视为文学“寻根”运动的宣言。尽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两个名词是后来的理论家所赋予的，但“伤痕”和“反思”主题早已存在，它们与1990年代诸多文学思潮的提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除此之外，1980年代的文学界，“四小风筝”是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个称谓源于1982年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王蒙，围绕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所进行的书信往来与学术探讨。通过这些书信与讨论，他们表达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同。这些书信后来被称为“风筝通信”，它标志着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探索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场讨论不仅引发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广泛关注，还扩展到了文学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层面，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层面。“四小风筝”现象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积极追求和对文学现代化的深入探索。这场讨论也促进了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创新，并为“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四小风筝”现象形成于作家内部，它的命名晚于它的出现，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从“新写实”到“新状态”，再到“联网四重奏”，几乎构成1990年代文学思潮主旋律的文学事件与活动，都是先有命名，再有文学作品的集中展示。王干不仅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有些活动甚至最早都是由他策划的。正如傅逸尘所说：“在我有限的文学视野与阅读里，感觉1988年末至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也就是‘后新时期文学’，似有半壁江山都与王干相关。他对‘后新时期文学’文学思潮的建构与文学活动的推动，在中国文坛恐怕无出其右者。”（12）在文学环境复杂的1990年代，王干在参与策划文学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精力，除了《钟山》，他的身影还活跃在《大家》《东方文化周刊》等期刊中。在文学被边缘化的1990年代，他在文学期刊的发展与文学栏目的策划中投入全部热情。这也成为1990年代文学期刊的亮点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身份的“前置”不是静态的，它也会在个体与时代、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变化。在做期刊栏目策划时，王干是策划者，也是编辑。在策划“新状态”时，王干与作家同频，从而感受到1990年代作家写作的新变。“新状态”的命名与呈现并不是某个期刊策划的结果，它更来自王干对当时文学潮流的深刻感知。王干在《走向自我认同的新状态》中说：“新状态的自我阅读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期浪漫主义的某些特性，特别是五四时期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一些‘私小说’的叙事形态，这里面是否有某种具体的承继和脉连尚不可断言，但作为对‘诗性’这样一种在中国当代文学屡屡被放逐的文学精神的显现，新状态与郁达夫等人的取向有某些相同之处。”（13）对文学的感知与命名来源于王干的多种身份，这些身份在不同的场域和文化活动中被激活和构建，形成王干在1990年代独特的、无法被取代的文学形象。

除此之外，作为批评家的王干还热衷于文学理论的转化，他对“南方文体”的构建甚至可以看作是“南方诗学”的滥觞之一。在《寻找一种南方文体》中，王干这样论述“南方文体”：“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与河流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体的严峻、凝重、结实、朴素……南方文体显然是一种新鲜的文体，是一种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文体，它的热情和稚嫩都充满着一种青春的光彩……南方文体是抛出去尚没有终点的曲线……南方文体的出现，标明创作与评论界限的模糊化、边缘化。”（14）王干在文中明确指出“南方文体”的流动性、开放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正与当下出现的“新南方写作”“南方诗学”等文学思潮暗合。王干此文写于1995年，由此足见王干对文学发展的预见性。王干对理论独到的见解和构建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悄然完成了他多重身份的构建与转化。

结语

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中，编辑和批评家的身份“前置”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创作格局。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是作品的展示平台，更成为文学思潮的策源地和引领者。王干等编辑通过主动策划引领文学潮流，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学创作的格局。在王干等人策划的“新写实”“新状态”等活动的助推下，文学思潮呈现出从幕后向台前转向的态势，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文学的创新活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作品的商业化趋势愈发明显，纯文学空间被挤压，而王干等人的努力，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以文学期刊为平台，推动文学与时代的对话融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王干的多重身份使其对文学现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不仅在文学期刊的发展与文学栏目的策划中投入全部热情，还积极参与文学理论的构建和转化，为1990年代的文学生态注入活力，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王干的编辑活动和批评实践证明，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语境中，编辑和批评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方向，彰显编辑身份“前置”的独特价值。

注释：

（1）舒晋瑜：《中国文学期刊生存状况调查》，《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17日。

（2）王干：《王干谈枕边书》，《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1日。

（3）《钟山》编辑部：《文讯》，《钟山》1988年第6期。

（4）《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5）杨会：《权威与暧昧——从“联网四重奏”看当今文学期刊编辑的角色》，《编辑出版》2013年第6期。

（6）（7）（8）（9）（10）王干：《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第188、62、261、261、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11）王干：《文学的界面在延伸——论新世纪文学兼驳文学边缘论》，郜元宝编选：《2007～2008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第201-20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12）傅逸尘：《“后现实主义”论与1990年代的文学思潮——读〈王干文集〉之文学批评记》，《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

（13）王干：《走向自我阅读的新状态》，《作家》1995年第10期。

（14）王干：《寻找一种南方文体》，《作家》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