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如何用镜头重写历史创伤

发布时间:2025-11-07 16:27

插图 | 鉴片工场 ©《731》电影海报

赵林山执导的《731》以八年筹备为基,通过“小人物视角+历史真实性+心理现实主义”的三重框架,将731部队细菌战这一沉重题材转化为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大众传播力的反战叙事。影片以姜武、王志文、李乃文等主演的群像表演为核心,融合HDR Vivid技术与“选择性色彩”美学,在历史顾问金成民馆长及731罪证陈列馆的学术支撑下,既避免了同类题材的猎奇化倾向,又通过“革命浪漫主义”手法赋予受害者以人性尊严。片中,姜武“沉浸式减重表演”、王志文“道德灰度诠释”及林子烨的“儿童视角叙事”共同构建了历史创伤的当代记忆传递机制,为该战争片类型创新提供了重要范本。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笔者认为历史片不再是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记忆生产”。当我们为小石头的命运揪心,为松井的选择争论时,他们已经在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这种建构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思考、质疑和反思。正如导演赵林山在首映礼上所说:“我希望观众走出影院后,不仅记住731的罪行,更记住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依然可能发出微光。”

这种微光,或许正是历史片最珍贵的价值所在。它让我们在记住苦难的同时,也看到人性的可能;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思考当下的选择。《731》之后,历史片如何平衡真实性与艺术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仍将是电影人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但它无疑为这条道路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

下文笔者将从“历史真实与艺术重构”与“角色冲突中人性光谱”两个维度,为大家解读这部历史战争片,是如何实现“历史片的青年化表达”。

史料考据与艺术加工的平衡术

《731》的创作起点可追溯至2017年,导演赵林山耗时两年查阅超过百万字文献,其中包括哈尔滨图书馆藏的731部队原始实验报告、幸存者口述实录及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为确保历史严谨性,剧组邀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担任历史顾问,其31年的细菌战专题研究背景为影片提供了学术背书。金成民曾在专题研讨会上强调:“电影中的每一件实验器械、每一份档案文件,都必须能在罪证陈列馆找到对应实物”,这种“博物馆级”的考据标准体现在细节中,如:姜武饰演的劳工领袖使用的铁锹,其形制与1943年哈尔滨平房区出土的劳工工具完全一致。

然而,影片并未陷入“史料堆砌”的窠臼。刘恒的剧本采用“核心事件真实,人物关系重构”的策略,将3000多名受害者的经历浓缩为三组典型人物:劳工反抗者(姜武)、良知觉醒的日本军医(王志文)、儿童见证者(林子烨)。这种艺术加工既符合历史片“大事实、小虚构”的创作规律,又避免了1988年牟敦芾执导的战争片《黑太阳731》式的猎奇化展示。赵林山刻意将实验场景的血腥镜头控制在0.3秒以内,转而通过受害者颤抖的手部特写、实验记录纸上的血指纹等间接意象传递暴行。

“小人物叙事”的历史哲学

影片突破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框架,以“微观史视角”重构历史。姜武饰演的角色并非高大全的英雄,而是一名因偷运粮食被抓的普通农民,其反抗动机始于“为儿子报仇”的私人恩怨,最终升华为保护实验数据的群体意识。这种“从私仇到公义”的角色弧光,暗合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蒙塔尤》的微观史理念,通过个体命运折射集体创伤。

尤为精妙的是少年演员林子烨饰演的孤儿,其“寻找失踪哥哥”的主线贯穿全片。导演通过儿童视角的“认知过滤”处理残酷场景,当731部队成员搬运实验体时,镜头透过他藏身的木板缝隙呈现,将成人世界的暴行转化为“穿白大褂的人在搬稻草人”的模糊意象。这种处理既避免了对儿童演员的心理伤害,又形成“纯真视角vs残酷现实”的强烈反差,其艺术效果堪比《辛德勒的名单》中的红衣女孩。

王志文的“道德困境表演法”

王志文饰演的日本军医是影片最具争议的角色,也是表演难度最高的挑战。为诠释这个“双手沾满鲜血却尚存一丝良知”的复杂人物,王志文采用“双轨体验法”,一方面研究东京医科大学保存的1938-1945年军医日记,模仿日本军人特有的“压抑式发声法”;另一方面与心理医生合作,构建“体制化暴力下的道德崩溃模型”。在关键场景“活体解剖伦理冲突”中,他用手术刀在受害者胸前划出“不致命的解剖线”,这一细节源自真实军医三友一男的忏悔录,王志文通过“颤抖的持刀手+空洞的眼神聚焦+嘴角肌肉微抽搐”的三重表演,将角色的内心撕裂外化为生理反应。

这种表演突破了“脸谱化反派”的窠臼,正如编剧刘恒所言:“他不是恶魔,而是被恶魔体系异化的普通人,他的悲剧在于,当他意识到自己成为加害者时,双手已经无法停止颤抖”。影片刻意保留了他的两处“善举”,偷偷给林子烨塞糖果、在实验报告上伪造数据以减少受害者数量,这些细节并非为战犯“洗白”,而是通过“恶中的善”揭示体制暴力对人性的扭曲。

姜武与李乃文的“抵抗策略之争”

姜武与李乃文饰演的角色构成影片的第二重冲突维度,前者主张“暴力反抗,烧毁实验数据”,后者坚持“保存罪证,等待盟军解放”。为塑造劳工领袖,姜武采取极端的“生理改造法”,短期内减重15公斤,使肋骨根根分明,同时学习东北方言中的“劳工黑话”,在片场坚持“只吃半饱、赤脚行走”以保持角色状态。在“暴动夜”场景中,他带领囚徒用粪叉对抗日军,导演采用手持摄影与慢动作结合的方式,将姜武布满老茧的手掌、飞溅的泥点与天空的血色月亮并置,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

李乃文饰演的知识分子角色则代表“理性抵抗”,其表演以“克制中的爆发力”见长。在争论是否销毁实验数据时,他颤抖着说出:“这些纸片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们活着的证明”,台词虽短,但通过“喉头滚动三次才发出声音”的细节处理,将角色的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行动派vs理智派”的冲突设计,实则映射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抵抗路线分歧,1943年731部队越狱事件中,确实出现过“破坏派”与“保存派”的争论。

女性角色的“生存伦理光谱”

孙茜与温碧霞饰演的女性角色构成影片的第三条冲突线,展现战争中女性的不同生存策略。孙茜饰演的护士,原型综合了三位幸存者的经历,为贴近角色,她跟随731罪证陈列馆研究员学习1940年代护理技术,甚至掌握了“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缝合伤口”的特殊技能。在“隐藏疫苗”场景中,她将霍乱疫苗藏在发髻中,通过“眼神警惕扫描四周+手指无意识绞紧衣角”的微表情,展现角色的恐惧与决绝。

温碧霞饰演的慰安妇则代表另一种生存逻辑,为换取药品与日军妥协。这个极易引发道德争议的角色,在表演上被处理为“屈辱中的尊严”,当日本军官要求她跳舞时,她故意用“僵硬的关节转动+始终低垂的眼帘”表达内心抗拒,而在给林子烨送药时,又通过“轻抚孩子头顶的温柔动作”暴露母性本能。这种复杂处理避免了对战争中女性角色的简单道德评判,正如女性史学者金伯利·布兰查德所言,“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儿童视角”的反战主题全球化表达

林子烨饰演的小孩不仅是剧情角色,更是影片的“记忆媒介”,导演通过三个设计实现代际对话。其一,他的“玩具弹弓”与现代儿童的“手机游戏”形成视觉呼应;其二,他对“哥哥失踪”的追问,映射当代青少年对历史的好奇;其三,影片结尾“老年的他向孙女展示实验数据”的镜头,直接完成“历史记忆到家族记忆再到个体记忆”的传递。

尽管聚焦中国历史创伤,《731》的反战主题具有普世性。但该片最伟大的成就,是将地域性创伤转化为人类共同记忆,当小石头的弹弓与松井的手术刀在月光下交错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中日对抗,而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微光。笔者认为,它不仅是一部中国电影,更是关于战争残酷与人性本善的全球宣言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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