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我们是如何逐渐将《红楼梦》奉为经典的？

发布时间：2025-11-06 18:43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

今天，我想与诸位一同探讨《红楼梦》。我想通过这部书，来探讨作家究竟在写什么，以及一部经典作品是如何被认证的。经典的诞生过程异常复杂，《红楼梦》在1934年之前，普遍被视为一部通俗小说，远非今日的经典地位。而如今，若问起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十有八九的人会首推《红楼梦》。我们是如何逐渐将其奉为经典的呢？这正是我们这个“名家谈经典”栏目所关注的核心。

关于《红楼梦》，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探讨贾宝玉，另一篇则分析《红楼梦》如何成为经典，即其“经典化”过程。今天，我想简要谈谈宝玉这个人物，我的视角或许与一些人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一部未竟的伟大小说。为何没有写完？常见的解释是曹雪芹晚年贫病交加，举家迁徙。有人认为他隐居香山黄叶村。当然，如今各地都在争抢曹雪芹的籍贯，这在他去世之初是无人问津的，1934年之后才兴起了热潮。

文学史上类似的经典化过程并不罕见。杜甫便是一例。他的经典地位直至宋朝才得以确立。在唐代，杜甫并非一流诗人，他给许多人赠诗，却鲜有回音。他去世后，其孙甚至要攒够钱才能将他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然而今天，我们已能将他与莎士比亚、但丁相提并论。

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命运亦复如是。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红楼梦》被看作一部未完成的通俗小说。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曹雪芹晚年健康状况恶化，导致创作中断。此说或许有理，但未能从写作本身的内在困境去探寻根源。

我的看法是，曹雪芹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创作难题：他不知道该如何书写贾宝玉的十五岁之后。不仅曹雪芹不知道，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或许也未能提供答案。曹雪芹率先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的传统活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因循守旧。但新的活法究竟是什么？他本人亦不知晓。因此，这部书他无法写完。我与之相关的一个观点是：曹雪芹将这个难题遗留给了后世所有的中国作家。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有责任去思考曹雪芹留下的这个课题，都应当尝试“接着《红楼梦》写下去”，去探索贾宝玉十五岁之后的人生道路。这关乎中国人的根本生存方式，这也是我撰写那两篇文章的初衷。

要理解曹雪芹的困境，我们必须深入《红楼梦》的文本。《红楼梦》谜团众多，催生了红学、曹学等各种考证。而其中最深的一个谜团便是：我们至今无法确切知道主人公贾宝玉的年龄。书中几乎每个人的生辰都记录清晰，唯独宝玉，我们不知其年岁，只能根据他与他人的关系推断其在十三到十五岁之间。《红楼梦》叙事宏富，但其内在的时间流仿佛近乎静止，故事推进的实际时间跨度极短。宝玉没有生日，这个谜团太大了。或许有一种解释：他本非尘世之人，乃女娲补天遗石所化。

我们试想，一个十五岁上下的少年，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坦率地说，曹雪芹对宝玉所在年龄段与周遭世界的互动描写，当代许多具备一定笔力的作家或许也能驾驭——描绘一个大家族，一群生活在大观园中的女性，几代人的恩怨。虽然难以达到曹雪芹的艺术巅峰，但处理类似题材的中国小说并不少见。曹雪芹的真正困境在于，他不知道宝玉长大成人后该何去何从。他不愿宝玉重复其父贾政的仕途之路，书中明确写道宝玉对科举功名毫无兴趣。他也不愿宝玉成为另一种人。在封建社会，世家子弟的道路选择极其有限：仕途、经商（如贾琏）或出家。宝玉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也无心经商，更无诗才，在诗社中每每落第，但他毫不在意，认为只要姐妹们写得好他便欢喜。

贾宝玉，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躺平大师”。所有祖辈见到他都疼爱有加，而所有父母见到他则无不发愁——终日只知与姊妹们厮混，认为世上最好的东西是姑娘唇上的胭脂。谁家若有此子，岂不忧心？然而，我们今天却将这样一个人物奉为中国最伟大作品的主人公，认为他寄托了对封建社会的深刻反思。

十五岁之后怎么办？曹雪芹不知道。他同样坚决杜绝了宝玉成为另一个西门庆的可能，也绝无可能成为贾琏那样的世俗之人。那么，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出家。

于是，我们在高鹗的续书中看到，宝玉最终出家为僧。家族败落后，贾政于舟中见雪影里一人，身着猩红大氅，似悲似喜，倒头四拜。随后被一僧一道夹住，言“俗缘已毕”，便在茫茫大雪中离去。世界上最洁净的宝玉，被世界上最污秽的两人带走。贾政在地上连滚带爬，如何赶得上？读至此处，催人泪下。为人父母后，感受尤深。但反过来想，谁家里真摊上这样的孩子，也确实令人头疼。

然而，曹雪芹的胆魄就在于此。他将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构成彻底质疑的形象，作为中国人的文学象征，贡献给了世界文学之林。

我一直在思考，曹雪芹为何如此书写？他想向世界文学和后世中国作家表达什么？他未能完篇，正是要将这个问题敞开着，作为一份作业留给后世所有作家。这议题过于宏大。《红楼梦》问世后很长时期内被误解，人们难以理解一部书怎能如此书写，并且还未完成。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其意义可能超越了“完成”——它迫使每个中国人去思考自身的活法，思考个人与现实、社会、文化传承及家族的关系。这个经典留给我们的启示，何其重大！

正因他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尖锐到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其存在——我们中多少人会真正反思自己的活法？曹雪芹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对于这样的作品，即便是杰出的批评家，起初也未必能识其妙处。

提及著名红学家，我们会想到俞平伯、胡适、周汝昌。俞平伯先生虽因《红楼梦》研究家喻户晓，但他本人对《红楼梦》的艺术评价却出乎意料之低。他喜爱《红楼梦》，更多是如同喜爱通俗文艺般的喜爱。他认为其艺术价值不高。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同样不高。无论其青年时期还是晚年，他都认为《红楼梦》意义不大。他毕生致力于《红楼梦》考证，却认为谈其意义应交由他人。周汝昌先生则高度评价《红楼梦》，但他深受李辰冬影响，却因其赴台而在文字中避提此人。

《红楼梦》最终被确立为经典，李辰冬功不可没。李辰冬赴法留学期间“九一八”事变，法国人认为中国将亡。李辰冬却断言：“只要有《红楼梦》在，中国就不会亡国。”他认为《红楼梦》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令西方人惊讶，因《红楼梦》早有德译本，但该译本将其简化为一爱情故事，甚至将宝玉译为女性，强化了其通俗小说属性。他们视其为东方的“伊甸园”。李辰冬则告诉西方人，《红楼梦》远非如此简单。他运用西方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丹纳（《艺术哲学》作者）的理论，将曹雪芹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进行细致比较，从创作方法、人物塑造、时代关系等角度，论证《红楼梦》是与《人间喜剧》、莎剧、《战争与和平》同等伟大的作品。自1934年左右起，《红楼梦》才逐渐被认定为经典。

我们今天的文学评判标准已迥异于晚清之前。在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前，所有人批判社会的视角都是“向后看”的，认为“礼崩乐坏”。进化论让我们开始“向前看”。曹雪芹知道宝玉不能重复过去的生活，鲁迅则告诉我们必须寄希望于青年。我们才将最好的资源留给孩子，因为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这本身就是进化论思维的体现。

《红楼梦》作为第一部提出这些根本问题的作品，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我们无法仅凭自身完全认识自己，必须借助他者文化作为参照。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将自身文化置于更广阔的对比中，才能辨识出民族真正的瑰宝。这也是鲁迅精神以及今天强调文明互鉴的意义所在。

因此，《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正是曹雪芹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这困境甚至困囿他至死，使他无法完篇。他将此作为一个永恒的疑问留给了后世作家，也留给每一位阅读它的中国人。因为它关乎中国人的活法，关乎终极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读一读《红楼梦》，你会对人生有新的理解。

我们阅读经典，探寻作家在写什么。我认为，作家究其根本，都是在探索“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命题。曹雪芹与贾宝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此问题的路径。

本文整理自李洱在“名家谈经典阅读”系列讲座活动上的专题演讲。

校对：马葵

编辑：陈麟

复审：张维特

终审：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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