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双杰与中山国诗歌创作

发布时间：2025-09-27 10:48

邸双杰的中山国诗歌创作以历史文化重构为核心，通过地理书写、文物对话、超现实叙事等手法，将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熔铸于诗性表达中，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色与当代审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以下从创作主题、艺术手法、美学品格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创作主题：以中山国为精神原乡的历史重构

邸双杰的诗歌以“战国第八雄”中山国的兴衰史为轴心，通过诗歌重构白狄鲜虞人的历史轨迹。例如《中山吟》中“走呵走，跋山涉水寻找梦里的家/走呵走，白狄的后人闯天涯”以民族迁徙为线索，将中山国的历史转化为民族精神的图谱。这种重构并非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通过地理坐标的锚定（如唐县中山城遗址的委粟山、倒流河），赋予历史以空间维度。在《委粟山怀古》中，“环粟山而行，中山的遗迹荡然无存/只剩一些传说在乡间飘荡”以地理的消逝反衬记忆的存续，体现对故土的深沉眷恋。

此外，他通过文物对话实现古今对话。如《给一个中山陶罐的主人》《中山玉人形俑》等作品，赋予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人格化特征，使静态的出土文物成为历史叙事的参与者。这种手法不仅打破了时间界限，更通过文物的“在场”与“缺席”隐喻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断裂。

二、艺术手法：超现实叙事与意象系统的复合建构

邸双杰的诗歌常采用“梦回”“神游”等超现实手法，构建古今并置的诗歌空间。例如《梦回中山》中“我，不止一次地神游故国/只身千里，与先人一起站在中山城头”通过梦境打破线性时间，使诗人与历史人物形成对话。这种手法在《记梦》中进一步深化：“梦中打夯筑城”与“醒来搬运文字”形成镜像结构，前者以血肉之躯筑造实体城池，后者以文字重构历史记忆，暗示文化传承的艰辛与诗人使命的重担。

其意象系统具有复合性：

自然意象：委粟山、倒流河、马耳山构成地理坐标，倒流河隐喻文明断层；

人文意象：中山长城、法果寺遗址、青铜马等作为文化符号，承载集体记忆；

季节意象：大量使用“秋光”“冬雪”强化历史沧桑感，如《一年到头》中“十月的委粟山是两只眼睛，装满我的期待和泪水”以季节更迭映射情感起伏。

在叙事视角上，他采用第一人称代入不同历史角色，形成多声部叙事。例如《致中山桓公》以臣民视角、《祭中山君》以后世祭者视角、《与文公对坐》以对话体形式，使诗歌具有戏剧张力。语言风格上，既有“戎狄的牧歌游弋在梦中”的典雅表达，也有“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的口语化叙述，形成独特韵律。

三、美学品格：仁厚忠勇的精神图腾与当代转化

邸双杰的诗歌在情感表达上形成强烈张力。《中山殇》展现“城春草木仍深”的悲凉，而《中山魂》则高扬“浩气传千年”的壮志，这种悲壮交织的情感源于对文化记忆消逝的忧患意识（如《寻找一匹失踪的青铜马》）与文化自觉的彰显（如《中山篆》）。在《故事》中，他通过“中华民族—河北—保定—唐县—南城子—中山国”的递进式空间叙事，构建了从宏观文明到微观故土的聚焦，最终落点于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传统思维。

其作品既是中山文化的诗意档案，也是当代新古典主义诗歌的重要实践。例如《在菜园》将古代农耕与现代社会并置思考，《中山郎的歌》运用唐县方言词汇（如“枣杠子”“老豆腐香”）增强地方特色，使诗歌具有“在地性”与“当代性”的双重属性。这种创作将地域历史转化为诗性表达，以个人化的抒情方式重构集体记忆，形成了“仁厚忠勇”的美学品格。

四、文化影响：从诗歌创作到文旅融合的实践

邸双杰的诗歌创作不仅限于文本，更通过组织“鲜虞故里”采风活动，将诗歌中的地理意象转化为文旅体验。他与学者合著《古中山国文化与唐县特色产业的传承融合》，推动中山篆书法等元素的文创转化，使诗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文化与产业的桥梁。这种实践拓展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