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之爱VS血缘关系

今年夏天迟子建问世的新作《烟火漫卷》，把笔触再次指向她生活多年的冰城哈尔滨。不同于描写百年前哈尔滨大瘟疫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的是，这部作品重点讲述哈尔滨当下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在大自然四季更迭的美妙变幻中，作者抽丝剥茧般一层层还原众多生灵的底色与真相。

1977年，在一趟去哈尔滨的列车上，刘建国受朋友于大卫之托，欲把于大卫不到周岁的孩子铜锤送到他母亲谢普莲娜那里。一路都很顺畅，快要下车时，因人群拥挤，刘建国恍惚一下，突觉后背很轻，往后一看，孩子不见了。

刘建国感觉糟糕极了，仿佛无数巴掌在抽自己。这个由于陌生人的犯罪而降临的苦难，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他的脊梁上。自此，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一年，他尚且是个年轻的知青，别的知青返城后考的考大学、结的结婚，刘建国因为要找铜锤，没能按部就班地娶妻生子。在往后的人生中，他的重心都是寻找铜锤。

“他走烂了多少双鞋，已经记不清了。”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占0.1%。”如此庞大的数量如此低的找回率，恐怕对每个丢失孩子的家庭和责任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估量的痛。于大卫谢楚薇是痛的，谢普莲娜是痛的，而最痛的，无疑是把孩子搞丢的男人刘建国。因为这股疼痛的呼唤与折磨，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四十年的光阴搭进去了。

读者如我脑海中冒出一系列疑问。首先，刘建国是真正的造孽者吗？孩子丢了，不是他故意把孩子搞丢的，他顶多犯了个错误，在下火车后的那么几分钟，疏忽大意，照顾孩子不周，导致陌生人见缝插针，干起了顺手牵羊的坏事——偷走孩子。真正的造孽者不是刘建国，而是那个胆大包天的陌生人（结尾处出现的翁子安的舅舅，煤老板）。此人明明犯了罪，在过去的40年里，过得竟不错，结过两次婚，生意顺风顺水；而无辜的刘建国成了替罪羊，找孩子成了他毕其一生的业务，他时刻忙于找孩子，终身未婚，孤苦伶仃。

其次，刘建国为什么要找40年？孩子丢了，找了4天找不到，找了4个月找不到，找了4年找不到，难道就不该放手吗。刘建国有血有肉，有自身的欲望，他的个人生活还要继续呢。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于看重血缘，常认为亲子关系之中血缘高于一切，于大卫没有说不找孩子的话，刘建国作为过失方，只能背着这笔债，每天偿还一点。当希望变得渺茫，孩子确实找不到了，刘建国也无可能松开这个包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寻找，仿佛只有寻找行为本身，才能缓解背上千斤重的负荷。

我对偷孩子的人感到愤怒，更对于大卫感到愤怒。于大卫的心地是硬的，没有他母亲谢普莲娜那样善良与大度。就因为刘建国一个偶然的错，于大卫一直惩罚着他。谁都可以想象在偌大的哈尔滨找孩子是多么无望的一件事，如同大海捞针，可是于大卫没有松口让他停。干一份工作60岁也能退休，刘建国70了，仍在持续着找孩子这项工作——因为于大卫没放话让他不找啊。于大卫充其量拥有的，是一个父亲对亲生骨肉狭隘的占有。骨肉已经失去，父子的缘分就这么一段，即使内心悲痛不已，恨意满满，也应当放下过去，放刘建国一马。这样，空气中漂浮的人性之恶，才有可能彻底分解与消逝。不巧的是，于大卫没有那么做。恶会循环往复。恶人常把我们变成恶人。

直到刘建国的哥哥刘光复病入膏肓，在人世的日子不长了，他把于大卫喊到床头，请求于大卫放过刘建国，不要让他再找孩子了，事情才告一段落。刘光复告诉于大卫，弟弟刘建国不是他爹妈亲生的，而是战后一对日本夫妇留在东北的遗孤。在三个孩子中，刘鼎初夫妇待非亲生子刘建国最好。这般跨越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才是真正的崇高。于大卫顿时对刘鼎初夫妇肃然起敬，这才反观自身，松了口，宽恕刘建国。

但这宽恕似乎来得太迟了，也来不及了。刘建国从年轻气盛的男孩，变成了老头儿。“刘建国对突然而至的宽恕颇感不适，因为铜锤至今下落不明，这道负罪的枷锁已深入骨髓，把他牢牢捆绑，不是一句话能解脱的。”也因为一直寻找孩子，他没能像其他人那样正常地享受爱情与婚姻。而青春期里闪光的爱欲，他怎么处理与对待。人有时拿自己的欲望没办法。因为一股意乱情迷，他犯下巨大的错误。事后他曾忏悔，罪恶的事一件不能沾，否则人生没有真正的晴朗。

是的，罪恶一点也不好玩，伤人又伤己，祸害无穷。而人与罪恶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如果缺乏自省与反思，就有可能走向罪恶。一些苦难就是这样相续的。

那是1983年夏天，刘建国在小渔村里闲走，压抑的欲望使他委屈得爆发了，他大哭一场后，看到在船里玩耍的小男孩武鸣，觉得他天真无邪，脸庞像极了之前的女友，顿时起了一股恶念，扑倒武鸣进行猥亵。他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武鸣，导致他上学恐惧男老师，成绩跟不上，早早辍了学。长大后的武鸣，与社会几乎脱节，躲避在渔村与一只狗相依为命。

恶意循环。刘建国的邪恶毁了另一个人。刘建国深知这股罪孽深重，为了有所挽救，让晚年心安，他决定搬到渔村陪伴武鸣。

与刘建国“寻找孩子”形成对比的是，四十左右的女人黄娥携子来哈尔滨寻夫。来之前，黄娥住在位于黑龙江上游的青黛河畔七码头，和丈夫一起经营客栈，两人感情不错，育有一子杂拌儿。后来黄娥开起小汽艇，常在夜里送客回家。她和客人之间关系暧昧，丈夫是介意的，而她毫无改变。两人之间的问题积压得越来越多。据说一次大吵后，丈夫不见了。

可是黄娥一到哈尔滨，牵着儿子先来到刘建国的住处。见了本人后，她开门见山地说：

“你不是四处找孩子吗？我给你送来了。”

“因为你要找的是男孩，杂拌儿是个男孩，而他现在没爸了，你得给他当爸。”

“你缺孩子，杂拌儿缺爸——”

黄娥的话，看似疯疯癫癫，前言不搭后语，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故事。寻夫只是黄娥对外的一个幌子，她的丈夫并不是失踪，而是死掉了。那夜，他们吵得天翻地覆，黄娥情急之下放出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爱之深切的丈夫。丈夫一夜之间死去，黄娥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罪深不可饶恕，索性也不想苟活于世了，可是她如果离开，儿子杂拌儿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先按丈夫生前的愿望将他的尸体推向鹰谷，然后决定将儿子送个好人家。彻底是一个人之后，她再找个地方赴死。

黄娥之所以主动找刘建国，是因为后者十年如一日地找孩子的事迹在哈尔滨传开，黄娥看好他，信任他的品性，才想着把孩子托付给他。反正他膝下无子，有个孩子陪伴也是好的。黄娥的心地本质上是善的。她忏悔自己，既然自身的言行直接导致了丈夫的死，就应该为此偿命。只是，刘建国没有立即接受两位不速之客。黄娥只好先带着孩子，暂住在刘建国的妹妹刘骄华提供的一套位于榆樱院的老房子里。

刘骄华是有私心的。她疼爱哥哥刘建国，不希望他晚年孤苦伶仃，得有一个女人陪伴。眼下这个女子，尽管比哥哥小近三十岁，但如果彼此乐意，未尝不可以一起生活。

人所想的是一回事，事物的展开方式又是另一回事。失去铜锤的谢楚薇，汹涌的母爱受到抑制。她遇到小男孩杂拌儿，一种眼缘唤醒内在的母性，她完全喜欢上这个孩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一直闲着的客房，突然间有了一个孩子的鼾声，这生命的讯号在房间回荡，像涌来的春潮，令谢楚薇喜悦。”黄娥在榆樱院，与各色邻居周旋，邂逅了新的爱人翁子安。爱情治愈了翁子安的病。他搬到榆樱院，成为黄娥的新邻居。

在小说开头，常年开救护车的刘建国，某一年的冬天，认识了客人翁子安。那时，他不知道翁子安就是他要找的铜锤，只是本能地对40岁的男性有亲近感——那是铜锤如今的年龄。翁子安成为刘建国护送的常客，不知为何极为关照他。两人像忘年交一般来往。而当刘建国得知翁子安与黄娥的爱情，知趣地往后退，差不多快忘记翁子安的存在时，这个人意外地给他打来电话。

刘建国与“铜锤”要见面了。

翁子安的舅舅煤老板身患喉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了后面的日子能够心安，煤老板鼓起勇气告诉翁子安他的真实身世，也承认自己年轻时犯下的滔天罪行：你是他从刘建国那里偷来的孩子。翁子安异常冷静、克制，因为舅舅于自己有恩。他请刘建国过来，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煤老板打算把公司股权的30%转给刘建国，刘建国有点懵，不明所以，最终翁子安说出了真相。

“刘建国多想大哭一场啊，可他没有眼泪，头脑一片空白，好像走在茫茫无际的雪原，没有日月，没有人烟，世界一片虚空。”刘建国拒绝了煤老板的钱财，今生不想再见。他也不想见到翁子安与于大卫。

新年来了，他毅然决然地与之前的生活划清界限，搬到湖畔与武鸣生活在一起。

黑夜落下帷幕。黄娥因为车祸后大难不死，更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与意义。她爱上的人翁子安打算不久之后娶她。

临近末尾，翁子安给黄娥打来电话，说舅舅的情况不妙。

什么不妙？为何不妙？我想，煤老板是该为自己留在世上的恶行付出代价了。即使他有良善的一面，对待翁子安仿佛亲生儿子。

一切归于正义与爱。在我的心目中，迟子建讲了几个关于哈尔滨城里普通人的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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