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判官”王小平获刑，判罚寻租与十四年功过

　　“今天法官在法庭上宣读判决结果的过程中，王小平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几次踹翻了被告席。”2025年7月30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原主任王小平的亲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小平及其亲属均不服判决，已经依法提起上诉。

　　2023年3月，王小平在任上被带走，经过两年多的留置和羁押，一审被判受贿罪，获刑十年六个月。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2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被查以来，中国足坛已有18人涉罪。王小平曾在案件调查期间做有罪供述，但在审理期间当庭翻供，并做无罪辩护，这在足坛涉罪案件中较为罕见，引发广泛关注。

　　王小平曾是中国足协主管赛事纪律、负责违规判罚的核心人物。在现有制度规则下，这位“足坛判官”是否有空间利用职务便利完成行贿人请托进行寻租，对违规违纪球员减轻或免于追加处罚？庭审期间，控辩双方曾经展开激辩。

　　“拿了钱没办成事也能定罪，只要公职人员承诺行贿人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某种利益交换，就会危害制度的权威性和廉洁性，腐败过程已经完成了。”北京大学一名研究廉政建设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权力寻租是否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定性。

　　足球作为重要的体育运动，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球迷群体。此轮足球反腐，涉案人员大多在中国足坛较有影响力，其台前幕后的规则和可能的寻租空间，也关乎公共利益。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被业界认为是守护足球赛风赛纪的最后一道闸门。自2009年以来，王小平作为纪律委员会改组后的首位主任，多以处罚严格、偏好重罚的形象示人。他被查后，引发争议的不仅是其个人品性，还有在任十四年的功过是非。随后，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再次发生较大调整。

　　“不是最贪的”

　　“王小平这下可以好好练书法啦。”一审判决后，不少球员在个人社交账户晒出带有王小平姓名签章的处罚决定，并附言嘲讽。

　　一审法院认定，王小平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545万元。“比起其他人动辄受贿几千万的，王小平不是这拨人（足坛反腐涉案人员）里最贪的。”一名曾因违反足协纪律被终身禁赛的职业球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在司法判定中，五百多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按照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受贿数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王小平案之所以备受关注，与其岗位职责的特殊性有关。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中国足协管理范畴内的纪律执行情况，如对足协主办赛事中出现的违纪事件进行处罚、修订纪律准则、对足球俱乐部进行赛风赛纪宣讲教育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仅是中国足协进行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的一个部门。

　　王小平1959年出生于山西省稷山县，1977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他的亲属介绍，王小平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执教，1980年代末，王小平夫妻先后被调到北京安家落户。

　　进京后，王小平一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直至2023年事发。公开资料显示，王小平曾任中国政法大学体育部主任、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王老师比较爱护学生，以前我经常申请场地去运动，他都会尽量提供方便，还邀请过我们这些非京籍的学生到他家吃饭。”千禧年初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者杨峰的印象中，王小平生活简朴，每次请客就在居所附近的家常小馆，“极少数有夫人们参加的聚餐，才有可能拿出一瓶五粮液来”。

　　多年来，王小平夫妻一直居住在中国政法大学分配的职工住房中，建筑面积90平方米左右。二人没有子女，长年收养流浪猫，“这些流浪猫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王小平亲属说。

　　平静的执教生活在2009年被打破。“当年有一位法大的老师推荐王小平去足协。一开始只说做（纪律委员会）副主任，但要做主任的那位没去。因为专业对口，而且只是兼职，事情也不多，就答应了下来。”王小平亲属回忆。

王小平家中的客厅。（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 摄）

　　足坛“书法家”

　　2009年，对中国足协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公开资料显示，当年中国足协对纪律委员会进行改组，其成员由过去的足协人士，改为法律界人士和高校学者。新一届纪律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仅有2名来自体育界。

　　“改组之前发生了武汉一个俱乐部退赛的事，引发了足协高层对于改组纪律委员会的思考。”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原成员张磊说。2008年9月，原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在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比赛中，双方球员发生冲突。武汉光谷的负责人因不满中国足协判罚宣布退出中超，转让球员。

　　张磊介绍，此前纪律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各地足协的秘书长担任，实际上也代表了各个省份的利益，纪律委员会席位有限，不论是中超比赛还是中甲比赛，能参与竞赛的地区也有限。“这样就会产生总有俱乐部属地足协的人在纪律委员会，也有不在的，后者在判罚上就没有话语权，长期运转下来积累了很多矛盾。”

　　“新的架构可以充分保障纪律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其判罚不受干扰，便于管理，也可以避免足协人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体育赛事评论人伍里川介绍，改组后足协联赛部负责人还兼任纪律委员会执行秘书，但没有表决权。

　　在足协工作的王小平，有股体育人的江湖气。“日常会把（‘国骂’）挂在嘴边，作为（纪律委员会）主任愿意承担责任，遇到事能顶上去。”张磊说，在日常判罚表决讨论上，如果委员们的意见和足协领导有分歧，王小平通常会代表大家主动跟领导沟通，而不是迎合领导压制下级。

　　至2023年被查，其间虽然经历两次换届，王小平始终担任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的亲属注意到，一开始那几年，王小平的工作量并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越来越忙，“疫情那几年总在家开会，能听到很多是关于足球的”。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09年-2023年3月，中国足协开出的处罚超过1300份。2015年之后，年度处罚数量开始出现三位数，2017年开出近300个罚单。王小平一度被球迷称为“罚单狂人”，因大部分处罚上加盖了王小平姓名的书法字体签章，他也被戏称为足坛“书法家”。

　　在张磊的印象中，那些年，纪律委员会的岗位职能也变得越来越多。“起初只是对赛场违纪讨论是否要追加处罚，后来还管球员的道德品质问题，比如开车超速、私生活混乱等，很多麻烦不好管的事都让纪律委员会的人去处理。”

　　“他（王小平）给足坛的印象就是比较严肃，不好沟通，处罚大多偏重。每次处罚决定公布后，被罚球员的球迷都会骂他，除了个别判罚曾经引发争议，整体并没有给人感觉不公允。”曾在西南地区一俱乐部管理岗位任职的王刚说。受访的业内人士多持类似感受。

加盖了王小平姓名签章的处罚决定。（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 摄）

　　被控受贿

　　在足协兼职的王小平，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控受贿。这与中国足协的特殊性有关——虽是公益性体育类社团法人，但此前的核心管理岗位一般由国家体育部门的公职人员兼任，其运作模式和人员管理亦颇具行政色彩。

　　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实施“管办分离”，成为独立运作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并取消了行政级别。至2019年，非官员出身的陈戌源当选中国足协主席，才改变了既往这一职位由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兼任的历史。

　　一审法院查明，王小平在2015年到2019年间非法收受的545万元，来自7家足球俱乐部。其中，南方一家中超俱乐部A分6次行贿300万元，金额最高。

　　这300万元里，有220万元由俱乐部A直接行贿。俱乐部A高管高某供述，2015年-2019年，在王小平出差南方或高某在京期间，高某本人或安排工作人员在王小平入住的宾馆、中国政法大学附近一家茶馆、中国足协停车场等地点，以现金的方式分五次送给王小平。

　　另有80万元，是俱乐部A所属集团高管送出。该集团高管史某文向办案人员证实，2018年3月，史某文陪同该集团董事局主席到北京开会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附近一茶馆与王小平见面，然后将装有80万元现金的一个黑包给了王小平。

　　上述集团合作方的多名经手人员讲述了俱乐部A的行贿资金来源：系合作方通过提高承接俱乐部所属集团的工程造价的方式，帮助该集团将套取的资金兑成现金交给董事局主席。合作方为该集团共套取了4.58亿元资金及6000万元现金。

　　除俱乐部A之外，行贿单位还包括另外两家南方俱乐部、原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原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原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原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

　　法庭的审判依据，除了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还包括行贿人在行贿期间的酒店入住信息、证人证言之间的相互印证、足协纪律委员会的相关书证等证据材料，以及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举证和相互质证。

　　事实上，王小平交代的受贿额，远大于最终的审判结果。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书面资料显示，在荆州市监察委员会办案阶段，王小平供述的涉案金额高达825万元，检方起诉的受贿额为645万元，最终法院审理认定额为545万元。

　　参与庭审人士透露，逐步减少的280万元，虽然有行贿受贿双方的口供笔录，但因为缺少可以与之相互印证的有效客观依据，或部分证言不符合常识或直接证据，办案机关和审理单位未予认可。

　　“俱乐部A给王小平的除了现金，还有两张银行卡，一共150万元，这属于王小平承认了但最终没有被查实的。”上述参与庭审人士说，王小平的辩护人曾指出，行贿人并未阐明这两张银行卡的开户行、卡号、开户名以及银行流水记录等更为客观的依据。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相关书证显示，对于双方供述的用银行卡行贿的问题，荆州市监察委员会未予认可，松滋市人民检察院也未在公诉中提起指控。

　　另有俱乐部A分四次向王小平行贿的100万元，经法庭审理认为指控不能成立。相关书证显示，四次均是高某安排司机给王小平送钱。高某供述称，球员赛事违规后，足协很快会进行处罚，为了赶时间，一般要在比赛当天或者次日安排司机立即从南方某市开车出发去北京送钱。

　　两地相距两千多公里。王小平的辩护人和办案机构均提出，让司机开车千里迢迢送钱，不符合常理。且在案证据中，也缺少司机姓名、联系方式、行车证据等信息。

　　虽然上述行贿问题最终被提起公诉，但审理单位认为，指控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事实不能成立。

　　判罚牵动利益

　　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5），纪律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中国足协管理下的足球运动活动中的违规违纪行为作出处罚。处罚形式包括：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停赛、限制权限以及一些禁止性处罚。其中常见的处罚是对违规球员进行停赛和罚款。

　　在足坛人士看来，纪律委员会的权力很大。“一旦球员违规违纪了，判罚的轻重，最终的决策部门就是纪律委员会。”一名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王小平作为纪律委员会的主任，往往被认为有较大的话语权。

　　“这个机构就是中国足坛的‘黑脸包公’，对于惩治歪风邪气、推动公平竞赛负有重大责任，在涉及球员停赛、俱乐部扣分、取消比赛结果等重大事项上，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手握大权。”伍里川说。

　　而处罚的轻重，往往关系到竞赛俱乐部及球员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俱乐部。张磊介绍，罚球员停赛对俱乐部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在打冠军赛时，如果主力球员被停赛，就会影响整个球队的竞赛能力；在竞赛季，如果被停场次较多，也会影响后续的作战安排，俱乐部会因此损失很大。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短信信息显示，2019年5月，在足协杯比赛中，原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球员在比赛中肘击对方球员颈部被红牌罚下场。比赛结束后，该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向王小平问询，纪律委员会是否会对这名门将球员追加处罚，因次日还有中超联赛要参加，球队希望明确是否安排该球员上场。

　　保级争冠比赛能不能赢，除了关系球队荣誉，也影响经济利益。“俱乐部如果因比赛失利降级了，品牌价值也会减损，投资人对俱乐部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主要就是看品牌价值。”王刚介绍，在数年前，一场冠军赛的奖金可高达千万元，这对球队上下也会产生影响。

　　“金元足球”时代，一些明星俱乐部为了长期利益考虑，不仅会对重要判罚个例行贿，也会进行常规的上下打点。相关人士证词中提到，每年在中超联赛争冠或中国男足抽点球员、球员违规处罚、球队商务处罚等事项中，俱乐部A都会安排人员给中国足协官员送钱，请他们关照和支持俱乐部A。

　　判罚的轻重，对不同球员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球员一般是每周都要打比赛，停赛一场两场对于大部分球员没什么影响，多了就会有负面影响，因为球员一旦停赛，再恢复竞赛状态需要时间，四场以上就需要一定的恢复和磨合成本。”张磊说，对于非天赋型主力球员来说，如果判罚停赛场次过多，其位置很可能被替补球员完全替代，其主力位置也很可能再也争取不回来。

　　在薪资待遇上，大部分球员都不会受到停赛多少的影响，除非终身禁赛。“因为球员都是年薪制，绝对主力的收入与踢球场次无关，可能有些一般的球员在签合同时会被要求参加一定数量的比赛。”张磊说。

　　足球俱乐部虽有行贿动机，但向纪律委员会成员完成行贿未必没有障碍。张磊介绍，改组后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职业律师，不乏年薪数百万上千万元的，“纪律委员会就是个兼职，大部分是为了社会声誉或者个人爱好才参与，受贿的风险回报率太低。”

　　对于受贿动机，王小平在“悔过书”中写到，他在去俱乐部讲课时，发现很多球员、教练开着豪车，经济条件优渥，心中深受震撼，思想开始发生改变；再加上足协管理混乱，多人以权谋私，为了自己和家人以后的养老有保障，也开始收钱。

十余年前的王小平工作照。（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 摄）

　　寻租空间

　　收受贿赂之后，对于王小平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判决书上的表述是：在违规违纪球员减轻或者不适用追加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办案机关调查，王小平“提供帮助”的具体形式有，在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开会讨论违规违纪球员是否追加处罚的问题时，王小平用率先发表倾向性意见的方式干扰其他委员独立发表意见；向请托单位提示违规球员要积极主动认错，并对认错态度好的球员建议不加重处罚。

　　从球员违规违纪到纪律委员会公示处罚决定，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流程。张磊介绍，一般而言，裁判要根据现场情况填写裁判报告，比赛监督人员出具比赛监督报告，足球俱乐部出具情况说明、球员情况说明以及相关证据，个别情况属地足协也要写事件报告，这些材料会在赛事当晚汇总到中国足协分管竞赛部门的联赛联席会。

　　“球赛一般在周末开，所以这个联赛联席会通常是在周一开。”张磊说，参加联赛联席会的人员主要是中国足协的各个部门，如法务、竞赛、裁判、商务以及纪律委员会秘书等人员，该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决定违规违纪事件是否需要提交纪律委员会进行追加处罚。张磊透露，联席会议的决议是“负责人决定制”，该环节最有可能发生权力寻租。

　　张磊介绍，纪律准则中虽然规定了“在未有任何报告的情况下，纪律委员会依然可以对其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在实际运行中，处罚事件均来自联席会的提交，纪律委员会未曾主动处罚。足协纪律委员会原秘书、原副主任在证词中均作了相似表述。

　　办案机关查到，2019年的一场比赛中，有球童拖延时间不发球，原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李铁与球童抢球发生争执，李铁还与前来制止争执的裁判发生冲突，被出示红牌。事发后该俱乐部董事长担心李铁被追加处罚，委托武汉足协原副会长送给王小平30万元。

　　事后李铁并未被追加处罚。办案机关认为，王小平对发现的李铁违规违纪行为未进行处罚，在不适用追加处罚上提供帮助。

　　裁判报告、比赛监督报告等资料一般会在联席会结束的次日送达纪律委员会的会议桌。“秘书会召集大家开会，王小平主持，大部分是在周二，委员们大多在开会当天才看到相关材料。”张磊说，按照纪律准则，赛场上的具体违纪行为大多有对应的处罚标准，即处罚下限，比如暴力行为起罚四场，开会一般讨论是否加重。

　　发言顺序是办案机关认为可能产生寻租的环节。多名证人证言显示，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投票，王小平一般是最后发言。“此前首个发言的是一名副主任，除非前面出现平票，王小平的发言才有分量，大部分情况下等他说话就已经成为定局了。”张磊说。

　　据证人证言，秘书会根据纪律委员会决议制作处罚报告，然后通过内部办公系统提交分管足协领导审批，再加盖王小平姓名签章，最后向社会公示。“纪律委员会虽然是处罚决定的最后一环，但很多处罚决定并非纪律委员会作出，而是相关领导已经定下。”张磊透露，处罚决定上带有王小平姓名签章的，一般是纪律委员会作出；加盖足协公章的，一般是服从足协领导的指示。

　　不过，这些一般情况并不覆盖所有可能。张磊认为，王小平也可以通过提前与首位发言人沟通（该人士在证言中否认曾受干扰）、帮助行贿人打通联赛联席会议的负责人关系等方式，以达到“帮助”目的。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首位发言的副主任可能缺席会议，王小平也可能带头发言。

　　证人证言还提到，王小平较看重球员认错态度，而态度良好符合从轻处罚原则。“这个情况既可以证明他（王小平）有问题，也可以证明他没问题。”张磊说。

　　庭审中，王小平的辩护人曾以前述联席会的一般会议流程、发言顺序、投票原则等方面的证人证言，为王小平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寻租进行辩护。

　　在案资料中的部分听证会的会议纪要，主要记录了出席会议人员和听证人员的发言，如违规违纪俱乐部的相关人员或者球员赴足协说明情况，缺少纪律委员会成员讨论处罚的过程。

　　公诉人指出，根据最高法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收受财物，承诺为他人谋利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审理法院认为，王小平的辩护人关于王小平未为违规违纪球员进行“照顾”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并无关联，因此不予采纳。

　　“一棵病树”

　　“2023年3月20日那天上午，王小平打电话跟我说足协突然通知他去开会，我还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晚上一直没联系上。”王小平亲属回忆，次日她接到电话，得知王小平涉案。

　　获悉王小平被留置，张磊马上想到或许与俱乐部A或王小平的一名学生有所关联。“王小平之前跟我说过，俱乐部A曾向他表示，要给政法大学的体育法研究资助经费，但被他拒绝了。”张磊说，王小平的学生之前在河北一家俱乐部工作，可能有人利用过这个关系。

　　杨峰立即联想到事发前几天王小平的异常表现。他回忆，2023年3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体育法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座谈会，结尾时王小平作总结致辞。“中午了，还有很多领导在，一般简短几分钟就结束了，但王小平却说了三四十分钟，回忆了跟很多人的交集，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以前从来没这样。”杨峰事后回想，或许王小平那时已经嗅到危险的信号。

　　判决书显示，在荆州监委办案期间，王小平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收受原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55万元、原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30万元的事实，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事实。

　　对于为何做有罪供述，王小平在“悔过书”中写到，专案组工作人员真诚帮助，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启发、引导近500次，要求自己面对现实，端正态度；相关人员谈到，自己与其他人相比受贿数额和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在足协又是兼职，相当于一棵病树，要治病，如果是烂树就要连根拔除了。

　　王小平亲属提到，王小平被羁押期间，监委的工作人员还曾向其传达王小平的意思，让她和家中亲属为其筹集退赃款。

　　但在庭审阶段，王小平又当庭翻供，否认收取贿赂。相较于职务犯罪中常见的嫌疑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缴赃，王小平此举较为罕见。“翻供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比如法院会认为涉案人认罪态度不好，在量刑上会加重。”北京一名法学学者介绍。

　　对于王小平前后态度的变化，其辩护人在庭审时称，办案机关存在对被告人威胁、诱供、骗供的问题。法院查明，办案机关保障了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检察人员也曾告知认罪的法律后果，其亦自愿供述，因此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虽然体制内涉案人员喊冤的比较少见，但是也有把喊冤当成博弈手段的，如果之前做了有罪供述又当庭翻供的，也有可能是在辩护律师的指导下的一种辩护策略。职务犯罪尤其是受贿罪，一般只在涉案金额的大小上存有争议。”前述北京大学学者说。

　　回望2009年，中国足坛开启为期三年的规模化惩处“假赌黑”问题，王小平作为新改组的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曾被寄予厚望。“过去的十几年，纪律委员会起码是平稳的，改组后的新规章制度得以沿袭，球员们也普遍对什么行为要付出什么代价，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张磊如此评价王小平的功过。

　　如今，王小平倒在新一轮足球反腐上，足协也再次求变。2025年1月，中国足协增设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其组织结构中包含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主要对职业联赛违规违纪问题进行处罚。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依旧存续，主要负责职业联赛之外的其他赛事。

　　（张磊、王刚、杨峰为化名）

　　文｜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伽宜 张昊睿

网址：“足坛判官”王小平获刑，判罚寻租与十四年功过 https://m.mxgxt.com/news/view/17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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