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明星学者没什么不好研读历史有志非年高

　　2012年，34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成为央视《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其以犀利的语言、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三方比较的角度主讲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吸引了众多拥趸，也开了《百家讲坛》讲解风气之先。《百家讲坛》自2006、2007年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超女”出现之后，学者明星化成为一个广泛议论的话题，在姜鹏看来，学者明星化对于普及文化功不可没。

　　初入复旦为名师纠错获机会编纂学术著作

　　1996年参加高考的姜鹏的学术之路与质疑大师密不可分。

　　然而，自诩心气很高的姜鹏在当年因为志愿没填好而去了浙江师范大学，那时候填志愿还像撞运气，姜鹏说自己有点失落，但去了金华之后他发现，这样也有不少好处，“那不是一个繁华的都市，但干扰较少，加上自己有点不痛快，所以拼命念书想考出来。”

　　那时的姜鹏一心想找个名师，但很多学校的老先生都已经不带硕士只带博士。不过，他机敏地发现，在学界名声卓著的著名历史学家、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朱维铮先生当年竟然招收硕士，于是毫不犹豫“赶紧挤上去”。2000年，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姜鹏圆了自己找名师的愿望。从2000年到2006年博士毕业，姜鹏一直在朱先生身边学习，反复地听他讲经学、讲史学，2006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留在先生身边工作的人当中，我是最年轻的。”朱维铮先生已于2012年去世，辞世之前，曾专门用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跟姜鹏促膝长谈。

　　朱先生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比较威严，学生看到他都敬而远之。刚开始成为他门下年龄最小弟子时的姜鹏也不例外。不过，一次经学史课程上的表现，这个年龄最小的新生却让朱先生眼前一亮。

　　新报：当时是什么情况？

　　姜鹏：2000年我刚进复旦，朱先生开了他最擅长但好多年不开的经学史。朱先生每次上课开讲之前要叫两个人做读书报告，在第三堂课的时候，我做读书报告，讲了孔子跟先秦儒学的角色转变。朱先生一直认为在甲骨文里还没有出现过儒字，后来我告诉他其实甲骨文里早就有这个字了，朱先生没有注意到。朱先生非常高兴，一个一年级的硕士生就能够指出他的不足，而且敢于讲，这件事给了朱先生很好的印象。当年朱先生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找的四个助手里，就有我。

　　新报：对当前的学术氛围怎么看？

　　姜鹏：不够大气。管学者就像管计时工一样，一天搬了几块砖头给你多少钱，大师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现在的学术氛围还是太功利，人文学科的东西，数量多就一定好吗？不见得。这方面，复旦大学还算不错。

　　公益讲座打动央视编导第一次选题“靠聊天”

　　谈到自己上百家讲坛，姜鹏说也有些偶然。2010年夏天，上海市团市委做了一个经典读书工程的活动，以培养普通市民的读书习惯，该公益活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已经教了4年书的姜鹏。姜鹏认为，这样的活动也是一个人文工作人员应该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于是在上海市静安区的社区里开始讲《资治通鉴》，“效果非常不错，当时也有人录像，录完之后上传到新浪博客上面，被百家讲坛的一位编导看到，直接就给我打电话。”姜鹏说，自己的那个系列讲座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还被评选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后来我一直跟别人说，你要积极地去做些好事，才会有回报，这算是一个机缘。”

　　不过，一开始双方并没有找到合作的契合点。“摸不着门道，就跟他们闲聊，说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汉武帝，《史记》里面的汉武帝是怎样的，《汉书》里面的汉武帝又是怎样的，《资治通鉴》又是怎样的，后来就有了‘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有意思的是，在给姜鹏化妆时，编导和化妆师在到底是把他往年轻里打扮还是往老一点打扮出现了分歧，“太年轻显得没有权威感，别人不信，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往老成里化。”

　　目前，姜鹏主讲的《汉献帝》已经录制完毕，今年6月份就会跟观众见面。选择汉献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改变一下大家的历史观。“中国人有着成王败寇的传统史观，特别功利、讲究实用。在看待历史的过程中，特别喜欢追捧成功者，崇拜英雄，但其实大家想一想，真正对历史有推动作用的人，就一定是成功者吗？这好像不能画等号。”姜鹏说，有些人在成就自己的时候也是在成就这个民族这个社会，但是很多人在成就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历史上将近400个皇帝，我给他(汉献帝)四个字：不负苍生。汉献帝做了32年皇帝，没有对不起别人，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明君。”

　　新报：之前关注过《百家讲坛》吗？

　　姜鹏：关注过，蒙曼老师的《武则天》、《大隋风云》等都很好，蒙老师的特点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她可以讲得清清楚楚很有条理。王立群讲究娓娓道来，语速慢之后，听着就不那么累，我讲“汉武帝三张面孔”的时候语速特别快，知识含量太多，非专业读者可能就转不过来。

　　新报：成为最年轻的主讲人自己怎么看？

　　姜鹏：历史学跟其他行业一样，有志不在年高，知识的积累是漫长的过程，但并不是说年龄越大知识积累得越多观点就越高明。我不敢说自己高明，但至少敢于想，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大家可以讨论。

　　新报：汉武帝系列现在反过来看觉得有什么收获，自己满意吗？

　　姜鹏：还是有点不太满意，成功的地方在于批判的比较深入，但当时过于注重批判，对他的成就说得少了点。

　　学者明星化有利文化普及

　　如何看待百家讲坛这个平台，以及如何看待从《百家讲坛》出来的不少学者的“明星化”倾向？在姜鹏看来，学者明星化对整个社会的带动是有帮助的，他以于丹为例说，尽管她讲《论语》很多人都批评她，甚至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中华书局(她的《论语》著作由该局出版)。姜鹏说，论文化普及的工作，当然不是《百家讲坛》开始做的，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在做，以《论语》为例，很早之前杨伯峻先生就有译著，学人文的都知道有这本书。其他包括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巴蜀书社、湖南岳麓、安徽黄山等都有这类文化普及的作品，但社会上主动学习者并不多，杨先生那么好的论语译著，放在书店里，可能只有20%甚至不到20%的人感兴趣。

　　“百家讲坛的特点是什么，它主动地送到你面前，这是电视媒体的一个优势，很多人你让他找书他不会找，但看到这个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意思。”姜鹏说，用电视媒体做文化普及跟之前考书本明显是一个进步，“于丹老师学的新闻传媒，古文底子可能要差一点，但后来中华书局的一个副总编告诉我，因为于丹《论语心得》，带动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现在，杨伯峻的译著每年可以卖10万册。”所以他说，我们在批评于老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实于老师是做了贡献的，这是公德。“如果不是于丹老师，找一个专业老师，他的语言表达就不一定有这么好。公平客观看，对于文化普及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于老师是学新闻的，也知道怎么抓住观众。”

　　新报：你是宋史专家，想过讲宋史方面吗？

　　姜鹏：我是宋史学会会员，接下去会讲《资治通鉴》，这是我自己比较专长的。

　　新报：在复旦教哪些课程？

　　姜鹏：教得比较多的是《资治通鉴》导读。也讲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中国文化要籍等，都是跟思想文化有关的。

　　新报：平时讲课也是跟讲汉武帝一样的风格吗？

　　姜鹏：不一样，电视跟课堂还是差很多，听众也不一样，一个是针对学生，一个是针对社会大众。

　　新报记者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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