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东
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是在遵循影视和文学创作双重规律下的深度“再创造”活动。改编绝非易事，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所言“文学作品愈好就愈难改编”。马伯庸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严谨的考据风格著称，常聚集小人物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生存博弈。改编此类作品，既需深厚历史功底，亦要具备将专业知识转化为视听语言的娴熟技巧，于细微处见宏大叙事。因此，面对原著粉、剧迷、市场和资本的多重审视，改编确如一场灵魂的冒险。然而，观众走进影院或打开电视，不是为了聆听原著朗读或重温故事梗概，而是期待欣赏导演、编剧如何构建戏剧场景、调度影像语言，演员如何诠释人物关系与情感。因此，任何改编都需要提炼全新视角，凝练叙事主线，增删人物，合理铺设戏剧冲突，胸怀敬畏之心，把握并延续好原著的精神内核，即作品之灵魂。成功的改编，便如一根无形的丝线，将原著的灵魂巧妙地融入影视的叙事、影像与人物塑造之中。
电视剧《繁花》对36万字原著施以精到的加减法，梳理时间、情感与故事线，从四位男主聚焦一位男主宝总，空降商场阅历丰富的爷叔和证券市场的强总，用30集篇幅展现宝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情义与抉择，勾勒出温润奋进、有情有义时代弄潮儿的群像图，堪称严肃文学改编的成功范例。倘如繁花不以温暖、奋斗的精神为底色，转而描绘上海霸道总裁生活，即便服化道、影像再精致，也绝非今日之《繁花》。同样，电视剧《人生之路》对路遥小说《人生》进行大幅改编，延展时空、重塑人物、重述故事，书写出陕北青年在大上海奋斗的人生故事，既保留了原著对时代命运的思考，延续“人生没有捷径，不能踏空”的主题，还加入自我建构、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等方面的追问，契合当下青年的价值认同。
电视剧《繁花》剧照。
电视剧《人生之路》海报。
相反，电视剧《北上》自开播便陷入争议，焦点在于剧版对原著的大幅删改甚至“背离”。原著通过清朝与当代两条时间线的交织，展现大运河文化对两岸人民的滋养与精神塑造，再现了运河百年沧桑巨变。剧版将原著的历史、现实两个维度进行翻转，大量融入群像元素，聚焦“90 后”的成长轨迹与情感纠葛，虽然迎合了部分观众对“通俗化叙事”的需求，却削弱了原著的历史厚度与中外文化碰撞，牺牲了原著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成为观众最大遗憾。
电视剧《北上》海报。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历史小说。原著7万字，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聚焦大唐小吏李善德转运荔枝的艰辛历程，构思精巧，笔触细腻。这位职场小人物命悬一线的求生与坚守，承载着双重交织的精神内核：
个体在绝境中拼死一搏的生命意志。李善德不善逢迎交际，常遭同僚领导挖坑、甩锅。天宝年间二月，他接到将5000多里外岭南新鲜荔枝六月初一运抵长安的“死差”。在交通不便、保鲜技术落后的唐朝，面对“一日色变”的死亡倒计时，他没有放弃，奋力向前拼死一搏；喊出“就算是死，我也要知道自己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其绝境意志撼人心魄。他查资料、选品种、找器具，规划路线，不断尝试用各种保鲜运输之法，展现出普通人面对巨大困难时所爆发出的强大力量与坚韧不拔。
从个人求生到“为天下人”担当的士人精神的升华。天宝年间，长安城表面繁华依旧，实则因皇帝昏庸、权臣跋扈、官僚僵化、地方割据而危机四伏。两百贯是百姓一世积蓄，对招福寺，只是做一次人情的成本；运送途中，黄草驿的驿长和驿卒因微薄的薪俸、过重的徭役，分了驿站的屋舍财货，已一哄而散了；调用大型江船运冰，为减重几乎拆空船体，完成任务后，致船无法返航，只能就地拆散。底层艰辛，百姓流离失所，而右相、何刺史等权贵却借运送荔枝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长安附近的乱葬岗，与邻近的兴庆宫，咫尺之隔却如地狱天堂之别。当发白腿瘸、形容枯槁的李善德，逐渐识破光鲜盛世外表下的虚假面纱，向杨国忠（右相）发出“荔枝与国家，孰轻孰重”的质问时，人物完成升华，也被赋予弧光，作品的悲剧性与批判性陡增。
剧版《长安的荔枝》再现了大唐小吏李善德转运荔枝的艰辛历程。
剧版《长安的荔枝》通过新增故事线来拓展叙事空间，采用插叙手法，每集开篇以剧情闪回形式嵌入人物小传；绘制人物群像长卷，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满口成语的苏谅、嚣张跋扈装傻充愣的何刺史等演员，演技在线，将这些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各种时下流行的谐音梗、职场生存指南、官场诡谲、人生百态等轻喜剧元素的融入，让我们嗅到不少熟悉的味道，尤其是“流程是弱者才遵循的规矩”等金句，戳中当代职场痛点；建筑风格、场景礼仪等不乏闪光之处，尤其是十七娘、空浪先生等的妆容发髻，力求还原唐朝风貌。
然而，大量引入新叙事线和角色，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心偏移，喧宾夺主，淡化甚至偏离原著精神：
一是冗长、低幼的权谋戏。剧版新增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的权谋线，以及左右相、郑平安、何刺史、胡商间的权谋纷争。但这些权谋线大多跟运荔枝关系不大，且表现手法浅显。该有的周旋、较量或博弈，都被浅显的对白、人为制造的矛盾、设定的反转、太多的“无巧不成书”等代替了。比如，何刺史能从一名海盗跃升为封疆大吏，理应具备相当的政治手腕和心机城府，其十年处心积虑的谋反，本应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然而在剧中竟如儿戏般草草收场，难怪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草率‘谋反’”。
剧版《长安的荔枝》新增了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的权谋线。
何刺史的谋反在剧版中草草收场，受到观众诟病。
二是琐碎却失衡的情感戏。剧版试图塑造重情重义、充满人性光辉的角色形象，几乎给每个角色都安排了一段隐秘的情感往事。但过于零碎，反而显得繁杂混乱。比如，新增的郑平安与李善德、狗儿、袖儿、阿弥塔、蓝玉、云清等都有情感戏，云清与郑平安、卢焕、鱼承恩等情感戏。更遗憾的是，原著中一些关键人物的情感线被舍弃。原著中，李善德妻子是其精神支柱，对男主的人物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她给予李善德理解、温暖与支撑，让这个饱受职场欺压的小人物仍心怀大境界、大抱负。那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尽显夫妻情深与妻子格局。李善德与右相摊牌前先征求妻子意见，获其支持。这位人生伴侣、灵魂知己，剧版却将其写死，使故事从夫妻彼此扶持、家庭拼搏变成单身父亲的苦情戏，在很大程度上抽离了原著赋予主角那份“向死而生”、最具普世共鸣的情感根基，使剧中李善德最后的摊牌动机显得单薄和唐突，容易让人理解是为了政治正确或因头脑发热，远不如原著中基于保护家人、捍卫良知深思熟虑后的双重驱动那般自然。有评论认为打造单亲父亲人设，更多是为后续的感情线腾出空间，可以跟阿僮、阿弥塔搞搞暧昧，幸而剧中点到即止，没有大洒狗血。此外，原著中位高权重、洞若观火的高力士，在暗处掌握着深不可测的权谋较量。虽与李善德无情感只有利用关系，却在李善德摊牌杨国忠后，掌握并决定李的命运。剧版删去高力士，李善德竟能带女安然离京，即使有郑平安的拼死救助，仍显牵强。
原著中李善德妻子是其精神支柱，剧版改为单亲父亲人设。
三是牵强、无头绪的复仇戏。剧中郑平安拿到何刺史的效忠信后，又莫名其妙留下来搜寻彻底扳倒右相的罪证，进行复仇。整个复仇计划占据大量篇幅，充斥大量喜剧性和戏剧化的巧合及不合逻辑的转折。原著里，“李善德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核心冲突是与时间的生死竞速；剧版为强化故事的对抗性，将“敌人”具象为一个个具体的坏人、恶人，如右相、鱼朝恩、何刺史等，使叙事落入最浅层的脸谱化的正邪对抗，不仅偏离了原著的精神内核，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剧版中郑平安的复仇计划占据了大量篇幅。
四是历史质感消解的奇葩戏。马伯庸的作品重视历史细节与时代氛围还原。原著对唐代驿传制度、荔枝保鲜技术、官僚运作、岭南风物的描写，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信的历史世界。历史剧的底线是尊重逻辑，但剧中阿弥塔与第一次见面的十七娘坐大腿、涂口红的暧昧戏，似为互联网炒CP的流量算计；荔枝运抵长安时，市民夹道欢迎的热闹场面，背离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隐喻。妃子笑的代价是百姓哭，黑色幽默的内核是盛世荒诞。只能是“一骑”“无人知”，才能反衬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此外，剧中的荔枝树却由杨梅树代替，一部以“荔枝”为名的剧作在核心意象上如此而为，令人费解。
荧屏改编之道，不在亦步亦趋的形似，贵在魂魄相通的神交，而在对原著精神内核的守护与创造性发扬。影视剧创作，要避免对市场噱头的过度迎合导致的思想浅薄化，因明星效应和话题性的追逐导致对艺术纯粹性的侵蚀，因对表面情节的堆砌缺乏对思想深度的开掘。如《繁花》《人生之路》的改动都不可谓不大，却都遵守影视创作规律，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涵，终凭上乘质量、爆棚口碑收获成功、赢得好评。真心期待此类佳作不断涌现。
（作者系广东省评协副主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