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梓豪：影像递归与“屏中之屏”——电影现象学中的具身媒介问题

发布时间：2025-08-26 02:26

影像递归与“屏中之屏”

——电影现象学中的具身媒介问题

文 / 林梓豪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 : 梅洛 - 庞蒂与索布切克在电影现象学中设立了“在世存在”的身体形式，并与“自创生”理论共享着一种反身性结构：电影意义的生成是影像通过自我指涉而产生“具身媒介”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身体”的媒介属性被还原为了广义上的递归机制。《飞向太空》与《潜行者》中所隐含的“屏中之屏”结构也相当于由此而展开的元电影叙事，而纽结于其中的“虚拟影像”与“真实知觉”则经由本源性的先验具身结构而生成了“中性化”的影像经验。

关键词 : 具身性递归媒介电影现象学

在以美国电影理论家薇薇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为代表的电影现象学理论（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中，电影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问题，即影像经验的意义构造方式，取代了客观的电影存在物而成为思考影像的核心。正如达德利·安德鲁（Dudley Andrew）所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影的现象学研究，因为它们试图分析的不是影片的结构或内容，而是观影体验本身”[1]。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关于身体体验之“本身”的说法其实正是要切断那个让我们站在身体外部来看待“身体框架”的思想路线。例如，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在《新媒体的新哲学》（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中只是止步于将数字化的虚拟模式与身体感知状态共同化约为一种信息的物质性在场方式 [2]。如果通过电影现象学理论来打破“身体”这个词语所类比的那种提供切实感官体验的物质外壳，就不难发现，身体在自反性（Refexivity）的意义上总是回归于一个自我的知觉对于影像本体区域进行构造的运动，也正是这种运行机制使身体成为了具身媒介、电影本体与一般认知活动的交叉点，这同时也是伯纳黛特·维根斯坦（Bernadette Wegenstein）所认为的“梅洛 - 庞蒂的现象学完全适合用来理解人类具身化与媒介的根本关系”[3] 的原因所在。

现象学将“身体”看作是一个承载着自我去感受与认知世界的基底性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电影得以被理解为一种“具身媒介”（Embodied Medium）。人们已经认识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讯息”的经典观念已经在现象学原则中包含了对媒介之具身形式的肯定，所以媒介自然成为了“人的延伸”。然而通过“具身媒介”的思路来解释信息的接受过程常常伴随着一个风险——因占据着一个业已形成的“信息不具有身体”而“人有一个身体”的“有—无之对立”的前见而无法进入到“身体”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的观念中形成而具有的那种运行形式的特殊性里。正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说，“我们从甲地发一个电报到乙地时所使用的运输类型和我们至少在理论上输送一个生命机体（例如人）时可能使用的运输类型，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4]。将信息因“虚拟性”而造成的“离身化”与人的肉身实在对立开来的做法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媒介的具身性问题本应开启的视角是，在电影现象学的理论介入中，“信息”与“身体”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还原为“中性化”（Neutralisation）的意义生成过程。

一、电影现象学与不可还原的具身性

总体来说，以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J.Varela）、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等人为代表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家指出了传统认知理论中计算主义与表征主义的局限性，而“具身心智”（The Embodied Mind）则成为了理解生命活动的基础 [5]。身体在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领域的交叉点上被定位为心智的基础，人的大脑、物理躯体与外部世界被视为一个耦合（Coupling）的动力系统。在以《目力所及：电影经验的现象学》（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 Experience）为核心的电影现象学理论中，索布切克凸显了具身认知的激进面向：电影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在看的“电影身体”（Film’s body），影像与接收者共同开展着交互性与可逆性的意向活动，电影接受主体“既触摸到银幕，也被银幕所触摸（触动）”[6]。影像直观化的过程是双向的，主体在接收影像内容的同时也在构造着影像经验，“电影的身体”构成了观看者与银幕内容的根本性中介，所以电影是一个活的媒介物，“不仅仅是‘纯粹’视觉，它以指涉着一个‘身体’的‘正在看的看 /被看的看’的方式而实存”[7]。电影的“意向性”概念在偏指“存在结构”的意义上悬置了它以“客体物”形式而存在的事实。正在观看的身体被命名为进行联觉（Synaesthesia）和共觉（Coenaesthesia）的“电影美觉主体”（Cinesthetic Subject），而因为“要看电影，我们必须将我们对可见事物的直接而活生生的观看与我们对视觉的主体行为的反身性和反思性的认识相匹配，通过这种认识，可见事物以其特定的意义而作为一种客观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8]，所以“电影美觉”的这种反身性直接地取消了影像与主体、具体与抽象的界限，使整个电影观看彻底变为了活的具身化经验。

索布切克的现象学描述是一个立体化的“观看身体—电影身体”的现象学结构，具身性让电影成为了拒绝一切预设的生成性经验，尽管这一点承袭着梅洛 -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原理，却并没有阻止她错失了一个关于现象学身体论的关键判断：具身性的经验主体在本质上依然是先验性的。这种错失就体现在她对于胡塞尔的“纯粹自我”（Reines Ich）与梅洛 - 庞蒂的“身体自我”之间进行了“去肉身化”与“肉身化”的区分，而这种区别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倒退到实在经验上的物理性身体之嫌。她认为：“正如梅洛 - 庞蒂提醒我们的那样，不存在先验的自我。他拒绝了胡塞尔的最终的和先验的还原，他告诉我们：‘现象学还原的最大教训是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9] 而与索布切克这种将现象学的不可还原与先验性彻底对立起来的态度相反，另一位电影现象学家斯宾塞·肖（Spence Shaw）在其著作《电影意识：从现象学到德勒兹》（Film Consciousness ：From Phenomenology to Deleuze）中则强调了自我的先验维度：“在现象学中，先验的自我从未消失，它始终是共—现的，尽管它在悬置和先验还原之前是匿名的。”[10]

事实上这个观点非常有效地为胡塞尔与梅洛 - 庞蒂之间建立起了连接点——而这正是索布切克所并没有看到的——因为“先验自我”的纯粹形式与身体自我之间并没有发生后者取代前者的事实，二者的差异其实是在共享着一种先验结构的前提下所发生（Generate）的具身形态的变化：对前者来说，身体（Leib）是主体意识的构造物，而对后者来说，身体直接就是对世界产生知觉的原初形式与裂缝，但这种形式依然没有偏离现象学还原的基本先验逻辑。自《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开始，梅洛 - 庞蒂已经表明，自己的工作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将现象学进行到底，而他所坚持的“现象学的不可还原性”其实就是身体经验与无质料的纯粹自我形式之间所形成的张力——恰恰是这种暧昧模糊的属性赋予了身体乃至世界实在一层难以被认知主体所彻底理解的“不透明性”，这实际上就是电影现象学对于不可还原性的具身体验的主张的基本来源。还原论的合法性在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罗思曼（Stephen Rothman）的《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Lessons from the Living Cell ：The limits of Reductionism）中同样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他明确指出所谓的“强微观还原论”，即“客体事物的整体及其任何方面，完全是由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为构成原因的，或由这一基本组成部分所引发的”[11]，这种原理根本不具有彻底的说明性。

生命本身的内核难以用一种建基于外在化客体的科学话语来描述，而如果我们将电影类比为包含着机械操作机制的有机体，那么电影经验的有机性就来自于具身体验的现象学发生过程。梅洛 - 庞蒂所开启的“不彻底性”的身体意向性只有从内含着世界的“知觉场”的先验形式出发——在一种“世界不断地缠绕和围困主体性，就像一波波海浪环绕着海滩边上的一只沉船”[12] 的状态中——才能看到，为什么电影影像信息的可传递性在媒介间性的意义上获得了意义构造的具身性动力。

二、现象学身体与“自创生”：电影中的递归

智利生物学家昂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R.Maturana）与其合作者曾进行过一个测试青蛙神经反应的实验，并于 1959 年发表论文《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What the Frog’s Eyes Tells the Frog’s Brain）[13]。小组专家在实验中发现，青蛙的感知系统对环境具有一种自适应性，它的视觉系统并不会“如其所是”地再现现实，而毋宁说是让自己也参与了对现实的建构，“青蛙的感官受体以经过高级处理的、物种特有的语言向大脑‘说话’”[14]。后来马图拉纳发展了实验成果的内涵，他与合作者瓦雷拉认为，生命的神经系统是一个“自创生”（Autopoiesis）的组织，其中的所有自创生单元都在系统中反身性（Reflexivity）地与自身进行互动，因为它同时扮演着“系统的组成部分”与“观察者”这二重身份。在二者互相指涉的过程中，系统就自主地进行着一种螺旋式循环的递归（Recursion）活动：“我们通过递归性地生成相互作用的表征而成为观察者，同时通过与多种表征的互动，我们生成了与表征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递归地相互作用并重复这一个过程。”[15]

作为数理逻辑的分支之一，“递归”指的是一个函数或程序在运行时反复调用自身的方法，即函数使用自身的定义来调用自己，这样每一次的调用都重复性地基于上一次的调用，例如斐波那契数列（Fibonacci Sequence）的定义“f（n）=f（n-1）+ f（n-2），（n≥2，f（0）=1， f（1）=1）”。作为一种在“自我套用”中无限循环发展的有限性系统，“递归就是嵌套，各种各样的嵌套”[16]。在《递归与偶然》（Recursivity and Contingency）中，许煜（Yuk Hui）提到，皮埃尔·利维（Pierre Livet）在文章“递归的概念，从控制论到联结主义”（La Notion de Récursivité，de la Première Cybernétique au Connexionnisme）中将马图拉纳与瓦雷拉对递归的用法视为递归概念发展过程中继维纳控制论之后的第二阶段，“这两位生物学家用它描述一个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具有的内部关系，这类似维纳对反馈（Feedback）的描述；他们称其为（有机体与环境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17]。由此而看，递归运作在反馈与结构耦合中首要性地克服了主客体间的对立，并且可以用来描述一种自律性的主体 [18]。

尽管现象学具身理论与自创生理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但通过对于梅洛 - 庞蒂在世身体理论的分析已经可以发现两种理解模型所具有的同构性：内在于系统的观察者要通过环境来反身性地指涉自己——同样地，现象学身体“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状态是以自身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世界相互指涉的过程。在梅洛 - 庞蒂的身体知觉理论中，身体的先验概念与肉身化的实在知觉主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体两面的，就像身体和世界的内在嵌套般不可分离：“本己身体在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之中。”[19] 身体既“认识”、又动态地活动于这个世界之中，“世界中的身体”与“身体本体”便不存在区分。同时，电影能够充分地呈现出心灵、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嵌式关系[20]。现象学的在世身体恰恰是在“总是回到自身以便认识自身”[21] 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现代性自律主体的某种特定版本。而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第一卷（简称《观念 I》）第 65 节所讨论的“现象学对本身的自反关涉”[22] 已经奠定了先验自反性主体的初始形态。在控制论发展到自反性的阶段时，系统之内的观察者在递归模式中不断地回到一个新的被观察者的层级上。由于已经取消了一个“独立于系统外部的观察者”的假设，海因茨·冯·弗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观察系统》”（Observing Systems）[23] 的题名就被N. 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认为“可谓一语双关，它既可指某人在观察一个系统，也可指某人是一个系统：他在观察，并且反过来可以被另一个观察者观察，而且这个‘另一个观察者’也可以被下一个观察者观察，如此延伸，无穷无尽”[24]——那么所有认知内容都要经由系统中具身性存在着的观察者的建构，所以主体与其“周围世界”（Umwelt）的相互指涉结构便构成了具身媒介的本质模型。“身体”总是在一个系统内部指涉自己，因为整个“自反关涉”（Rückbeziechung）的意义系统已经把“观察者”的反思包含在内了。

通过对比《自生与认知》的具身性认知的自创生理论与现象学身体论可以发现，身体与世界的原初的交互性就是影像屏幕和观看者所共属的一个自生系统，这其中早已自发地产生了影像生成与接收之间的自动性的递归，对于索布切克来说，“具身体验的主观‘感受’和再现的客观‘感觉’之间的交织联系，被视为可逆性的图形与背景，它们既可通约又不可通约”[25]。在这里“不可通约性”对应着一个不可还原的敞开的影像意义，而“可通约性”则对应着“影像经验由现象学主体构造”这个首要原则。影像经验的生成既具有无预设的可能性，同时又原初地封闭在先验身体领域之内，所以影像感知内容的可见性过程开展于一个令“先验构造”的内容能够回溯性地充实自我的形式内核中。正如许煜在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考察过程中，将我（Ich）与非我（Nicht-ich）之间的运动看作是对于递归的阐释：在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意义上的“自我生成”（Selbsterzeugung）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性作用中，自我与非我的对抗“迫使我返回自身，而现实本身正是在这种递归和重复的运动中显露出来”[26]，而在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那里，“反思”行为既指向客体，也回指自身，理智的直观活动“是无限的，是因为它不断地返归到自身之内”[27]。现象学观念下的影像现实在“身体—自我”回归性地显现于“非我—世界”的运动中分享着与前者相同的观念运作路线。

既然“作为纯粹自我的先验主体是一个包括自然态度和自然经验的领域，但现在可以通过冥想和其他意识形式，包括电影意识来获得”[28]，那么电影现象学的递归性就在于，它能同时包容我们所遭遇的经验性影像自然以及先验性自我的身体视角。电影意识的具身结构在这二者的互相缠绕中得以辩证性地建立，所以电影现象学的“先验性”含义就是这样一种先天回路的设定：让关于影像物的意识经验递归性地返回自身。正如当黑格尔说概念是“具体”的时候，“具体”的意义不是“物理的和可感的，我们可以把概念的发展理解为一个为了认识自身而返回自身的递归过程”[29]。与经典现象学悬置感性自然的实在性的态度相同，电影现象学关注的只是这个世界经由观众的意识而反馈给自身时的具体影像状态。这种“返回”赋予了电影本体的意义封闭性（无需他物的说明），让电影成为了一种不可化约与解释的媒介，所以“符号学家致力于发展一门电影的科学，以便我们能了解电影工作的条件和过程。而现象学家则想研究那些使电影的语言符号变成另一种符号（符号学的原子论无法解释）的时刻”[30]。

三、“屏中之屏”：《飞向太空》与《潜行者》

身体存在既具有“在世存在”的“内在性”，也具有作为观看视角的“外在性”。在《电影与新心理学》的结尾处，梅洛 - 庞蒂写到：“哲学家和电影工作者共同拥有某种存在方式、某种世界视野——它为一代人所共有。这又可以证实一点：思想与技术是相通的，用歌德的话说，‘内亦是外’。”[31] 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则在《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中将这一点更加突出与明确：外在于精神的物质媒介工具原初性地已经是人的“内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作为具身化的技术实践，既取消了外在性与内在性的对立，同时也更为根源性地肯定了身体与信息的同质性。

在维纳的控制论思想中，身体的有机性体现为物质与信息间的壁垒的消除，“身体之为身体”并不是依靠肉体物质来支撑的，相反，正是灵活流通的信息赋予了身体的独立性：“躯体的个体性与其说是一种石头性质的个体性，不如说是一种火焰性质的个体性；是形式的个体性，而不是带着实体的个体性。”[32] 如果人的身体可以还原为影像的环境，并且这种还原的真实可能性就在于人所接收的影像信息与人的自在身体都是有机性的——仿佛电影的人造性（Artificial）是一种将影像信息同时分裂为屏幕信息与人类智能的活动——那么具身化媒介就是“作为信息的有机体”的原初状态。这种状态正是前苏联著名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飞向太空》（Solaris，1972）与《潜行者》（Stalker，1979）中呈现出的影像形态：我们将会看到影像的递归如何在这两部电影中生成一个具身性的元电影空间。

1979 年上映的《潜行者》围绕着一个叫作“区”（The Zone）的神秘空间（图 1）而展开影片叙事。在“区”之中存在着一个能够实现人类内心深处愿望的房间，而带领有意踏入“区”之人的经验丰富的向导则为“潜行者”。人物在踏入“区”之后，便仿佛处于一种无形的非人凝视之中而自反性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区”就如同一个使心理内容可见的“放映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塔可夫斯基研究者罗伯特·伯德（Robert Bird）指出，“‘区域’是我们去查看自己最隐秘欲望的地方。简而言之，它就是电影”[33]。又由于“区”仍然是内在于《潜行者》这个电影系统中的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区”不仅是人物反身性地重新发现自我的场所，也使影像构成了一种指向自身潜意识的内在折叠的递归活动。象征人类文明走向衰败的后工业景观在错落有致的沙丘堆积与不时出现的飞鸟之间暗示着一种生机与毁灭将同时发生的神秘氛围，这种氛围构成了封闭性的元电影回路，“递归通过艺术作品得以建立，它构成一种朝向终点的自我认知，而终点始终是神秘的，就像在秘法传授（Mystagogy）中那样，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34]。这个“终点”表现在影片的结尾，潜行者的残疾的女儿可以利用眼睛来移动桌面上的玻璃水杯。在此超自然情景中，音乐也成为了影像的一部分：火车的声音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交织在一起，剧情之中的声音音效与画外音相混合的“复杂的同步与‘区域’的褶皱空间一起，使电影成为一种不透明的媒介，它用近乎物质的力量拒绝我们的理解，用影像来更新观众的身体体验”[35]。

相似的结构在 1972 年上映的电影《飞向太空》中则拥有着更加明显的地位。“索拉里斯”是一个类似胶状的神秘星球，心理学家克里斯·凯尔文（Chris Kelvin）为探索这个星球而前往空间站，但竟然在星球上看到了自己去世十年的妻子哈莉（Hari）（图 2）。这说明了索拉里斯星可以使得人类的记忆与心理呈现为一个“肉身化”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一个“屏中之屏”的结构：首先，影片《飞向太空》是一个初始影像，而哈莉作为索拉里斯读取凯尔文的记忆而形成的具身形象在影片之中就成为了“影像的影像”，这个嵌套结构正是依赖于递归操作而形成的。作为索拉里斯星这个自生性的系统的一部分，哈莉是通过人类的“大脑—影像”而回指自身的“影像—身体”，只是这个自反性过程让她拥有了自我意识。于是，置身于索拉里斯这个特殊“影像机制”中的凯尔文成为了真正的电影现象学意义上的具身体验者：曾经真实存在于他的生活经验中的妻子成为了“活的屏幕”，将自己的形象作为“电影”而播放了出来。

埃里克·克塔滕贝格（Eric Kluitenberg）在《虚拟的媒介考古学》（On the Archaeology of Imaginary Media）中探讨了利用一系列曾经出现过的电子或技术媒介，例如计时照相机、延时与双曝光技术等来试图与逝者进行交流，或者用电子媒介来记录被称为“超自然电子异象”（Electronic Voice Pheno menon）的行为——使某种来源未知的、听上去像人声一样的声音在录音带、无线电噪音和其他电子媒介中被捕捉到。克塔滕贝格提到“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题为《爱迪生关于逝后生命的看法》（Edison’s Views on Life after Death）的文章中，爱迪生解释道：‘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人格在死后产生物质影响’”[36]。索拉里斯星正是实现了爱迪生想法的一个实例，但是它的媒介属性仍然只能在“屏中之屏”的结构中才是成立的。塔可夫斯基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现象学还原”的态度而使无前前见的时间自身得以存留于影像中，索拉里斯只是单纯地建立起了一个“屏中之屏”的系统回路而成为使记忆可以外在化的“虚拟媒介”（Imaginary Media），从而让哈莉成为一个“复活”的时间断片。这也成为了实现索布切克的电影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辩证法的例证，“电影将原本不可见的、个人的和直接性经验的主观内的隐私，转换为具身化于直接具身经验语言的可见的、公共的和主体间性的社会性”[37]。但是这种辩证法并不诉之于“影像发送者”与“影像接收者”二者之间的交互性，影像的意义只能属于唯一的先验身体，电影经验的形成正是梅洛 - 庞蒂所说的“每一种感官都在大的世界内部构造出一个小世界”[38] 的过程，这个表达潜藏了一种防止媒介“交互性”概念使用变得“泛化”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实质是由展开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内在嵌套的递归机制所划定的：哈莉作为记忆的影像仍然是返回到凯尔文内心之中的“意向相关项”，所以我们不能将电影的主要情节概括为“一对夫妻的重逢”。

索拉里斯星是塔可夫斯基内心中沉重的物质观念之化身，但它不是精神性的对立面，而是成为其媒介 [39]。具体而言，作为不明生命体的索拉里斯星可以被视为一种“生物媒介”（Biomedia），正如尤金·撒克（Eugene Thacker）所说，“生物媒介呈现的景象不仅是作为信息的生物生命，而且，生物生命之所以是生命，恰好因为它是信息”[40]，而在电影中，重要的是“生命”作为影像而呈现的信息形式：存在于人内心与头脑中的记忆与心智思维被“上传”（Uploading）为信息。正是在“上传”的意义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开启了元电影的叙事，“区”与索拉里斯星成为了支撑着电影影像运动的“计算机屏幕”。在《飞向太空》的最后，随着摄影的视角不断飞升并将地面的一切尽收眼底，真相才揭晓，原来凯尔文刚刚所经历的与父亲相见的情景不过是索拉里斯创造出的虚拟景象而已（图 3）。而画面最终呈现出的索拉里斯星其实是被制作的计算机特效画面，这似乎暗示出，凯尔文将个人记忆“上传”至索拉里斯之后所置身于此的整体景观只能是一个数字化的虚拟界面。

四、虚拟影像与“具身之夜”：电影的内在折叠

具身性视角是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一个递归模式之中不断反身性地拥有一个理解世界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时成为了自身心智剧场的演员与观众，如同在瓦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瓦伦·皮茨（Warren Pitts）的《内在于神经活动中的思维逻辑计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所代表的控制论第二阶段中，有机体的生物基础为控制论提供了它的具身环境，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有机主义”[41]。在控制论的视角下，身体之为媒介的合理性在于人具有储存与传输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学说中，自创生活动已经从生物学出发，跨越了有机系统与无机系统，成为心理与社会系统在媒介中构建自身的一般行为。具身影像是令我们无可回避的同时成为其中的信息接受者与发送者的交叉点。“虚拟”与“真实”都原初地以媒介的仿真性知觉为中介，也就是说，当我处于一种“真实”的体验之中，我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虚假”的，我的体验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中性化设定。胡塞尔通过《观念II》来展开“纯粹自我”的构成时说，“被虚构的世界是一种被虚构的自我相关项，但此被虚构的自我和我的实际自我是同一的”[42]。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大脑即银幕”的观点也已经在柏格森活力论的意义上脱离了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区分，正是具身意义上的影像自主生成视角才使得电影作为一种本体媒介被思考，同时也沟通了有机活力论与控制论的信息生成系统，所以电影同样是一种“机械的有机主义”，在属于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说的“媒体界”的意义上，“既是思想化的机器又是机械化的思想”[43]。

正如赛博格（Cyborg）意义上的人造身体总是处于某些影视与动画作品的后人类叙事的中心，“具身媒介”是令影像的“虚拟”与感知的“真实”共属于一个中性化平面的枢纽，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看似悖论的问题：电影中的人物对真实的怀疑往往是由身体感触的真实性所引发的——所有触发“虚拟”的条件恰恰都是最直接的“具身体验”。而“身体”其实只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自指性回路与感知的中介，而并不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中，福柯揭示出，“主体”只是一种诞生于 19 世纪的具有自身起源与终点的特定话语而已，基特勒也持相似观点，“在媒介与身体相遇的漫长历史中的某个时刻，曾经有主体的位置，或许也有过对主体的需求”[44]。当电影《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1995）中的神经学家发明了一种超导量子干涉器来引发记忆、神经活动与感受时，帕特里夏·皮斯特斯（Patricia Pisters）解释到，“人们发明了一种先验设备，赋予主体掌控一切的幻觉，而实际上却控制着主体——自这种先验的设备起，电影机器已经变成内在设备，以至于整个宇宙都变成了电影”[45]。她所提到的“先验设备”的说法其实又触动了现象学的先验自我所深入其中的知觉身体框架，并将其还原为电影设备的运行方式。沿用索布切克的“电影身体”的说法，电影角色将先验性地成为影片环境的一部分，所以《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中的尼奥（Neo）与《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中的楚门（Truman）只有首先作为一种内在于系统中的“自由意志”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会去怀疑现实之虚拟性的具身媒介。这类角色的行动实际上是电影中的虚拟空间自我创生的活动。

我们由此将进入到影像“边界”的问题。当虚拟世界的边界出现在电影屏幕中时，就必然触发角色对实际经验的朴素信仰的动摇，而这种动摇才是真正触发“具身性”以及“电影性”的动机：楚门在驾船前往梦想之地“斐济”时不料撞上了伪装成远方海天之景的墙壁（图 4），无独有偶，《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1999）中的道格拉斯·霍尔在他所以为的现实世界中驱车远行，最终却触碰到了由巨大的电子回路之网所组成的虚拟空间的边界。在这里，“边界”是电影之中的人物触碰到自身经验之虚假的可能性，但楚门所碰到的布景与霍尔所看到的电子回路和他们自己一样，仍然是整个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他们真正知觉到的其实不是“边界”，而是“原来自己只是由这个环境所产生”的这个事实，所以与其说楚门在此时发现了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真人秀的“假象”之中，不如说在此时他的自我意识恰好刚刚出现——这是环境经由楚门的意识而对于自己的反身性地确认——这种递归的“影像折叠”的回路实际上是作为具身体验的“电影现象学时刻”。正如在自创生理论之中，生物总是在与系统的边界发生的反应中进行自创生，它们的“自我意识”恰恰是在影像回指自身时被激活的“身体”。所以“边界”并不是一个物理界线，而是一个使“现实”整体得以被构想的元电影媒介实体。“边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令信息之流不停运作着的“不动的动点”，如同电影屏幕是支撑在流动不居的画面背后的稳定物质载体一样。影像构造意识中的具身主体恰恰就是这个边界“本身”，这种构造原理同时也赋予了影像“中性化”特征。

黑格尔曾描述过一个存在于主体内部的原初地包容一切但又无法具体表征的空无状态，即“世界之夜”（Weltnacht），而齐泽克指出，“黑格尔明确地把‘世界之夜’设定为前本体论的”[46]，世界之夜是绝对的否定、前主体的原始虚空和缺陷，同时也矛盾性地成为了主体的基础，同时他也指出，这类似于谢林的洞见，即“主体在被断定为理性词语之前就是纯粹的自我的黑夜”[47]。这个问题同样蕴藏在梅洛 - 庞蒂的先验身体观念中，因为他极为敏锐地指出了与黑格尔和谢林的思想相类似的双重内涵——前我思的状况下的身体与明见性的知觉主体——的张力：具身性主体是自己的偶然性基础。所以在此意义上身体是“表演的明亮所必需的剧场的黑暗”[48]。这种“黑暗”是自我与外部世界所共同构成的折叠运动中产生的“不透明性”。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实体之夜》（Die Nacht der Substanz）中写道，“精神不再栖居在精神丰盈的书籍里：此时它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媒体。自此以后，每一个黑夜都始终是不可否定的现在，它们的幽灵被录入电影，它们的声响被录入唱片”[49]。实体之夜是由媒介的自主性组织过程所带来的，它之所以“代替了人类理智”，是因为“历史的终极主体是技术，技术在广义的概念上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的加工处理过程：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依赖于人类中介，但是现在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来临，更接近于将人类抛开的自然的自我加工处理过程”[50]。而这其实是在媒介本体的意义上重述了以上的反身性结构。知觉的主体只是世界的自我发生所经由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人类主体出发对真实的判断就只能是片面的。如果我们认为影像的虚拟性“遮蔽”了现实，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身主体之内的“非—根据”（Un-grund），它造成了具身此在的前主体性的混沌——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由“谢林—黑格尔—梅洛 - 庞蒂—基特勒”依次描述并递进形成的关于意义不透明性的“黑夜”序列，置身于电影院中的身体媒介所开启的正是使“实体之夜”得以可能的“具身之夜”。

从递归操作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电影折叠形态时，我们会发现“影像经验”其实是在围绕着自生性身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而展开。环境与个体相叠加的具身结构具有了自在差异的意味，并导致了彻底还原的不可能，那么电影的观看行为与电影的本体也就共同组成了一种影像经验的自我指涉装置——在这个广义上的影像递归操作中，现象学的具身自我构造起了流动性的世界经验。在通过“具身之夜”而走入“实体之夜”的过程中，“电影身体”与知觉的身体已经共属于一个自创生系统。

结语

法国现象学家苏珊·巴什拉（Suzanne Bachelard）认为，“如果我们在一种足够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视域’这个概念以至于把一切这样的非现实性形式包含在内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总结出一门普遍现象学的问题来”[51]。递归操作就在先验身体回归自身的意义上完成着具身媒介的“非现实性的形式”，电影现象学的视域也指向了电影的可视经验的内在于身体形式之中的普遍性。从“递归论”中提取出“递归性”，然后具体地将其转化为“屏中之屏”的自身嵌套结构与影像的内在折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逆向地将“具身媒介”拆解为一个“运行方式”的过程，而这种避免将“具身媒介”前定性地认为是“某物”的方式也正是对于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基本精神的执行。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中，谢林似乎已经先导性地描述了已然“再—媒介化”的自我所具有的“后人类”意义上的去深度性：“不是概念，而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及其全部机制才是我们天生的东西。这种本性是一种特定的本性，它以特定的方式行动，但完全没有意识，因为它本身无非是这一行动。”[52] 然而这种隐含的“具身”与“媒介”间的同义性并没有在引领我们走进“具身之夜”之时吞没我们的身体实在，正如许煜所说，“尽管递归是运算的基础，世界也是递归的，却不意味着世界是可运算的”[53]。作为意向相关物的世界为身体实在带来了不可化约性，它伴随着我们自身的媒介形式一起，走入了图像化时代的全部命运进程。所以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在《技术图像的宇宙》（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的结尾写道，这个自动对话的技术图像宇宙的寓言是“关于一场即将破壳而出的灾难，而我们就是那个壳”[54]。

注释

（向下滑动阅读）

[1] （美）J. 达德利·安德鲁著 . 李伟峰译 . 经典电影理论导论 [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157.

[2] 汉森在评价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新媒体理论时会注意到，“马诺维奇似乎忽视了身体体验空间中的物理维度”。参见 Mark B.N.Hansen, 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 ：40.

[3] （美）伯纳黛特·维根斯坦 . 身体 [A].（美）W.J.T. 米歇尔，（美）马克·B.N. 汉森编 . 肖腊梅，胡晓华译 . 媒介术语批评文集 [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1.

[4] （美）诺伯特·维纳著 . 陈步译 .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85-86.

[5] 参见 Francisco J.Varela, Evan Thompson, Eleanor Rosch,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6.

[6] （美）薇薇安·索布切克著 . 韩晓强译 . 我手指所知道的一切：电影美觉主体，或肉身的视觉 [J]. 电影艺术，2021（5）：89.

[7] Vivian Sobchack, 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 Experience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133.

[8] Vivian Sobchack, 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 Experience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54.

[9] Vivian Sobchack, 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 Experienc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200.

[10] Spence Shaw, Film Consciousness: From Phenomenology to Deleuze[M]. Jeferson，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Publishers，2008 ：74.

[11] （美）斯蒂芬·罗思曼著 . 李创同，王策译 . 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6.

[12] （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杨大春，张尧均，关德群译 . 知觉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87.

[13] 原文参见 Warren S.McCulloch, Embodiments of Mind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65.

[14] （美）凯瑟琳·海勒著 . 刘宇清译 .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78.

[15] Humberto R.Maturana, Francisco J.Varela，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M].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14.

[16] （美）侯世达著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翻译组译 .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30.

[17]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60.

[18]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心灵和自然：必要的统一》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中认为，“自律性，字面意义是指对自我的控制，来源于古希腊语 autos 和 nomos——是由递归系统来提供的”。参见 Gregory Bateson, Mind and Nature:A Necessary Unity[M].New York:E.P.Dutton，1979 ：126.

[19] （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杨大春，张尧均，关德群译 . 知觉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81.

[20] 在《电影与新心理学》（Le Cinema et la Nouvelle Psychologie）中，梅洛 - 庞蒂写道，“现象学哲学或存在哲学的一个精彩部分就在于惊异于这种我与世界、与他人原本固有的联系，在于向我们描述这种悖论和这种混乱，在于让人看到主体与世界、主体与

他人的关联，而不是像传统哲学所做的那样求助于绝对精神来解释它。而电影则特别适合让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性以及双方的相互表达呈现出来”。参见（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张颖译 . 意义与无意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8.

[21]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艺术与宇宙技术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49.

[22] 胡塞尔在这一节中写道，“在这里现象学对自身的本质的相关性通过以下特点显现出来，即在明晰性、洞见、表达等等名目下的方法论反思中所考察和确定的东西，本身也被包括在现象学领域之内”。科学反思过程本身也是现象学描述的一个环节。参见（德）胡塞尔著 . 李幼蒸译 .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91.

[23] 参见 Heinz Von Foerster,Observing Systems[M].California:Intersystems Publications，1984.

[24] （美）N. 凯瑟琳·海尔斯 . 控制论 [A].（美）W.J.T. 米歇尔，（美）马克·B.N. 汉森编 . 肖腊梅，胡晓华译 . 媒介术语批评文集 [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20-121.

[25] （美）薇薇安·索布切克著 . 韩晓强译 . 我手指所知道的一切：电影美觉主体，或肉身的视觉 [J]. 电影艺术，2021（5）：91.

[26]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2.

[27] （德）谢林著 . 梁志学，石泉译 . 先验唯心论体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68.

[28] Spence Shaw, Film Consciousness: From Phenomenology to Deleuze[M]. Je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Publishers，2008 ：75.

[29]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18.

[30] （美）J. 达德利·安德鲁著 . 李伟峰译 . 经典电影理论导论 [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17.

[31] （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张颖译 . 意义与无意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9.

[32] （美）诺伯特·维纳著 . 陈步译 .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85.

[33] （美）罗伯特·伯德著 . 金晓宇译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5.

[34]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261.

[35] （美）罗伯特·伯德著 . 金晓宇译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95.

[36] （荷）埃里克·克塔滕贝格 . 虚拟的媒介考古学 [A].（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尤西·帕里卡编 . 唐海江等译 .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 [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57.

[37] Vivian Sobchack,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Film Experience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11.

[38] （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杨大春，张尧均，关德群译 . 知觉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307.

[39] （斯）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 穆青译 . 真实眼泪之可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138.

[40] 在生命即信息的理论立场中，“生物媒介既不全是‘物体’，也不全是‘行动’，它是一个调节过程，能使‘生命本身’得以呈现”。参见（美）尤金·撒克 . 生物媒介 [A].（美）W.J.T. 米歇尔，（美）马克· B.N. 汉森编 . 肖腊梅，胡晓华译 . 媒介术语批评文集 [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05.

[41] 许煜著 . 苏子滢译 . 递归与偶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55.

[42]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 . 李幼蒸译 .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2 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00.

[43] （法）雷吉斯·德布雷著 . 黄春柳译 . 媒介学宣言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7.

[44] （加）杰弗里·温斯洛普 - 扬著 . 张昱辰译 . 基特勒论媒介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95.

[45]（荷）帕特里夏·皮斯特斯著 . 刘宇清译 . 视觉文化的基体：与德勒兹探讨电影理论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 ：69.

[46] （斯）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 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 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4.

[47] （斯）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 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 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4.

[48] （法）莫里斯·梅洛 - 庞蒂著 . 杨大春，张尧均，关德群译 . 知觉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47.

[49] （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著 . 李双志译 . 实体之夜：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论文选辑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25.

[50] （加）杰弗里·温斯洛普 - 扬著 . 张昱辰译 . 基特勒论媒介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94.

[51] （法）苏珊·巴什拉著 . 张浩军译 . 胡塞尔的逻辑学：《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研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389.

[52] （德）谢林著 . 梁志学，石泉译 . 先验唯心论体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