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段41岁的演员于清斌身着外卖员制服、提着餐盒在北京街头穿梭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时，舆论瞬间撕裂开来。有的人感慨“明星落魄至此”，有人质疑这是“炒作博眼球”，而更多人则在争论：“演员送外卖，是否值得同情？”
于清斌的转型之路充满了戏剧性的反差：这位曾出演《新萧十一郎》《跨过鸭绿江》的演员，在2020年于北京南六环购房后遭遇行业寒冬，片酬骤降至十年前的水平，银行催债短信更是如雪片般飞来。为了解决生计，他无奈选择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并在直播间哽咽表示：“我不是想当网红，只是想活下去。”这种生存危机并非个例，TVB演员姚亦澧在长沙街头开了咖啡摊，前TVB花旦于淼辗转于超市收银与地摊之间，中戏毕业生许鹏则回乡接过爷爷的集市摊位——当聚光灯熄灭，这些曾经站在镜头前的明星，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抵抗生活的重压。
公众对演员送外卖的种种关注，实际上反映了某种职业认知的偏差。当程序员转行做网约车司机、教师兼做微商被视为普通时，演员从事体力劳动却被贴上“特立独行”的标签，这种双重标准显露出社会对表演行业的认知失调。其实，在横店影视城超过60%的群演月收入都不足5000元；而在直播平台，无数过气艺人则通过带货来谋生。演员从来不是比普通劳动者高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困境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地摊摊主并无本质区别。
需要警惕的是，于清斌事件中流动的同情心正在由于流量逻辑变得异化。当“含泪送外卖”的视频片段被剪辑成短视频传播，而房贷逾期短信则成为证明“惨况”的道具时，这种自我暴露式的生存展示已经模糊了个人困境与商业运作间的边界。正如学者所言：“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苦难正在成为可量化的流量资产。”当演员们开始通过展现生存窘境以换取工作机会时，这种“卖惨”本质上是对行业结构性问题的回避。
我们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演员送外卖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其背后暗藏的，似乎是一种职业等级观念——演员似乎应该永远待在聚光灯下，而送外卖则被认为是“自降身价”。但职业尊严从来不是由职业的光环所决定，而是由劳动者对待工作的态度所决定的。当TVB演员能够理直气壮在茶餐厅端盘子时，或许我们也该调整对演员职业的认知，以平常心看待他们的生存选择。
在这个经济困境之下，没有哪个行业能够独善其身。程序员、教师、会计、设计师……每个领域都在为之经历阵痛，每位劳动者都在摸索出路。当演员卸下明星光环成为外卖骑手，这既不是值得过度同情的悲剧，也不是值得追捧的励志故事，而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方式。与其纠结于“是不是该同情”，不如反思：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更体面的转型通道？我们的就业市场何时才能摆脱“35岁焦虑”？当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时，演员送外卖或许就不再是一个值得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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