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伦普法丨明星后援会乱象丛生 如何监管才能保护粉丝利益？

韦震玲（前排右一）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   图片自：中国青年网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柳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提出“重视整治粉丝文化乱象”的建议引起纷纷点赞。她认为，现在的追星变成“流量为大”，背后存在利用粉丝牟利的黑灰产业链，部分青少年也成为受害者，法律监管的诸多空白需要弥补。

    现代社会中，粉丝文化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现在已经出现种种乱象，对未成年人产生错误导向。《半月谈》杂志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了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 “饭圈”低龄化特点越来越显现，这些没有收入来源的群体，却成为了应援的主力。

    早前两位明星的粉丝在打榜“Battle”事件中，光在平台上打榜的花费都超过1000万元。2018年某明星的一条微博出现“过亿转发量”，引发“明星流量数据造假”的争议，为其“流量注水”的幕后应援App“星援”被警方查封，相关责任人因为非法获利800万元也承担了刑事责任。与此同时，不断被曝光有粉丝应援资金不透明、集资款去向不明，饭圈“粉头”跑路事件时有发生。

    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明星后援会的组织者是职业粉丝，他们有成熟的组织运营团队，会与明星本人或团队直接对话，甚至双方存在合作协议。那些官方认证的明星后援会也大多得到了明星团队的认可，双方各司其职，明星出席活动、发布动态，明星后援会组织者召集粉丝接机、探班、造热度。更有甚者，有些强势的明星后援会，小到对明星出席活动的发型妆容，大到对团队的用人、明年的规划都会指手画脚。

    这些明星后援会在运作上实际已经是社会组织，通过网络组织人员、筹集资金，号召粉丝买明星代言产品，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对于它们的约束、管理目前是真空状态。韦震玲委员建议，“明星后援会应该在民政部门登记，明确责任，规定权利义务，能组织做什么活动，是否能够筹集经费，在哪个层面筹集，必须按照相关规定登记备案，依法开展活动、接受年检。”

    北京市华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缪蒙京律师认为，在《民法典》体系中，我国法人主要分为三大类型：营利法人、特别法人、非营利法人。从普通的明星后援会的成立初衷来看，其属于为会员共同利益等非营利目的而设立的社会团体，应归类为非营利法人中的社会团体法人，在民政部门登记受民政部门监管。

    但对于那些职业粉丝成立的明星后援会来说，其不仅从事营利性事业，而且还向相关成员分配利益，行使着类似经纪公司的职能，显然超出了社会团体法人的范畴。而且社会团体法人的注册资本通常不高，而粉丝头目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其享受的利益和承担的责任严重不匹配，应该给予更大的监管。

    让这些明星后援会归类为营利性法人，受到工商行政机关的监管，让主要发起人备案登记、缴纳注册资本、制定公司章程、承担依法纳税等责任义务。让这些躲在明星背后的利益获得者浮出水面，受到行政部门的监管，受到社会的监督，才能对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粉丝头目进行全方位的规范。

    从明星角度来看，明星作为有社会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享受着粉丝带来的利益，其本人及公司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对粉丝尤其对青少年粉丝进行正向引导。网络平台方，也应加强对粉丝文化方面的监督，承担起平台应尽审查和管理义务，开放粉丝投诉通道，搭建起粉丝和监管部门的桥梁。

    再加上司法部门在相关领域的法律规范制定、行政部门政策出台，集各方之力才能对粉丝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还粉丝文化一片晴朗天空，让青少年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文/缪蒙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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