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寻找下一个安娜·温图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高江虹 实习生 张亿珍 北京报道

6月26日，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宣布卸任美国版《Vogue》主编一职。离职后，她仍将保留《Vogue》全球编辑总监及康泰纳仕集团首席内容官的职位，负责监管康泰纳仕旗下的众多杂志，包括《Wired》、《名利场》、《GQ》、《AD》、《Bon Appétit》和《Allure》等。

执掌美国版《Vogue》的37年里，她始终站在名利场中心，将一本杂志经营成时尚行业的风向标。随着她移步更高层，一个由她定义和塑造的时代，似乎也正缓缓合上大幕，留给业界无尽的猜想与回味。

从伦敦到纽约

或许是因为担任美国版《Vogue》主编的年月太久，安娜·温图尔常被认为是一个美国人。

实际上，她在194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其父曾任《伦敦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主编。在家庭影响和个人热忱的驱动下，她在十几岁时就进入时尚杂志工作，最早的职位包括在《Harper's & Queen》（现为《Harper's Bazaar》英国版）担任助理编辑。

1970年代中期，安娜搬到纽约，开始为美国的时尚杂志工作，并在《New York》杂志取得了重要突破，为业内所知。1983年，她被康泰纳仕集团的传奇人物亚历克斯·利伯曼（Alex Liberman）选中，进入美国版《Vogue》担任创意总监，并于1986年回到伦敦，担任《Vogue》英国版的主编。1987年，她再次回到纽约，接手了康泰纳仕旗下的家居杂志《House & Garden》，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在1988年，她成为了美国版《Vogue》主编。

安娜上任美国版主编后的标志性举措之一，就是将好莱坞明星而非单一模特置于《Vogue》封面，这彻底改变了时尚杂志的玩法。此前，美国版《Vogue》的风格千篇一律，直到1989年5月，印有麦当娜的封面铺满美国报刊亭的角角落落。

当年，麦当娜的“街头意义”是标志性的，她是从纽约下城俱乐部文化中走出的偶像，音乐和形象无不充满着叛逆、颠覆和挑战传统的生命力。她代表的不是精致的优雅，而是raw power（原始力量）和unapologetic self-expression（不加掩饰的自我表达）等无畏精神，是当时街头青年、边缘群体自我认同的强大投射。

当回忆起为何选择麦当娜，安娜称灵感来自一位偶遇的陌生人。当她说起“为《Vogue》工作”时，对方称“《Vogue》永远不会选择麦当娜这样的‘非经典’人物”。这激发了安娜打破规则的欲望，她希望让麦当娜登上封面，让《Vogue》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谈论。

事实也证明，此举极大扩展了《Vogue》的读者群，也重塑了时尚的传播模式和明星的商业价值。在90年代前夕，安娜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脉搏，意识到时尚需要更贴近生活，更具商业价值，并与流行文化深度绑定。

同时期，安娜还积极扶持新锐设计师、模特和时尚编辑，例如马克·雅各布斯 (Marc Jacobs)、亚历山大·麦昆 (Alexander McQueen)、约翰·加利亚诺 (John Galliano)和莎拉·穆恩（Sally Singer）等人，让这些富有想法的人们从默默无闻走向国际舞台，从而推动了时尚产业的新陈代谢和多元发展。

她对“快时尚”和“可持续时尚”等议题的参与和评论，反映了她对行业未来趋势的洞见；在社媒时代来临时，她也主导了《Vogue》的数字化转型，确保这艘百年巨轮在新浪潮中依然稳健。

Met Gala与《Vogue》的时尚权威

如果你或多或少关注时尚，一定刷到过赞达亚（Zendaya）在2024年Met Gala上的出圈神图。

在美国版《Vogue》主编的头衔之外，安娜还是Met Gala 的长期且最具影响力的主席。Met Gala 最初由时尚公关艾莉诺·兰伯特（Eleanor Lambert）于1948年创立，旨在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服装学院筹集资金，在黛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于1972年接手后，晚宴开始引入主题。在1995年接手 Met Gala 后，安娜通过邀请全球名流、严格控制嘉宾名单和提升媒体曝光度，将这个相对小众的纽约社交晚宴，改造成了全球时尚界最受瞩目的年度盛事——这大概用了20年时间。

2010年代中期，Instagram等社媒平台逐渐普及，即时传播渠道被打通。明星们在红毯上的造型不再只是时尚杂志的内页，而是通过图片和短视频迅速扩散，引发广泛讨论、点赞和表情包创作，极大地提升了活动的互动性和参与度。2015年前后，从蕾哈娜（Rihanna）的“煎饼龙袍”到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anes）的“发光礼服”，很多造型都能迅速成为网络热点和“梗”，辨识度、戏剧化和话题性成为参与者的核心追求。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所有用户都能通过屏幕参与Met Gala，将高高在上的时装变得“可观看”和“可讨论”, 明星造型、主题解读和幕后花絮等内容都能成为分享观点的社交货币，“时尚”作为概念确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对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巨大的流量和互动高峰带来了可观的活跃度，也为品牌营销提供了绝佳机遇。

商业角度来看，从1995年安娜接手至2019年，她已为服装学院累计筹集了近2亿美元的资金。而单次筹款记录从2022年开始也不断刷新——2022年约1740万美元，2024年约 2600万美元，2025年达到3100万美元。

但对Met Gala最核心的批评在于其过度商业化和排他性，高昂的票价和严格的受邀名单使其被视为少数精英的专属社交场合；媒体对名人红毯着装的过度审视和批判，也让这场本意为慈善的盛会，有时被异化为一场高压的“审判”。其每年主题策划，特别是涉及非西方文化时，常因文化挪用而饱受争议，被指责流于表面化、缺乏深度尊重。此外，Met Gala幕后基层员工的劳动剥削问题，以及其过度奢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冲突也始终面临质疑。

前互联网时代，《Vogue》曾掌握着绝对的时尚话语权，但在社媒风靡后，时尚话语权变得日益去中心化。消费者可以直接接触到无数的时尚信源，从网红博主到品牌官方账号，再到普通用户的日常分享，都对传统时尚媒体构成了巨大挑战。

而安娜在这时带领《Vogue》所做的，就是通过Met Gala在数字时代重新确立其时尚话语权，并对消费者进行更深层次的隐形审美塑造。

再见，安娜时代

我们总是酷爱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画上等号。

毋庸置疑，时代为安娜铺设了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她执掌《Vogue》美国版时，这本杂志虽已是行业翘楚，但与大众仍保有一丝距离感，因此正是这个即将爆发的时尚商业时代为她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彼时的时尚产业正经历从传统的精英沙龙向大众消费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体传播手段日益丰富，好莱坞明星开始对时尚产生巨大影响力……一切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里，安娜不仅仅是一位时尚主编，她标志性的波波头、墨镜，以及她在时装周前排的固定位置，都超越了个人形象，成为了一种视觉上的指意者（signifier）。这些符号指向的是她所代表的权威、品味、影响力，以及时尚界的精英主义。这种符号化过程，是社会集体意识与媒体传播共同构建的结果，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媒体报道和描绘，也不断强化了她作为“时尚女王”的形象。而公众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消费和认知，赋予其超越个体的深层意义。

安娜的独特之处在于，置身于那个时代中，她也同时推动了过去几十年时尚界从高冷小众走向商业主流的演变过程。她既是那个“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所影射的严苛、权力中心的象征，也是推动行业迈向大众的功臣。她并非被动地成为一个符号，而是通过个人决策和对时代的敏锐嗅觉，积极参与并塑造了自己最终被符号化的过程。

在光环之外，这位指意者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引发了关于职场高压和人情冷漠的讨论。对她更深刻的批评则指向《Vogue》长期以来在多元性与包容性上的不足，无论是种族、体型还是文化呈现，都曾受到严厉质疑，迫使安娜在近年公开承认并试图弥补这些缺失。此外，她对毛皮制品的态度、Met Gala的过度商业化和文化挪用争议，也让她饱受诟病。

2024年，纪录片《时尚90年代 In Vogue: The 90s》上线，用6集展现了安娜本人、以凯特·摩丝（Kate Moss）为代表的超模群体、Met Gala、伦敦的反叛潮流、好莱坞和嘻哈文化等在90年代的崛起和发展，大有追忆往昔之意味，而新的消费叙事还在迷失方向，仍待改写。

今天，人们对安娜离职格外感慨，聚焦的不只是某个职位的更迭，而是对一种特定权威与稳定感正在缓缓消逝的共鸣。她曾是那个时代不容置疑的风格与标准。而此刻，熟悉的支点已然位移，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时尚黄金时期是否就此画上句号的隐忧。

谁会是下一个安娜·温图尔？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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