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5日清晨，香港养和医院的风里飘着一丝茉莉香——那是蔡澜先生生前最爱的香水味。护士推着轮椅经过走廊时，还能想起他昨天傍晚坐在窗边的样子：蓝色睡袍松松垮垮，手里攥着半块猪油捞饭，笑着说“这饭比米其林的鹅肝还香”。可如今，轮椅空了，桌上的茶还温着，他却走了，像一片被风托起的云，飘向了他说过的“毫无察觉的死亡”。
一、敢说的人，把真话熬成烟火
蔡澜的“敢”，是刻在骨子里的。14岁那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第一篇影评《疯人院》，把当时新加坡电影圈的粗制滥造骂得狗血淋头：“那些导演把观众当傻子，拍出来的东西比菜市场的烂菜还臭。”父亲看到后大怒，却不知道作者是自己的儿子——这个“流学生”（蔡澜自嘲转学多次），早就学会用文字当刀，剖开虚伪的外壳。
后来到了香港，他的“敢说”变本加厉。上世纪80年代，他写《疯人院》批判香港餐饮乱象，说“有些餐厅把酱油当高汤，把冷冻肉当新鲜货，骗的是客人的钱包，丢的是香港的脸”。这篇文章让他成了“食评界的刺头”，却也让更多人知道：原来吃，不是果腹，是对生活的尊重。
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和黄沾、倪匡主持的《今夜不设防》。那是香港最“野”的综艺：没有剧本，没有禁忌，三个老男人坐在沙发上喝酒，让明星卸下心防。张国荣醉酒后点烟，说“我其实很怕孤独”；周润发歪倒在沙发上，笑谈“我以前做洗车工，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关之琳坦白“我选港姐就是爱慕虚荣”。蔡澜说：“我们不要装，装太累。人活一世，要敢说真话，敢做真事。”这档节目创下70%的收视率，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明星的“人味”——而这，正是蔡澜最想传递的。
二、敢玩的人，把人生过成冒险
蔡澜的一生，是“玩”出来的。18岁那年，他不听母亲“去巴黎学画会变成酒鬼”的劝阻，执意去日本学电影编导。在日本，他白天上课，晚上在邵氏公司做翻译，常常吃泡面度日，却依然宴请朋友大醉一场——他说“年轻就是要浪，浪过才不会后悔”。
22岁到香港，他成了邵氏公司的制作经理，监制了《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20部成龙的电影。那时香港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蔡澜却问邵逸夫：“我们拍40部电影，39部都赚钱，能不能拍一部不赚钱的？”邵逸夫笑着反问：“第40部也赚钱不是更好吗？”蔡澜知道，他要的不是钱，是“玩”电影的乐趣——后来拍《重案组》，他申请了20部摄影机，拍九龙城寨的拆迁现场，说“没有后期，没有特效，这才是人生”。
可当电影变成“名利场”，他抽身就走。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病逝，蔡澜告别影坛，转身做了美食家。他复原《射雕英雄传》里的“二十四桥明月夜”：把火腿剖开，用电钻打孔，塞入豆腐蒸熟，金庸尝过赞不绝口；他去墨尔本找最好的越南牛肉河粉，说“为了一碗粉，跑再远都值得”；他写《蔡澜谈吃》，把街头小摊的云吞面写得比米其林餐厅还动人——因为他知道，“玩”不是浪费时间，是对生活的热爱。
三、敢爱的人，把深情藏在洒脱里
蔡澜的“敢爱”，是让人羡慕的。他说“我交过61位女友，每一个都真心对待”，却坚持不生育：“照顾不了孩子，就不养。我不想让孩子成为我的负担，也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妻子方琼文去世后，他变卖资产，搬入维港边的海景酒店，说“我要住最好的房子，看最美的海，吃最好的饭”——他不是无情，是把深情藏在了洒脱里。
他对朋友的爱，更是让人感动。金庸说他“见识广博，什么都懂”，倪匡说他“魏晋风流犹有不及”。当年倪匡离港去美国，蔡澜送他到机场，说“有空回来吃火锅”；黄沾情场失意时，蔡澜陪他喝了三天三夜的酒，说“哭吧，哭完了就好了”。他的朋友遍布天下，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敢爱”——爱得真诚，爱得洒脱。
结尾：敢活的人，从未离开
蔡澜走了，可他的“敢”却留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他说“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决定活得有趣”，他说“我活过，所以不遗憾”。如今，当我们吃着一碗热辣的云吞面，当我们看一部经典的香港电影，当我们敢说真话、敢玩、敢爱时，我们都会想起他——那个穿着蓝色睡袍，笑着说“这饭比米其林还香”的老人。
蔡澜没有离开，他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继续玩他的电影，吃他的美食，说他的真话。而我们，要带着他的“敢”，把人生过成一场有趣的冒险。
就像他说的：“我活过，所以不遗憾。”
——纪念蔡澜先生（1941-202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