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创作不能停：专访《年会不能停！》编剧&制片人应萝佳

从角色开发到喜剧结构，当制片人谈剧作

《年会不能停！》打响2024贺岁票房第一炮，应萝佳作为口碑与票房双收的类型片的编剧兼制片人，在这部长片中作出的贡献与表现皆可圈可点。有趣的是，应萝佳若干年前曾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表示最想做“没有存在感的制片人”，提到“筹谋在前，隐身在后，不装不防，不骄不躁，不刷存在感，充分保护编剧导演的创作热情，与创作者和投资人合力创造理想世界。”编剧帮这次采访，从邀约到出稿，期间历经漫长的周期，能看出应萝佳虽然已经显身台前，跑完全程路演，但似乎依然保留着喜欢幕后的特质。好在采访的过程，她畅所欲言，她自己对这次采访的认知是帮她做了一个复盘梳理。

和《被光抓走的人》一样，《年会不能停！》也是从零开始，是纯原创项目。但与《被光抓走的人》不同的是，应萝佳在《年会》上除了制片人，还第一次署名“编剧”。回忆起这个过程，应萝佳轻松地笑着概括为“一是因为项目跨度时间很长，参与创作日积月累下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了；二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积累让自己慢慢地胆子也大了，从只敢动嘴发展成敢动笔了”。而这样的轻描淡写背后，是她对自我署名“编剧”的严格要求。其实她从做制片人开始，就一直深度参与剧本开发过程，也曾有过她做制片人的电视剧项目，至今还有演员认为她也是编剧之一。但实际上，《年会不能停！》是她第一部编剧署名的作品。问其原因，她说自己是长期陪伴编剧走过来的人，能看到编剧实际付出和起到的作用之大，所以她对编剧是十分尊重的。

之前应萝佳做制片人的项目，无论是剧还是电影，无论跟董润年合作还是她参与的其他项目，她都保持着自身在整个剧本开发过程的深度参与讨论。聊到这个话题她开玩笑说，“怎么说呢，其实如果我不是署制片人的话，我署一个文学策划或者总策划，我觉得肯定是不为过的”。

到了《年会不能停！》的开发阶段，一开始她也一如既往地用自己习惯的工作方式，和导演董润年聊剧作，但由于过程很长、聊的太多，加之这些年以来彼此不断的磨合，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彼此未曾提前预设过的思维的火花迸发得越来越多。“我以前写作文也的确不错，但我基本很少这么去动剧本。在这次在董润年的鼓励下，我彻底深入进剧本创作里，真的动笔写的时候，发现还真的不一样”。于是，他们二位的火花叠加并交相辉映，《年会不能停》就这样联手诞生于两位编剧的笔下。

《被光抓走的人》是应萝佳和董润年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它既是导演董润年的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也是应萝佳第一次担任电影制片人的作品。如今再回忆起来，应萝佳形容那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想太多”，但所幸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以及作品本身，至今还是令自己喜欢的。她很感谢这些年的打拼以及当时投资方的信任，让自己和董润年有了能把他们所想表达的东西拍出来的空间。

但处女作在剪辑及后期制作阶段需要平衡包括市场和审查在内现实的种种问题，最终的成片和创作初始相比多了一些修修补补，也让她意识到了最初筹备阶段意识的不足导致了后期面临的一些被动的情况。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一个创作者最终都是拿作品说话，那个作品就是呈现给观众的最终完成品。我们总不能说，最终完成品不能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完整、更纯粹的版本，只不过那个版本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这么说是不对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就是现实。无论基于审查上尺度是否过关，还是涉及到资方对于市场的商业认知上的回本压力，我们最后还是割舍掉了，而割舍本身就是现实。”

于是，到了《年会》的创作阶段，出于认知成长和市场判断，应萝佳和董润年开始根据自身经验和国内其他电影最终完成品落地的结果，去努力前置那个创作的“边界”，也越来越在乎到底怎么去处理和提前面对可能出现的客观结果。她告诉自己，毕竟电影是一个产业，一部电影需要很高的成本，很多人力物力才能完成。年轻的创作者除非有很多钱、纯玩，那可以不管不顾，否则一定要去做多维的考虑，包括要考虑与现实适配的创作自由度，“也得明白自己的电影是要做给谁看的，而不是逃避现实。得想明白要走什么最优的路径。不一定是得奖、口碑或票房，但得提前确认自己怎样能求仁得仁”。

董润年曾在采访中表达过，自己判断一个项目潜力的具象标准是，看它与观众的连接是否紧密、剧本完成度是否成熟，应萝佳也有着同样的认知。抛开票房成绩、豆瓣评分等数据，应萝佳认为，代入观众视角的第一步，首先是跳出创作者的思维来看剧本是否能打动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片子？我会代入到故事中的谁？我能不能和哪个角色产生情感联结、产生共情？我看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如果我一点情感状态都没有，那就很危险。我们必须在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问一遍这几个问题”。

他们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大环境的变化，《年会》拍摄于22年11月，那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裁员是接下来几年社会的一个必然的趋势，甚至国际上也在出现这一趋势。创作阶段他们作出了一定的预判：比如，机构性的“大厂”为代表的当代职场上广泛存在着人际关系问题，因此，大多数的普通“社畜”可能会代入马杰克这个角色上去；而更年长一些不足够了解现代化企业内部的人，他们可能会代入到胡建林这个闯入者角色上去；而还有一批更年轻的Z世代年轻人甚至中学生，他们可能代入的是潘妮——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但正是这个清醒的旁观者在逼这些人。“所以我们打算用这三个人的组合，代表不同人的状态，而观众的反馈也基本符合我们最初的认知。”

“我们也会去问策划，怎么看故事的每一个具体的事儿。当然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不一定每种声音都得听，但我觉得有时候先听一下很重要。以前我也特别接受不了意见，觉得辛辛苦苦写的，别人在这唧唧歪歪啥，但后来发现很多时候意见会刺激你思考，你思考完可能会觉得，现在的一些想法真的是很个人化的、没有那么让大多数人能get到。”这些年下来，她觉得自己和董润年的心态都锻炼得更强健、更开放了，本身也更自信了，所以听意见开始变成一件“没关系，听完我们再捋一遍就是了”的事情。

《年会》还有一大特色是，从标题的“不能停”到台词的“对齐颗粒度”等行业黑话到高潮部分的那首三人合演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原创歌词，都因为语言丰富、深挖时代，兼具网感与文学性而出圈。谈及台词设计，应萝佳觉得创作过程如泉涌般自然，他们仍然是遵循从角色的角度出发，根据角色的认知，加上董润年这些年“深度沉迷网络”，将脑子里积累的很多精华提取到这部片子中都恰如其分、水到渠成，而片名则包含着他们对当代企业年会文化的深度田野调查、对时代整体往前的欣欣向荣的憧憬，都诞生得十分自然。反而最难的是故事结构。

做喜剧是二人一开始就共同的认知，一是因为董润年本身之前就喜剧作品频出，有时候做非喜剧类型作品也会自带“喜感”；二是因为董润年“作为理科生的超强结构能力”使他的创作特点之一是具有完整严密的结构——这一点不同于近年另一种市场上流行的“拼贴段子式喜剧”的散文属性，他甚至被部分影迷评为“结构玩家”。同时，应萝佳也一向有很强的逻辑能力，他们自然而然地在《年会》要做成结构喜剧的形式上达成一致。

《年会》的主角是本来和大公司用人标准相去十万八千里的标准件厂工人胡建林，这个主角的背后本身代表着一种闯入者的错位逻辑，也构成了本片一种贯穿“错置喜剧”的基调。应萝佳认为，所谓的“错位”反而是给了创作者一个机会和前提，因为“喜剧只是一个表达方式，背后具体怎么个笑法的底层逻辑还是不一样的”，应萝佳告诫自己，创作的时候，必须首先保证抛弃掉“我们要做个喜剧，做完观众一定会笑”的想法。而当错位已被前置，观众本身又站在上帝视角，“我们只需要按照现实逻辑把人物的动机和行为推演完成，并保证故事结构完整，那么错位感就一定会发生”。而刻意地“为了搞笑而搞笑”的桥段也不必画蛇添足，尤其在短视频式的段子已经充斥我们每天接触的网络世界的当下，电影漫长的工业周期反而会导致热点在端上桌时已经沦为“炒冷饭”的尴尬。

文艺片与类型片并不冲突，重要的是保护电影的纯粹感

《被光抓走的人》曾让董润年获得第33届金鸡影展最佳处女作导演奖提名。故事讲述了人们发现南方小城里一道光束在城中突现又消失，被光带走的人大多成双成对，而科学家对其解释为“光带走的大多数有爱情的人”，表达了在许多人心中，感情不可能被精准定义的模糊性突然被这道“光”打破，蕴含着对人的信仰的反思。

故事中的“光”刺穿了模糊性与多义性，故事外，应萝佳却竭力保护着《被光》文艺科幻片的独特气质。虽然当时自己也开剧本会聊了不少，包括贡献了人物的设定，但应萝佳觉得整个剧本的完成很大程度还是董润年自己，“文艺片就算确定了故事的类型，它的表现形式和写法不同，都会让它成为气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写作的时候更走内，它真正“魂”的东西都是靠作者赋予的。”

也因此，为了保证这种纯粹性，应萝佳不太建议文艺片采取团队作战的创作模式，“我不太了解别人的开发内幕，但是我认为，文艺片非常需要个人表达的挖掘，真正最核心的那个人他最细腻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这还是很个人化的创作。当然团队在策划阶段、或者说对文本的修改讨论肯定是要有的，但我会有认知，就是有些类型我会明显确认自己不太会深度参与剧本开发，但是类型商业片上我们基本会达成共识，我会在创作上很深度地参与”。

做《被光》的时候，应萝佳和董润年收到了业内很多同行的建议。有趣的是，这些建议基本分为两拨：一拨是常年做文艺片的，他们普遍建议二人该片不应该很着急上映，要走长线，等一等拿到龙标后再送进国际电影节等等，一条适合文艺片的路径；另一拨是商业片那边的，其中甚至包含和片子没关系的业内大公司的老板，由于喜欢这个片子所以也很热心，于是建议应萝佳应该进行一些商业化的运作。

这一点带给了一向善于反思的应萝佳一个突然的意识：我们的片子当时无论在开发还是创作上多少有点踩在中间线了。虽然这些年她听到很多次业内一种普遍的论调，即“我们就是想做好看的电影，电影就不应该那么清楚地分为文艺的商业的”，但她发现，其实一旦到了市场上，也就是等于对接到观众时，还是要有一个类型的站队。

于是，她和董润年在认真总结分析后确立了一个往后前行的思维导向：以后做项目尽可能地纯粹一些。

如果是文艺向的，林林总总的预算和运作也都在使用那套路径，内容也在这个范畴内保证更纯粹的表达，“我们得想好了，任何的阻碍，哪怕受到更好的条件诱惑，我们都要保护它的这份纯粹感”。

而如果是商业类型的话，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则是，“要最大化地到达市场，如果有跟最大化到达市场有冲突，就算很好，我们在目前的市场上也必须要做取舍”。

如此“取舍”，会取舍掉艺术的自我的表达吗？聊到这里时，她谈起了自己对23年很多院线引起热议过的片子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不是说为了市场就不做表达了。《年会》也有做表达”，她举例说，“比如曹保平导演的作品，我不会认为它是文艺片，它其实是类型片，但它是有强烈表达和强烈的风格化；像《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也不会认为它是文艺片，它是剧情片，但用了文艺片的一些手法。《少年的你》更是强类型，但有很浓烈的文艺气质。就跟我们这几年看迷雾剧场的剧一样，它会有涉案等商业类型，但它开始挖人性，开始用文艺片的风格挖掘了表达，我觉得这很好，强类型搭文艺是一种新的审美，至少从过去到现在给了观众一种新的变化。

但另外一种比如《河边的错误》就是典型的文艺片，它不是商业类型的观众想要的那个结果，它本身的文本、拍摄气质都是很典型的文艺片。文艺片在尽力拓宽市场的边界，就会寻找嫁接观众的桥梁，像《河边的错误》用到了朱一龙，他的确流量很大，但其实也是个实力演员，在这个过程如果能嫁接得合适的话，能够尽可能拓宽市场的限度，就像胡歌当时入围戛纳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最后有两亿多票房”。

她直言自己多年前也很理想主义过，她和别人表达过，希望有一天文艺片就是大商业片。但实际上这是对观众的要求。这需要观众的知识和审美整体提升，因为那样的表达更加复杂，也折射出整体的社会发展各方面。“你看欧洲的文艺片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本身从文艺复兴开始，对于艺术的普及也更多一些。而如果是针对最大化的观众，可以参看图书业，在销量上严肃文学很难干过通俗文学，但你不会说通俗文学高于严肃文学。但可喜的是，你能看到最经典的文学作品销量这几年在变好。”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她所见，连好莱坞大片近年到了国内也在商业性上式微，“如果还完全遵守老的那一套审美，美国大片在我们这也卖不动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在日益提高，审美疲劳也会只增不减，需要被投喂更深度表达的、好的内容。

在应萝佳看来，保证电影的类型是前提，在此类型上做一些突破则是考验。比如在文艺片的类型里，如何想办法把市场空间尽可能做大，同时还要保证前者跟表达之间是融合的非常考验创作者，其次是表达的东西演员的表演能否呈现出来。如果演员能力有限，甚至反而会吞噬文艺的信息表达。这些都是要提前预判最坏的结果的，因为一旦结果不好，导演编剧都要承担，也没法写篇文章说“这不是我原本要做的东西”。

在做《被光抓走的人》时，她也面临过这个难题：“类型不清晰，就像我们说好今天这顿饭吃火锅或者吃别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菜，它大多情况下只会产生拒客效应”，如果主类型不清晰，还要强调自我表达，就会产生深度的问题。“文艺片自带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如果转化为商业片是有难度的，很多人理解不了就会产生混淆，但创作者又一定会想有稍微深度一点的表达的平衡，这非常难”。

还有一大难点在于卖座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市场日渐繁荣之后，观众难免会对喜剧这个类型有一个预判，而《年会》并没有对标作品。“包括在宣发初期，让观众去认知到创新性也是一大难点”。

她和她最熟悉的合作伙伴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当各路声音都在呼唤《年会》开发系列IP，又或是结合当下趋势开发微短剧时，灵敏度极高如应萝佳自当走在市场的期待前面。对于呼声她和董润年当然高兴，毕竟这是对自己产出作品的认可，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故事能否打动他们本身。在她和董润年心中始终有一个杠杆，那个决定让他们做不做的杠杆，就是好的文本。

衍生剧开发是热映电影的一鱼两吃模式。在宣发早期，应萝佳和董润年也受到过邀约，把《年会》做出一个衍生微短剧。虽然前期素材量大到能够保证这个衍生作品的开发，但他们觉得把精力放在注重电影本身更为重要，就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但如果做一个衍生精品剧，挖掘人物的深度和厚度，故事背景公司层次可以更丰富一些……”提起这个话题，应萝佳陷入了想象中。

应萝佳和董润年不只是创作伙伴，更是人生伴侣，这是业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事。谈及董润年这些年在创作上的变化，应萝佳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形容词是“好奇宝宝”。“因为好奇心特别重，所以在创作上没有给自己设太大的界限，他可能对什么都感兴趣，很善于探索和创新。他在这方面是阈值特别宽的一个人”。

她最早和董润年开始合作，是两个人合作做工作室。这十年来他们经历的磨合过程并不轻松，以前他们是在生活中从不吵架的一对恋人——因为工作上没有交集，生活中他们又都属于没有那么多较劲的东西，各方面都配合得不错。

但到了工作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应萝佳总结了一句话，“他和我都是工作人格和生活人格完全不一样的人”。在最初阶段，应萝佳稳定发挥着中学时最佳辩手的输出能力，而董润年保持着懒得吵、“你说就是你对”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又会引发新的战争。他们在工作中吵得不可开交，并且会把情绪继续带到生活里，也经常吵到一半互相都要放弃了，回顾起那时候，应萝佳觉得，那时候是比较糟糕的一个阶段，不仅在创作上没有“吵通”，她感觉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再这么下去他俩快离婚了。

但后面他们开始心照不宣地切换了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进入到了一个“工作中就算吵得面红耳赤，到了饭点，还是会立马问起吃什么”的阶段。吵架开始变成应萝佳在创作期要保护的必要过程。她不仅仍然倾向于把各自最真心的最底层的东西透彻地释放，意识到有时候彼此说出的只是互相不理解的表象，反而越辩论越明朗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争论的过程他们总能自然地挖掘出最底层的矛盾，唯有如此才能互相理解，甚至彼此达成的共识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

到现在，吵架甚至变成他们合作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创作中我觉得是可以吵的，甭管是和伙伴还是谁。现在的年轻人都面子薄，但我看到的互相吵来吵去的那些团队，最后的结果都特别好，情感连接非常深，呈现的作品也非常好。有时候反而是客客气气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肚子想法，又觉得反正有一个人说了算，懒得争辩，我觉得这在创作中其实是比较糟糕的。因为真话在创作中太重要了，我们内心的安全感和信心，都是靠所有人把自己打开达到的，不然就只是一言堂。而可能有决定大权的那个人，ta内心其实也是不安的。”

最好的结果是，吵架得出的争论结果，既不是董润年捍卫的，也不是应萝佳捍卫的，而是优于他们双方的。此即她现在注重保护的“吵通”法则。她也由此得出了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将来无论和谁合作，永远不能是“建议过来就一脚踹开”的人，疏通自己非常重要。

采访后作者手记：

时代里不被看见和扩音的人太多了，我猜如应萝佳这样的电影人，应该会持续凿开一扇窗子，通过银幕讲述，投以她对行路人独特的注视的目光，她不止会努力让他们都被看见，也会俯首侧耳倾听他们赶路的脚步声，与他们进行持续的交流。行路人在时代的列车上，或许是社畜打工人，又或许是被光抓走或遗留在这个世界的旅者，我们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之间远赴一场场浩盛的奔命。如《年会不能停！》这样的电影，是辗转之间象征我们“活着”的盼头，是在我们短暂停靠站台时，浸润在我们肩头的一片雪花、夜空里盛放的一朵烟花。即使只是落雪与烟花，它也提醒着我们：时代的列车开过去，我们每个人都各自有轨道，也总会开向各自的旷野。

网址：复盘创作不能停：专访《年会不能停！》编剧&制片人应萝佳 https://m.mxgxt.com/news/view/15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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