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代际关系有其历史维度

发布时间：2025-06-11 20:49

孙沛东

复旦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协商式亲密关系”是一个很不错的描述性概念，揭示了代际之间金钱关系与亲密关系的互动，这篇文章案例和分析结合得很好，读后能够给人以启发。市场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此类研究很重要，我想结合社会学已有的研究，谈谈此类研究可以拓展和深入的两个维度。

中国的家庭非常复杂，文章在强调父母对子女购房过程中的经济支持和亲密关系时，忽略了这种关系的历史维度。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戴慧思教授曾主持过一个中国城市婚姻和住房的研究项目，作为合作者，我跟另外一位学者曾于2010年分别在上海和广东各做了46个案例，涉及三代中国人的婚姻，家庭关系和住房研究（包括“毛的孩子们”和“邓的一代”），发现三代人的家庭在金钱关系、情感支持、家庭决策上有继承性，又有新生的特质。因为个案有限，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能给出这种关系的历史线性发展。代际之间的协商式亲密关系不是一种全新的关系类型，独生子女父母与其父母那一代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关系，比如这代人中的回城知青，他们回城的方式、回城后再就业（如顶替父母、父母提早退休）、住房、择偶以及照顾下一代（也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都能体现。想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读一读将在今年春天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ives, Husbands, and Lovers: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Urban China（《中国人的情与性：香港，台湾和大陆城市的婚姻与性别研究》）一书。

另外，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家庭和代际关系，最不应该忽视的是制度因素，因为制度动因往往是解释社会现象的根本性，它的穿透力恰好构成了中国案例挑战或修正西方理论的根基。这篇文章在最后一段简单提及中国父母们的积极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体化进程中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随着单位制解体、小家庭兴起、技术进步以及流动性增加，独生子女的父母及其子女同时面对市场的解放与自由，而社会保障方面又存在制度性欠缺与不确定性。主动为子女购房，实际上是将市场环境、子女发展以及自身生活期待三者捏合起来的策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拙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从上海相亲角切入，通过研究知青一代父母如何以及为何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来尝试廓清面对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市场化，代际之间在金钱、情感和家庭重大决策上的互动关系。

（由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