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这批学者在南京以史为刃,坚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题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旧影
近日,一部全面剖析知名史学家柳诒徵(1880-1956)与南京高师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本书以柳诒徵为主线,钩沉师生薪火相传的治史之道,还原南高学派如何在五四浪潮中逆流而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者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及史学思想,同时分析以张其昀(1901-1985)、陈训慈(1901-1991)、缪凤林(1899-1959)、郑鹤声(1901-1989)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对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书中以南高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爬梳学刊、校史等文献资料,整理出南高史学思想及发展脉络。他们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与北大“疑古”史学和“窄而深”的治史思路截然不同。本书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还原了民国史学的完整生态,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坚守与创新提供了关键视角。
下文系“中央研究院”院士、全球知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以史为刃
坚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文 | 王汎森
来源 |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在晚清已有其滥觞,以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9)掀起“史界革命”、倡议“新史学”为里程碑事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大及中央研究院主导的“以科学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新史学”的代表;而持反对论调的学者,则被视为“保守”派,他们在史学界的地位,亦往往为时代所遗忘。但是历史是一个多层势力竞合的过程,当新派史学盛行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史学主张存在。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民国初年一度与北大并称,有“北大南高”之誉,但南高史学系教授柳诒徵(1880-1956)及英文系教员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等人,因反对北大师生胡适(1891-1962)、顾颉刚(1893-1980)等人的言论,而被人忽略,便是明显的一例。
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1901-1985)、陈训慈(1901-1991)、缪凤林(1899-1959)、郑鹤声(1901-1989)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历史教育及中国史学史方面,均各有其独特的成就,且在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区书主旨是研究以柳诒徵为首的南高史学工作者,探讨他们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借此也可见民国初年的史学研究,自史地合一至史地分途,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展示这批南高师生自八方聚集至分道扬镳的历程。
柳诒徵出身传统经学,他借着对中国文化史及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礼教伦理的责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教写中国文化史,尤具意义。
区书深入地阐发了南高史学的特点。
第一,南高师生受师范教育的影响,注意借史地研究推动道德教化及保存传统文化,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研究史学,努力推动史地学研究及历史地理教育学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异于北大派“窄而深”的治史观念及方法。
第二,南高史地部师生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冀“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他们推崇中国文化,但并不一定排斥西学。虽然南高史学者注意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以致其史学研究未能朝向专业发展;然而,史地部学生由追随柳诒徵治传统史地学,渐转向史、地二学分途,及兼治中外史学,由此也可见近代史、地学科步向专业分科发展的历程。
第三,对于南高史地部师生创办的学术组织及出版物,柳诒徵担起了领导者的角色。1921年南高文史地部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1930年中大史学系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均以柳氏为指导员;而这些学会的出版物《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也由柳氏任编辑或指导。柳氏更为这些刊物撰写序言或发刊词,树立南高史学“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及借史学保存文化的研究方向。柳氏虽于1925年离开南高,但得学生张其昀的帮助,以东南大学史学系名义出版《史地学报》,并以东大史学系作为整理文稿的地方,使南高史学不因1925年的东大学潮而中断,柳氏始终是维系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
第四,秉持重视历史“通则”但又兼及“独造”的文化史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所提出的通史观念,一方面求人类进化的通则,另一方面求民族“独造之真”。柳氏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历史本是研究因果的学问,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而研究历史,应在于“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世界人类有“共同之轨辙”,也有“特殊之蜕变”,我们应明白世界各国共同的“轨辙”,以“观其通”,同时,也要知道个别地区的文化特色。
第五,主张学习西方的经典及中国经典文化,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主,吸收西方学问,主要要吸收西方真正的经典道德文化。受美国白璧德思想的影响(“Irving Babbit in China”),柳诒徵希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古典”文化。在史学研究方面,柳诒徵也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缪凤林、陈训慈、向达也提倡西方的兰克、鲁滨孙等人的作品,陈训慈即曾说,“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赖掘地事业之发达。吾国一二出土之物,……已大有助于历史”,可见他们对于当时新兴的考古事业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
区志坚用力很勤,广泛罗掘各种资料。首先是利用1921年至1931年由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一起出版的学术期刊,如《学衡》(1922-1933年)、《史地学报》(1921-1926年)、《史学与地学》(1926-1928年)及《史学杂志》(1929-1931年),通过疏理这些刊物的内容,以见南高史学的发展及其观点。
本书又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数据,如《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以及相关的校史数据,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台北“国史馆”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历史选科学生履历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一览表》;还有1949年后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大学史(1902-1992)》,朱斐编《东南大学史》,朱一雄编《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等。以上数据包括南高、东大史学系的课程、教职员及学生名单,借着南高史学部、东大及中大史学系开设的科目,得见课程与南高史学发展的关系。
学界探讨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主要根据柳氏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区书更运用了南京图书馆馆藏柳诒徵所撰《东亚各国史》等著作,这本书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在研究缪凤林的治史特色时,他除了引用缪氏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还参阅了台湾省图馆内罗刚纪念馆收藏的《中国礼俗史》一文,以探讨缪氏的礼学思想。论及陈训慈的治史情况时,除了引录陈氏以“陈叔谅”为名出版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世界大战史》,更运用南京图书馆藏本陈训慈所著《西洋通史》等,以见陈氏兼治中外史学的特色。论述张其昀治史地学的特色,多取材自张氏所编的地理教科书。至于郑鹤声的治史方法,除了参阅郑氏编著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及《中国近世史》二书,也引用了上海青年会图书馆所藏郑氏编著的《中国历史教学法》。
我与区志坚教授认识超过二十年,从壮岁起,至今两鬓飞霜,其间讨论、切磋,时而有之。他多年致力于南高史学的研究,书成之后问序于我,爰采撷他书中的若干重点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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