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姆•奥布莱恩的创伤艺术———《林中之湖》的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评析
摘要：当代美国作家梯姆·奥布莱恩的小说《林中之湖》不仅在文本的不稳定性、戏仿的运用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元小说的创作实践,更重要的是将文本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的运用与创伤表现相结合。从这一方面对该小说进行评析,展现了奥布莱恩是如何将个人的创伤叙事延伸为对于民族集体暴行的揭示,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代美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批判。
关键词:叙述结构;框架叙述;嵌套叙述;个人创伤;集体暴行
梯姆·奥布莱恩(TimO'Brien)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越战老兵的经历使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一直以来,他被誉为最重要的“越战小说家”,尽管奥布莱恩本人在多种场合都对此表示出异议。事实上,虽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越南战争,但却远远超越了对于战争本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马克·赫伯利(MarkHeberle)认为,奥布莱恩对自我毁灭性经历的表现和他的反复叙事不仅仅表现了源自于越战的创伤,也是对美国创伤后文化的最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所以,“创伤艺术家”这一提法比“战争小说家”更为中肯(Heberle,2001:19)。
《林中之湖》(1994)是奥布莱恩自己认为最成功的作品,它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该年度最佳小说,同时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对这一小说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了它的后现代写作技巧,比如,在文类上的不稳定性、反讽的运用以及邀请读者一起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等方面对元小说创作实践的推进。米奇科·卡库塔尼(MichikoKakutani)曾对小说的文体风格和技巧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此小说将海明威那清晰的、不流露情感的节奏与更为优雅的、抒情诗似的描述糅合在一起,同时,它又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置身于布满陷阱的丛林时所产生的那种令人震惊的感受。”(Kakutani,1994)在当今文化研究这一语境下,人们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小说中所蕴含的性别意识、婚姻关系、道德价值观念等进行考察。比如,埃里克斯·维隆(AlexVernon)将文学语境和奥布莱恩的军事经历相结合,主要从男女性别关系如何通过战争文本的互文性来表现这一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研究(Vernon,2004)。马克·赫伯利(MarkHeberle)将小说中主人公约翰·韦德这一肯尼迪似的政治明星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上的毁灭与整个民族在越南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上的困惑相关联,认为奥布莱恩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战不仅仅成为美国英雄主义神话中的一个污点,而且由于整个民族在战后对于这场战争的健忘症而暴露了美国政治在道德上的腐化和浅薄(Heberle,2001)。但是在这一类研究中,作品本身的形式技巧等问题又往往被忽略。而对于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叙述策略的关注不仅仅是奥布莱恩在其创作中极为重视的,对于读者而言,它也是更为深入、透彻地理解其作品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中框架结构的理论对该小说进行评析,将这一叙述策略的运用与个人的创伤表现相结合,揭示奥布莱恩在通过写作努力地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中,是如何巧妙地将小说框架结构和叙述层次与自身的主体经历相关联,将个人的创伤叙述延伸为关于集体、民族暴力的讲述,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当代美国历史文化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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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中的框架与嵌套
在经典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框架结构和层次的研究中,颇受人关注的是热奈特关于叙述层次的界定和划分。热奈特(Genette,1980:228)认为:“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它要高于产生这一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层次。”根据这一定义,他区分了故事外层、故事内层和元故事层(故事中的讲述),并且认为这些层次之间存在三种关系:(1)直接的因果关系;(2)纯粹的主题关系;(3)无明确的关系(ibid.:227-234)。热奈特的这一方法被普林斯、巴尔等叙事学家所采用,但是在这些叙事学家看来,无论故事内层中有多少元故事层,但整体来看,叙事作品所包含的无外乎框架叙事和嵌套叙事这两个大的层面。前者起到“为其他叙事提供一种背景”(Prince,2003:33)的作用,而后者指“叙事中的叙事,或元叙事”(ibid.:25)。此外,巴尔、兰瑟、雅恩等人都在热奈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比如,巴尔区分了两类嵌套叙事,兰瑟从个人和集体叙述者的角度对叙述层次进行了描述,雅恩(Jahn,2002:144)则在上述热奈特对层次之间的三种关系所作区分的基础上,将嵌套叙述的功能细分为六种:补足框架叙事行动、提供背景信息、延缓框架叙事进程、分散、类比以及无限循环。
然而,在耐尔斯(Nells,2003:334)看来,尽管结构主义对于框架结构的最初设想具有稳定性,但事实上,叙述结构并不像热奈特、巴尔等人所声称的那样直截了当。“框架看似很确定,但实际上具有随意性,而且可以被重构或被置于一个更大的、不同的框架之中。在很多反现实主义的文本中,基本的框架总是被打破,嵌套叙述世界之间的本体界限总是被打破。”他引出托多罗夫对于嵌套叙述的观点,即思考为什么嵌套叙述要被包含在其它叙述中。“每一种叙述似乎都具有某种额外的东西,某种处于被封闭的形式之外、由情节的发展而产生的补充之物。”(ibid.:335)因此,他认为:“所有的嵌套叙述都能产生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有的嵌套叙述都具有主题功能。每一种不连贯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关系也可以当作在主题上产生意义来进行解读。”(ibid.:345-347)我们认为耐尔斯关于嵌套叙述的这一观点,可以更好地解释后现代主义文本中所常见的因叙述层次之间的错位而导致的文本的开放性,此外,它还可以使人们更加关注嵌套叙述本身的主题功能。正如耐尔斯所言,对于叙述结构层次的分类、辨识不是最终目的,它实际上应该是为文学阐释服务的。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先对《林中之湖》的整体结构和叙述层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叙述层次与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相关联,从而揭示作者对于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的精心选择可能就是文本主题意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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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之湖》的叙述层次
《林中之湖》在结构安排上极为精细、奇特。全书三十一个章节被分为四个相对独立但又交替出现的部分。第一部分(共八章)是故事外叙述者以凯西的失踪作为线索,基本上按照线性的时序安排讲述了韦德和凯西在竞选失败后退居森林湖畔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他们在一起的最初几天、她失踪的夜晚、接下来警方对凯西的搜寻、直至最后韦德自己消失在林中之湖的深处。第二部分以“证据”为标题(共七章),包括的全是一些简短的引语,它们是叙述者为了调查韦德这一案件在四年中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此外,还有叙述者为这些引文、证据的来源所提供的133条脚注。在脚注中,叙述者直接就所进行的各种调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三部分是故事外叙述者对凯西失踪以前韦德过去生活中的片断进行的叙述。这也是通过八个章节呈现出来的。但不同于第一部分叙述的是,这些章节中韦德不同时期(童年、在越南、政治生涯中)的各种生活片断是交替出现的,场景之间不停地切换。第四部分(八章)以“假设”为标题,是叙述者为凯西的失踪提供的八种可能的推测。这四个部分相互交织,似乎构成了一个贯穿整部作品的、关于韦德的创伤叙述。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四个部分实际上包含的是两个层面的叙述。一个是故事外叙述者对韦德的创伤故事的叙述,应属于嵌套叙述,另一个是叙述者以作者的身份设法揭开韦德一案之谜的叙述,这应当属于为嵌套叙述提供背景的框架叙述。从总体来看,关于韦德的创伤叙述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叙述。小说一开始就是一位故事外叙述者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讲述了韦德夫妇在韦德竞选失败后来到森林湖边的小屋中,力图排遣因失败的阴影带来的各种不快。在后来的章节中,读者也是通过这位故事外的叙述者了解到韦德一生中的一些重要片段的。同样,也是跟随这位叙述者,读者对韦德夫妇的去向进行了各种推测。与这一层叙述形成对照的是叙述者的框架叙述。在这一叙述中,我们从叙述者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对叙述者的身份、叙述者为此案件所进行的各种调查以及他的讲述目的有所了解。而且,不同于一般框架叙述在文本中的突显地位以及由此可能体现出来的叙述者的权威性,这一层面的叙述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处于文本的边缘。在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中,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层次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第一人称叙述者似乎直接从边缘的位置走向文本的中心,直接对韦德夫妇的去向表示猜测,这在结尾的段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我来说,忧伤也许是绝对的真实。约翰为凯西哀恸。她是他的一切。他们原本可以共度快乐的生活。他爱她,而她消失了。他无法忍受这种恐怖的感觉……我们能否相信,他不是怪物,只是普通人?除了自己的生活,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无辜的?真相能否如此单纯?如此恐怖?”(p.302-303)
一般来说,脚注作为一种副文本方式主要是用来实现作者与读者的直接交流,这是非虚构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林中之湖》中这一形式的利用,除了可以理解为是作者有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界限,从而拓宽了小说叙述话语的疆界,进而体现了后现代元小说特征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吗?此外,关于韦德的创伤叙述与叙述者的框架叙述除了在文本的最后一章出现了融合以外,在文本中它们主要还是在不同的章节中交替出现的两个独立的叙述层面。这种奇特的结构安排到底表达了作者奥布莱恩的何种意图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奥布莱恩联系个人创伤与民族集体暴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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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叙述中的个人创伤与集体暴行
将文学创作与个人心灵创伤相关联,这是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一个新动向。从目前对于创伤的研究来看,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对越战退伍老兵身上所体现的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征的辨识有关。对创伤的界定,目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是凯西·卡鲁斯(Caruth,1996:11)的定义,即创伤是“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当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的方式定时地、无法控制地反复性出现”,这一定义包含了两个层面:事件本身以及对于事件的反应。后者一般指事件过后所产生的影响。它表明个体在受到创伤后,心理上往往会产生一种重负感,也可能由此改变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为了理解这种创伤,人们往往需要建构一种叙事,将这一经历讲述出来,正如著名心理学家乔纳森·肖(Shay,1994:4)所言:“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位/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也正是这种讲述的需要,成为“很多当代小说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MacArthur,2005:14)。
对奥布莱恩来说,越南成了某种与创伤性经历有关的象征,而他的写作则是对这些经历的模仿和虚构性再现。他曾经害怕在那场他看来是非正义的战争中死亡或者成为杀害他人的凶手,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并且反复出现的创伤之源就是作出的糟糕选择:参加了越南战争。这一点他曾在个人随笔《我心中的越南》(1994)中提到,并且在其他的故事中也反复出现。
在奥布莱恩的小说中,主人公都是作为暴力的观看者、自愿或非自愿的参与者而受到了创伤。从《林中之湖》关于韦德的嵌套叙述这一层面来看,大体讲述的似乎是这么一个故事:韦德在儿时就遭受酗酒的父亲对他的忽视,后来父亲突然上吊自杀对他也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他学习玩魔术、参加越战、后来从政等等似乎都是为了获得一种他从未从父亲那里得到过的认可。他爱凯西,尽管与凯西的婚姻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他努力消除儿时以及战争中遭受的创伤的影响,可是最终这些努力招致了他的毁灭。凯西的失踪是他所受的最大创伤,也使得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最终他也消失在湖之深处。
可是这一对小说内容的概述似乎又是对小说实际讲述的一种歪曲。题为“证据”的那些章节所呈现出来的韦德的生平材料是以非连续性的方式呈现的。表现韦德心理状态的梦幻、回忆、过去的创伤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无法从这些碎片中获得一种关于韦德的连贯的、清晰的画面,而任何这方面的尝试似乎只是对各种材料所进行的简单化的、重新建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重构,都会反映出主人公遭受的几种精神上的创伤:韦德与父亲的关系、美莱惨案、选举大败、妻子失踪。这些创伤叙事的来源是隐含于小说的“证据”中的。从这部分最初一些章节我们可以看到选自于朱迪斯·赫尔曼(JudithHerman)的作品、精神分析文本、退伍老兵恢复手册的引文以及对韦德亲人谈话的摘录等。这一切似乎在暗示韦德的一生是各种创伤化的产物。他不仅仅是一位遭受战争创伤,尤其是美莱的惨案所带来的噩梦般的创伤人物,他的创伤之源还包括儿时因为缺乏父亲的关爱、父亲的早死、妻子曾一度的背叛以及决定性选举中的大败等带来的创伤和耻辱。
如果叙述者不是为了建构一个关于韦德的连贯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位越南老兵的创伤故事的话,其用意又何在呢?通过韦德的故事来表现一位越战老兵所遭受的各种创伤并不是该小说的主要创作目的。在小说出版后奥布莱恩接受埃尔德曼的访谈中曾提到,他并不打算写一部仅仅是关于美莱惨案的书,他是想深层次地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复杂性(Edelman,1994)。但除此以外,小说中的个人创伤实际上是与一个关于民族集体暴行的讲述相关联的。而这一切从很大程度上讲是通过对章节的巧妙安排来实现的。
在小说题为“证据”的七个章节中有近一半的内容包含着参与美莱惨案的一些主犯在军事审判中的证词。更为突出的是,在位居小说中心的第十六章(题为证据)除了中间穿插了少许几个其他的引文和证词以外,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关于美莱惨案的审判证词的。这些证词呈现了令人发指的美军的各种暴行,我们仅举两个例子。
问:你做了什么?
答:我拿着我的M16步枪射击他们。
问:为什么?
答:因为他们可能会发动攻击。
问:他们是儿童和婴孩?
答:是的。
问:而他们可能会攻击?儿童和婴孩?(保罗·密特罗,军事审判证词,p.136)……
问:你是否遵守接到的命令?
答:是的,长官。
问:你接到的命令是什么?
答:杀死一切会呼吸的东西。(萨瓦多·马丁那,军事审判证词,p.142)
但是作者又是如何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暴行与韦德个人的创伤叙述联系起来的呢?在美莱事件中,当韦德目睹同伴的疯狂杀戮后,出于一种反射行为射杀了一等兵威德拜。之后他采取了一种应对策略:他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假装自己绝不会这么做。所以当直升机运走威德拜的遗体时,他喃喃咒骂:“他妈的越共!”“他妈的野兽!”(p.79)仿佛威德拜不是被他而是被越共所杀。与韦德努力清除这一杀人的记忆相对应的是,这些美莱惨案中的当事人对他们犯下的这些罪行大多保持沉默。军事审判中他们多以“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我记不起来了,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来回应(p.135-146)。同样,在第十六章的脚注中叙述者指出在美莱惨案中的民众伤亡人数至今未有定论,美国官方调查委员会声称有“至少175至200名越南男性、女性和儿童”。而美国陆军犯罪调查资料估计伤亡人数“可能超过400”(p.146)。但叙述者说为了调查此事而进行资料搜集期间造访美莱惨案的发生地点顺安村的纪念碑,“在那里,伤亡人数的记录确定为504人。”(p.180)在接近小说结尾部分的一个“证据”章节中,一条引自《波士顿先锋报》的消息出现在该章的最后:“凯利少尉是美莱大屠杀中唯一被定罪的人。”(p.262)
在《创伤与恢复》中,朱迪思·赫尔曼(Herman,1992:1)曾指出:“对于暴行的一般反应就是将其从记忆中清除。”这一引言也在小说“证据”的章节中被加以引用。将韦德个人对于暴力的反应与整个民族对于暴行的反应相关联,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将美莱惨案的记忆进行清除的不仅仅是美莱惨案的当事者。
通过对小说中不同来源的引文的运用和巧妙并置,我们发现叙述者在一个看似讲述了遭受生活中各种创伤的美国政界人物的悲剧性故事背后,实际上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美军在越南的集体暴行以及这一切是如何被那些施暴者忘却,从而不为公众、历史学家所知的事实。而这也正是小说作者奥布莱恩所力图揭示和批判的。小说出版后不久,奥布莱恩提到,“最让我感到生气的是当时在场(指参与美莱惨案)的有150人左右,而美国公众所记住的只有凯利一人。其他的人呢?他们仍然在我们当中……参与越南美莱惨案的人都希望所有这一切能被忘却,美莱如今只是越南战争的一个脚注了。在刚过去的越战纪念日中,新闻媒体几乎什么都没有提及。”(Lindbloom,1999)
但是,作为一名精英艺术家,奥布莱恩并没有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干预。他既没有借助人物也没有通过叙述者的口吻对美莱事件作出任何的判断和评价。只是通过不同的叙述话语的并置和巧妙的结构层次安排,将对文本中通过结构框架所隐含的深层意义进行把握和领会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如果说奥布莱恩通过韦德个人的创伤叙述表现了一种创伤后的压抑,通过将韦德的个人创伤与整个经历了战争暴行的集体创伤相关联来揭露美国历史中被压抑的噩梦,并且将其拓展为对当代美国历史文化中的这一健忘症的批判,那么关于叙述者力图探讨韦德案件之神秘的那一层叙述目的又何在呢?换句话说,叙述者的框架叙述在小说中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呢?这一问题与叙述者的讲述目的是密切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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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叙述中叙述者的讲述与个人创伤的恢复
凯思琳·L.麦卡瑟(KathleenLauraMacArthur,2005:9)认为:“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这种心理重负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努力消除这一重负的方式。”这是因为受到创伤的个体在事件过后往往会经历如下过程:(1)他们需要回到该事件之中以获得对它的了解,不管这一了解如何有限;(2)需要将这一经历糅合到现时该个体已经改变了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之中;(3)需要用一种叙述语言将该经历描述出来(ibid.:10)。由于讲述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形式,为了加快恢复,创伤幸存者往往被要求将他们的经历讲述给同伴、治疗者以及其他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比如很多越战老兵都是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通过叙述语言讲述出来,这一类叙述的目的是对原初场面或者是对各种恐怖场面进行再创造,以获得一种宣泄,它是一种对创伤的治疗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交流方式。
作为美国当代的一位重要小说家,奥布莱恩的作品显然已经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起治疗作用的交流方式,因为他的听众是各种各样的读者。他的写作也不同于其他越战老兵的叙述,不是仅仅简单地复制或回忆他自己在越南的经历所带来的心理重负,相反,在他的写作中,创伤只是他进一步创作的资源,被重新塑造为一种超越了战争的家庭、个人创伤。他所创作的八部作品表明,他都是通过运用巧妙的文学手段,对他的个人经历进行再创造,从而使自己走出创伤。马克·赫伯利(Heberle,2001:9)提到:“奥布莱恩最为重要的源泉不是在越南的战争,而是他自己的写作,通过写作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极其完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了经历过越战但并没有完全将其抛开的一代人的自身的焦虑。”这种对个人的叙述和写作与对创伤恢复联系的关注在《林中之湖》的框架叙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小说第二个“证据”章节的脚注中,叙述者开始自称是:“一个偏爱理论的人。一位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媒体人员———随你怎么称呼。但是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我所得到的只是推测假想与种种可能。”(p.30)最终发现韦德这个人的灵魂“仍是一个绝对而无法穿透的未知,一个无奈地飘浮在不幸海洋上的名片”(p.101)。这一切显然表明对韦德进行重新建构这一行动本身所具有的困难。对于这一讲述层面的目的,如叙述者所言,是希望通过对韦德故事的讲述来提醒他,把他“那段消失的生命还给自己”(p.298)。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发现叙述者的经历与作者的经历存在很多共同之处。小说中的叙述者提到:“在约翰·韦德离开越南的第二年,我抵达越南境内,走过他走过的地方。……二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恐惧而年轻的一等兵。我可以闻到罪恶的气味。可以体会到屠杀的欲望在我的眼球底下,油煎般嘶嘶作响。”(p.199)同样,作者奥布莱恩1968年接到应征通知,成为美国第五军第四十六步兵团的一员,在美莱惨案发生的第二年他作为一等兵的身份到达越南境内,正是惨案发生的那个地方(Smith,2005:5)。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事件,但从后来所了解的关于这一惨案的情况仍然能够使他体会到那一令人震惊、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和创伤。框架结构中的叙述者提到,为了调查韦德一事,他到达了美莱惨案的发生地顺安。同样,作者奥布莱恩二十多年后重返越南,也是到了美莱惨案的发生地顺安,但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是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
与此同时,叙述者又声称自己和小说中的人物韦德一样,过了这么些年,对于那场战争“记不得太多,也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这些古老而破碎的记忆是不是来自别人的生活。是从虚构的故事里看来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p.298)。叙述者感到自己的记忆可能是错误的,与韦德无法回忆他究竟对其妻子做了什么,这两者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混同。
如同小说主人公韦德失去了深爱的妻子,作者奥布莱恩这次重返美莱后也失去了他深爱的女友。《林中之湖》发表后不久,他在纽约时代杂志周刊上发表了《我内心深处的越南》一文,讲述了他重返越南的事情,这是一篇自传性随笔,奥布莱恩提到他和女友重返越南,来到当年美莱惨案的发生地点。在回来后不久,女友就弃他而去了。这个中原因奥布莱恩并未作出解释,但是失去女友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篇随笔中他提到自己有过自杀的念头。小说出版后不久,作者在多次访谈中都提到他在认真考虑要放弃写作。
这样,以一种创伤似的感染,小说主人公韦德、叙述者与作者奥布莱恩的经历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混同。也许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力图通过叙述者表明,对韦德创伤经历的叙述可以帮他找回自己的生活,可以通过理清思路从而帮助他从自己已逝去的过去中恢复过来。但是小说的最后表明,叙述者力图通过讲述韦德的故事来使自己从创伤中恢复的努力是失败的。他发现“没有结局,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无论哪一种方法,我们都在表演消失的把戏。抹杀过去,观看自己的生活,一天天滑入灰色的阴影。我们的下落不明。一切的秘密都导向黑暗。在黑暗之上,只有也许。”(p.301)正如韦德的种种努力最终导致的结局是:在决定性的选举中大败、妻子失踪,自己也随同那条小船永远从湖面消失了,叙述者长达四年的调查也没有任何结果。这一悲剧性的论调,显然与作者的主体经历是密切相连的。作者悲观的情绪在主人公韦德和叙述者的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将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之间的界线消除,这在美国文学中关于越南战争的叙述中已是司空见惯的。马克·赫伯利(Heberle,2001:33)提到:“奥布莱恩对于真实与虚构这一区分的消除在实践中具有极为明显的自我意识,想象性的虚构和自身经历的相互转变已经构成了奥布莱恩的作品的一大特点。”他不断地将自己作为他的创作对象进行重新塑造。从这一意义上讲,主人公韦德和叙述者都可以看成是作者奥布莱恩对其自身所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在这位作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为专注于自我的、强大的想象力,它依靠自身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一世界源自于越战创伤,但又设法将这一创伤转化为某种更具有价值的、永恒的东西。”(ibid.:36)
综合考察这部小说的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可以发现这两个层面的叙述实际上涉及到对创伤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倾向于压制和消除,另一种倾向于承认并证明其存在。关于韦德的创伤叙述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创伤后的压抑,是一种设法将耻辱、负疚和罪恶感通过韦德的魔术转化成某种更为人接受的东西的努力,而叙述者对于故事建构过程的讲述则表现了在承认并证明创伤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写作从创伤经历中恢复过来。如果说奥布莱恩将韦德个人的创伤与健忘的叙述延伸到整个民族对这一集体暴行的健忘以达到其对美国当代文化历史进行批判的目的,从而体现了这位精英艺术家深切的人文与道德关怀的话,那么,叙述者的建构过程又表明,奥布莱恩作为一名越战老兵参与越战这一事件本身所产生的道义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创伤对他的巨大影响。他力图通过书写证明创伤之存在从而走出创伤。这在奥布莱恩后期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其小说中人物的创伤化程度也更为明显。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作者身上这种创伤性的内在矛盾,作为一名艺术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对当代美国文化历史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关怀正是通过小说中嵌套叙述和框架叙述这一奇特的叙述层次得到充分体现的。
作者简介
柳晓：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英语文体学、小说叙事学。
蒋翃遐：甘肃联合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英语文体学、小说叙事学。
本文刊载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5卷第1期
本期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牟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