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生》：做一个大写的人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财富与地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生存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是，音乐神童黄家正（KJ）的梦想却是做一个“人”（human being），一个有意思的人。

前记

2009年11月底，成立于香港、专注于纪录制作的独立民间影视机构CNEX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做了为期半个月的纪录片高校巡展，其中有很多重量级的影片上映，例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位最佳纪录片奖的《1428》、入围金马奖的《音乐人生KJ》，以及《大水》、《我最后的秘密》等等。

决定要采访《音乐人生》的时候，金马奖还没有揭晓。11月28日晚，CNEX的工作人员发来短信：“《KJ》拿到最佳纪录片大奖！”刚想回个消息表示祝贺，第二条短信又来：“又拿到最佳剪辑！”接着是第三条：“现在又拿到最佳音效了，三个大奖啊，太激动了！”两天后，我在同济大学放映厅的控制室内，通过超小屏幕的监视器看完此片，只想说一句话：太牛了，三个奖名符其实！

我不想掩示自己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偏爱，下面的文字除了我的影评，还有影片中黄家正的语录、张经纬导演的手记，我对张经纬导演的采访（这是我与他打了一个小时国际长途之后整理出来的），以及黄家正本人对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做出回应——他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观众。

我们这些成年人都应该感到惭愧，在这个17岁的少年面前。不是因为他才华卓著，在音乐上有过人的天赋，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人”的本质和作为一个“人”所要追寻的终极目标：不为上帝、不为成功、不为金钱、不为输赢，只要做一个有良知、有感情、有意思的人。他的话，在今天这个信仰缺失、精神迷惘的时代，更具有震耳发聩的意义。

KJ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在那个城市里，上流社会的孩子从小学习音乐是一种潮流。他和哥哥家立、妹妹家瑶一起，很小就接受了良好的音乐训练，中学更就读于香港著名的教会学校——拔萃书院。KJ相当有潜质，10岁即赴捷克参加国际大赛，并有机会与大师一起录制唱片在电台播出。如果按这条路走下去，他会非常“成功”，也许是下一个朗朗，或者李云迪，功成名就。但KJ选择了另一道路：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在众人眼里，KJ脾气暴躁、目中无人、极难相处。他很少去上课，拒绝参加钢琴考级。音乐节赛场外，老师和同学一同祷告，期望能比出好成绩，唯他一个人躲在远处，冷眼旁观；学校为音乐节获胜举行庆功聚会，他又独自徘徊在人群之外，特立独行。拔萃书院的口号，是“音乐皇国，舍我其谁”，是“do the best”，但KJ明确宣称：“拔萃精神非我所要，这是建基于比赛之上的，大家太想赢音乐节，这种心态超过追求音乐的心。我想要的，是大家追寻音乐，宣告我们在演奏，不理胜负。”于是他带领一个中学生乐团参加比赛，故意选择一个超时2分钟的曲子，大家都在心底里捏一把汗，他却说：“我故意超时，选别人不会选的曲，因为我不需要用赢来证明自己，我比他们好十倍！取消资格好了，我已赢过，锦旗都拿去擦屁股。我选此曲是因为我们会获益良多，并非要在比赛中胜出。我为音乐而音乐，并非为比赛。我要教育香港弦乐界，何谓室内乐！”

这话从一个17岁的少年口中说出，何其“狂妄”！因为黄家正所追寻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人的理解。电影开始，这个音乐神童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是要演出一场赚几百万，这没有意义，我要坚持我读音乐的原因，我要用音乐指引我的人生。”事实上，从5岁接触钢琴开始，这一思考就未曾停止，而在12年的学琴生涯里，他通过不断地思考，完成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跨越。

第一，摆脱胜负。KJ的父亲是个固执、好胜的人，如同大多数父母一样，他希望看到孩子在比赛中获胜。儿子每次比赛，他总是比KJ本人还要紧张。对于他，让孩子练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赢”，他不能容忍一个10岁时已经光芒四射的音乐神童，后来竟然不参加任何比赛和考试。父亲的态度对KJ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他一度非常憎恨音乐，足足迷失了两年。但终于有一天，他摆脱了父亲的阴影，并且用自己的思考教导妹妹：“要明天不怯场就谨记，你是为自己而演奏，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拉琴，你的最后一次是不会去和别人比较的，如果仍想去比较，你就不是人。你是木头，没反应，没感情！”

第二，跨越宗教。KJ的老师罗乃新是香港著名音乐人，善于用各种方法启迪学生。她将音乐看得极为神圣，认为演奏即是在荣耀神的光辉，她觉得音乐家要贡献社会，这样死后便会受人怀念。但KJ虽然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对宗教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在facebook的“宗教”一栏里，他填着：“追寻真理”。真理，是超越上帝的存在，找到与否并不重要，寻找本身就是一种经验与成长。在KJ看来，世人如果都懂音乐，就不会有战争。

第三，超脱名利。拔萃书院是官商子弟云集的贵族学校，目标是将学生塑造成出类拔萃的社会栋梁之才。KJ的同学塞缪尔、安德鲁都是这样的好孩子，他们是虔诚的教徒，积极向上，谦逊有礼，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或社会领袖，体会非凡的成功感。但可惜，人世间的一切名利，对于KJ已经失去吸引力，他尖锐地质疑：“演奏家这个词太笼统，每月一两场还是十场，频繁出国演出又意义何在？”他毫不留情地向身为音乐部首长的塞缪尔指出：“要先做一个人，才能做一个优秀的中提琴手”，“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我们的道不同，你的道是神，我的道是人”。

KJ对于“人”的价值的追寻，在父母离异这件事上表现地最为明显。这是一段极有意思的对话：

导演：你们为何搬家？

KJ：你问我？因为父母离婚。

导演：为何离婚？

KJ：你要我说？因为父亲有第三者。

导演：你有何看法？

KJ：你要我讲看法？这是我一生学得最多的经验：不论医生还是音乐家，背叛妻子，不尊重亲人，推卸责任，都是不对的。这一切告诉我，他（指父亲）没有人性。

精辟且深刻的回答！在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女性甘愿为物质享受出卖身体与尊严，有那么多男人以金钱和权势炫耀于人，且占有更多女性的时候，黄家正的回答尤如一把匕首刺中了时代最黑暗的角落。所有贪婪的男女都将为此羞愧地低下头去，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人性！

也许黄家正是不快乐的，他从7岁起已经开始直面死亡的这个命题：“我虽家境不错，爸爸疼我，但人不过一死，何不早做了断？”；10岁的时候，面对镜头，他突然悲从中来，放声痛哭：“我有音乐，我很快乐，但世上很多人不快乐。这个世界不完美，不公平，怎么办？”；17岁，他仍然在思考：“为何手指会弹琴？为何我会说话？有亚当夏娃吗？如果无神，音乐可否用科学解释？如果有神，那为何世界不公平？”

但从另一角度看，KJ是快乐的，因为他正在用自己的思考和音乐，教会世人在这个人性沉沦的时代，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张经纬导演手记

我以前学大提琴，梦想做马友友，傻傻的苦练到26岁时，认识了一个拉小提琴的日本女孩、很快就和她结婚。从她身上我明白到什么叫“才能”……所以，算了，不拉琴了。在大学东摸摸西碰碰，结果搞上了电影。

2002年我第一次和黄家正见面，他当时11岁和捷克的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我就是喜欢听他弹，很迷人。一直听，听到他现在已经17岁。我羡慕他，他是天才。

但他有时候不太快乐。

万般皆苦。做人难；活在芸芸众生中难；在社会中做一个鹤立鸡群的天才……更是难上难。

苏东坡感叹曰“人皆生子望聪明”，可是，谁又不想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说的龙一样“兴云吐雾，飞腾于宇宙之间”呢？

人——所有的人，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在这矛盾中拉拉扯扯，找寻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黄家正语录

1、我不是要演出一场赚几百万，这没有意义，我要坚持我读音乐的原因，我要用音乐指引我的人生。

2、我很清楚，我不管名利，只要死时无悔，人生无憾。罗老师则看重死后有多少人怀念自己，她取向贡献人群，社会认同。

3、谱只是纸，我是人，比谱更有意思。

4、有魅力的领袖能够改变人的思维，我非万人迷，但我绝对有魅力。

5、音乐非常博大，没有对错及高低，甚至牵到人的存在。

6、（To妹妹）：谱里没有中弱、中强，只有天堂和地狱。要明天不怯场就紧记，你是为自己而演奏，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拉琴，你的最后一次是不会去和别人比较的，最后一次一定是为自己演奏。如果仍去想比较，你就不是人。你是木头，没反应，没感情。

7、（To同学）：要先做一个人，才能做一个优秀的中提琴手。

8、罗老师弹琴是为荣耀神，世上有神吗？在facebook的“宗教”一栏里，我写上：“追寻真理”。找到与否不重要，寻找本身就是过程、经验、成长，最后回到音乐。

9、拔萃精神非我所要，这是建基于比赛之上的，我们太想赢音乐节，这种心态超过追求音乐的心。胜出时感到团结，仅此而已，我想要的是，大家追寻音乐，宣告我们在演奏，不理胜负。我从小就有这种想法，但我知道别人会鄙视，但我会感染他们，不要为比赛去弹琴。

10、我的一个朋友，是基督徒，我们人生的道不同，他的道是神，我的道是人。

11、我故意超时，选别人不会选的曲，我不需要用赢来证明自己，我比他们好十倍。取消资格好了，我已赢过，锦旗拿去擦屁股。我选此曲是因为我们会获益良多，并非要在比赛中胜出，为音乐而音乐，而非为比赛。我要教育香港弦乐界，何谓室内乐！

12、我需要祷告吗？不需要，相信自己。

13、世上最好的钢琴演奏家是谁？我！

14、成为钢琴演奏家可能是我的满足，但演奏家这个词笼统，每月一两场还是十场，频繁出国演出又意义何在？都不是为音乐而去演奏，我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人，有良知，有人性。

15、我虽家境不错，爸爸疼我，但人不过一死，何不早了断？世界就是不完美，死掉就完美。世人懂音乐就不会有战争。

16、为何搬家？因为父母离婚。为何离婚？因为父亲有第三者。这是我一生学得最多的，通过离婚，不论医生还是音乐家，背叛妻子，不尊重亲人，推卸责任，都是不对的。这一切告诉我，他没有人性。

17、为何手指会弹琴？为何我会说话？有亚当夏娃吗？如果无神，音乐可否用科学解释？如果有神，那为何世界不公平？我一直在追求答案。

18、余下的生命怎么办？早点了断，人有权结束生命。

生命是充滿著驚喜——KJ致观众

對於人們真的將藉由觀影來「看」到我內在世界的思考這件事，仍令我感到不可思議。我並不擅於，事實上是很差勁地，在人群前呈現自己，因此通常別人對我的看法很兩極，不是恨我就是愛我。許多人會覺得我是個有天賦的年輕人，卻不怎麼珍惜自己的才華，或某些人會認為我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裡，對人很虛假......無所謂。最近一位朋友說我們是被身邊的人所定義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回應自己的靈魂。

我是個意圖主義者(intentionalist)。我相信在生命的最終我們如何回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或許曾傷害過許多人許多次。或許有時我是故意的 =P 出於憤怒或不成熟。但至少我「希望」我並不想這麼做。個性強烈、混亂、失去方向、想法不成熟、「父母」的影響，或許都是好的藉口？哈哈......分析自己的青少年生涯是痛苦的，因為我曾做出許多不討好的決定。我必須說我厭惡自己對待別人的方式，但我也很珍惜這些錯誤，是它們幫助我成為自己。

我痛恨自己被冠上「有天賦」，甚至「天才」。首先，這並不是真的；其次，它摧毀我的童年。就像中國人所謂的命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及命運。試想，如果母親並沒帶我和兄妹去跟那位鋼琴老師學琴，而是帶我去上數學班，而父親訓練我的數學像他訓練我彈鋼琴一樣—午時2小時，晚上或許再多一點，之後讓我參加比賽且繼續獲得更多成就，甚至變成十年飯桌上唯一的話題。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很膚淺，不了解比賽給予我的；但如果你每年二月和三月參加同樣的比賽，這樣的生活，在你的童年持續個十年，或許你就會有這份同情。

比賽的確帶給我動力。當你八歲能獲得某些小東西是很酷、很有成就的，但也隱約逼著我為了錯誤的理由演奏音樂。諸多的比賽，讓我比別人更早領悟到比賽毫無意義地摧毀一個人的音樂。哈哈，不過，我的父親仍舊對比賽很著迷。

一個人有可能是億萬富翁、藝術家、守衛、律師、醫生、乞丐等等。對我來說，這有很大的部分取決於個性、成長背景以及教育環境。有的人就是很不幸，在他的生命裡什麼也沒獲得，但另一個在你F1班級的同學或許就是最「成功」的人。上帝是不是很不公平？在鏡頭前，我為此困惑到落淚，那是八年前我在捷克接受訪問的時候。記得抵達捷克之前，我在曼谷街頭目睹一群人追著一名小偷。那可憐的小偷半裸，像我一樣瘦(嗯 沒錯)，為了逃避司法制裁，他爬上一棟老舊的建築。或許，他是為了買東西吃才偷走30元。這一幕，讓我非常震驚；一個小時前，我還在彈奏鋼琴，我從來不知道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悲劇、不公平和悲傷。我根本無法明白。

經過多年的內在衝突，我領悟到我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什麼。或許那個可憐的傢伙註定要偷那30元。我註定被同一個人拋棄3次；莫札特註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奇才。但在這些混亂之外，我仍然相信公平。我深信在這世上無窮變化底下，上帝並不會輕易地以我們是否「外顯」地「將我們的信仰投注在上帝」或做「對」的事情而評斷我們。但我相信祂會看著我們如何出於真誠地成長，且誠實地面對自己身為一個人。

我不相信天堂。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生活在天堂裡。我們只是被我們不成熟的天性給蒙蔽，太愚蠢才去承認吧。

希望那些看過KJ的人會喜歡它。你們很幸運，因為連我自己都還沒看過。

我只想表达一个人的思考与追寻－－对话张经纬导演

1、您是怎样认识黄家正的？是什么让你决定要跟踪拍摄这个当时只有10岁的小男孩？

在香港，有一年一度的学校音乐节，那是相当重要的大型比赛，涉及各种乐器和所有音乐学童，他们会在几十个地方同时比赛，比上几个月，成绩优异的孩子可以获得加分，成为进入名校的跳板。这个比赛在香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整个香港的音乐教育有深远影响。

2002年，我刚从纽约回港，想拍一部关于音乐节的纪录片。当年获得好名次的孩子一共有13个，我和他们聊了之后，从中选择了3个人开始拍摄，黄家正是其中之一。3人中他年纪最大，已经快11岁了，另一个男孩6岁，还有一个女孩10岁，她现在在香港已经相当有名。说来也巧，我当时获得一个机会和KJ一同去捷克。本来机票是我老师的，他临时有事去不了，就改了我的名字。于是，就有了影片中我拍KJ在捷克表演和在后台采访的那一段。

拍摄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想过要不要把影片剪辑出来，当时的想法是3个孩子的故事平均分配，每人一段。但考虑了一阵，觉得没有很好的主题和热点，加上手头又有其它事，热情和动力都减退下来，于是这片子就被搁置在一边。

2、影片交叉呈现了黄家正11岁和17岁的情景，在这7年中，你是否也在持续地拍摄他？为什么最终只选择了他一个人做主角？

这7年中，虽然我也时常在一些场合遇到KJ，但并没有在拍他。可是，他11岁时在后台讲的那些话，却一直横亘在我的心里，可以说，我始终在找个机会去完成他的故事。

2007年11月，拍完了《歌舞升平》之后，我又到KJ家里访问了他，发现他完全没有变。尽管他的父母离婚了，搬家了，他也长大了，但他思考的问题和对人生的执着追求一点也没有变。如果把两段采访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他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我就决定要做这个片子，但因为我也是学音乐的，仍然担心自己会太主观。于是我把KJ11岁时的资料素材去拿给许鞍华导演看，她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完 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于是，2008年我又重新开始了对黄家正的拍摄，这时主角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许鞍华导是影片的顾问，可以说她是个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

3、为什么要选择17岁作为故事的节点，而不是等到他18岁或者20岁？因为从电影中看，KJ在17岁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还记得我刚才提过的，在2002年拍摄的那个女孩吗？她现在已经拿了大奖，在香港非常有名了。为什么我没有选她做影片的主角？因为我不想表达人们是如何成功的，而是想表达一个人的思考与追寻。

我不知道在内地的情况如何，但香港是个极其功利的社会，例如天主教的学校教学水平比较好，于是孩子一出生，妈妈就连忙抱着他们去受洗，加入天主教。在这里，宗教和信仰无关，只和利益有关。对音乐，也是如此。在香港，学音乐就是为了比赛、考级，为进名校加分，和艺术、爱好完全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例子就是KJ读的那个拔萃男书院，那是香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他们的口号就是“音乐皇国，舍我其谁”，这是多么自大，多么可悲的想法啊！舍我其谁？他们见过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吗？

在影片结束的时候，黄家正离开香港去了美国，那时他还没有读完预科。我觉得他的人生将要开始新的一章了，因为他跨越了香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level。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20岁从香港最好的音乐学院毕业，进入小交响乐团当首席，然后24岁去了美国，因为我的同事们都把音乐当成工作，而我要追寻的是艺术。

所以，我觉得离开香港将是KJ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足以影响他一生。

4、为什么影片中一直没有出现家正的母亲？母亲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2002年的时候，我有拍摄到他的母亲，在2007年时，我也提出和KJ一起去看他妈妈，但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其实，通过影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这是个由父亲主导的家庭，三个孩子都在学音乐，不过很可惜，他妈妈不懂音乐。影片完成后，没有他母亲的镜头，就是因为她在黄家正在“音乐人生”中没有地位，甚至于她在整个家庭中也仅是一个摆设。

伊朗导演阿巴斯说过：身为导演，我们只是给一个提示，让观众在一片漆黑中加上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最终完成一部真真正正的cinema。所以，你可以把我的电影看成是一个提示，其它的想像由你们自己去添加。

5、黄家正不是一般的孩子，对于你的拍摄，他是否很习惯？他如何适应镜头无处不在的状态？他是否意识到表演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例如影片中，同学们都在庆祝演出成功的时候，他一个人独自走开，显得那么特立独行。这种状态是完全真实的吗？

KJ是一个演奏家，本来就是需要经常面对观众的人，我的拍摄对于他完全没有问题。他不是个害羞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没有障碍，甚至可以说，我的拍摄是增加了另外一个表达渠道，让他在钢琴演奏之外去说一些内心的想法。

当然，我只能说，我只是纪录了黄家正在我面前的样子，我也曾经采访过他身边的人，很显然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太狂、太自大、太爱作秀、太喜欢博人眼球。所以，我觉得KJ应该就是那样一个人。身为导演，我剪辑出来的只是我对于他这种状态的理解，至于那是不是他最“真实”的状态，这不是我能够判断的。

6、黄家正本人看过这部影片吗？他有什么评价？现在电影公映了，又拿了奖，知道和认识他的人肯定很多了，他对此有什么反映？这是否影响到他的生活？

他说，他没有看过。但在影片完成之前，我有和他充分沟通过，他是完全知道影片中有哪些内容的。而且他的父母、兄妹、同学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有些甚至是他安排他们去看的，所以，他们也肯定告诉过他影片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他不想看这部片子呢？他的回答是，“每个人在别人眼中都会有另外的形象，我不想活在别人的形象下。我不想有包袱，或者等我再长大和成熟一些，我才会看这部电影。”我想，他是希望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行走下去，而不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影片获奖后，有很多媒体想采访他，他虽然很高兴，但基本没有兴趣。

7、请介绍一下黄家正目前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KJ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去了，主修钢琴，因为他很喜欢那里的一个老师。不过他现在又休学回香港了，我前不久遇到他，他说想停下来思考一下，一年之后再回去。至于未来的谋生道路，我想他是不用担心的，他现在那么有名，仅靠教琴也足够生活得很好。在香港学琴是很贵的，一个好老师的身价和纽约这种大城市几乎不相上下。

8、黄家正的父亲在看过电影之后有什么评价？影片中提到有段时间他们父子关系紧张，现在状况如何？

在我看来，KJ的父亲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爸爸，他早就深刻认识到要抚养这样一个孩子是多么困难。影片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他去看了，虽然在电影里KJ对父亲有诸多批评，但他仍然对儿子的想法表示理解。现在，他们父子关系已经和好如初了。

9、请介绍一下影片在香港放映的情况，反响如何？你觉得它对香港整个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否带来了触动？

影片从去年7月份开始，已经在香港放过95场了。你知道，在香港纪录片是很难找到投资的，也很难上院线。我们只能挑影院空档的时候放。其实这样，影院也不吃亏，观众也会多一点选择。我们放了5个半月，居然每天都接近满座。

然后就是从12月10日开始正式公映，一天放5场。我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影片没有明星，我们也没有打广告，只做过一个媒体放映场。要吸引大家来看，纯粹就是靠口碑。在香港这个城市做电影，不是看你能够拿多少奖，而是看你能否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你做的再好，最终也还是要面对市场和受众。

至于影片对香港音乐教育的影响，我认为基本是没有，这是几十年、上百年积累下来的体制，仅靠一部电影，如何能够改变？如果可以带出一些讨论，我觉得已经很好，别奢谈什么改变。

10、你是学音乐的，也做过编剧（《天水围的夜与雾》），后来又怎么会想到去拍纪录片？

纪录片和剧情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很难有事先的规划和蓝图，如剧本，一切都是即兴的。我每天拿着摄像机到片场，都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但这对导演来讲，却更加过瘾，好像每一分钟都在创作。就像我在KJ11岁的时候，完全想像不到这个挺难看的孩子，7年后会变成一个帅哥。

当然，这也决定了纪录片会很难找到投资。在香港，电影就是一门生意，人家都不知道你最终拍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怎么会愿意投钱给你？

于2009.12

网址：《音乐人生》：做一个大写的人 https://m.mxgxt.com/news/view/14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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