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只有2.5个圣人,其中的一个,在历史教科书上居然很少提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是一种极高的称谓,代表着道德、智慧和成就的巅峰。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提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圣人”,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
而评判的标准,就是结合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
所谓“立德”指的是道德高尚,堪为世人楷模;“立功”指为国家民族建立不朽功业;“立言”则是留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理论体系。
三者兼备,方可称为圣人。
那么,关于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思想体系呢?
今天文史君就与大家聊聊“两个半圣人”背后的故事。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当时正值我国春秋时期。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孔子的出身并不显赫,他是“小妾生的儿子”,在父亲死后与母亲被赶出家门,饱受欺凌。
正是那种卑微的出身,反而成了他日后思想的源泉。
身处社会底层,对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有着切肤之痛,对重建社会秩序怀有强烈使命感。
后来,孔子虽入朝为官,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也未进入朝廷的核心区域。
但也正是那种政治边缘的地位,使他能够广泛接触各类典籍,在鲁国藏经阁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
那段经历塑造了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与系统性。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曾拜访道家创始人老子,两位思想巨匠的对话堪称“圣人之间的对话”,对他的思想升华有着重要作用。
公元前497年,50余岁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开始广泛传播其思想与实践经验。
在长达十四年的流亡中,他带领弟子子贡、颜回等人,足迹遍布卫国、宋国、郑国等地。
那一过程充满艰辛,据《孔子家语·在厄》记载,孔子曾在陈蔡之间被围困,“绝粮七日,从者皆病”,却仍“慷慨讲诵,弦歌不衰”。
面对生死考验,孔子喊出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千古名言,展现出超凡的精神力量。
到了晚年,孔子的生活比较悲戚。回到鲁国后,他经历了得意门生颜回、子路等人相继离世的打击,又遭鲁国王室冷落,最终郁郁而终。
相传,孔子生前并没有留下重要著作,如今广为流传且广泛传播的《论语》,是其弟子结合孔子生前的言论而汇总成的一部思想著作。
《论语》成书之后,开始在上流社会广泛传播,并逐步被上流人士接受,甚至成为重要的治国理念。
尤其是汉朝,“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将孔子的思想价值推及到了历史巅峰。
可以说,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科举制度的确立更使孔子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
即使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继续传播着儒家文化。
梁启超评价孔子为圣人的理由是充分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重建了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如同黑夜中的明灯。
王阳明,名守仁,号阳明,是明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与孔子一样,王阳明的成长经历也充满戏剧性。
据传,他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他,五岁前不会说话,一度被邻里视为愚钝。可就是那种“异于常人”的起点似乎预示着他非凡的一生。
王阳明,少年时期便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志向。
在一次私塾课上,老师问“天下第一等事是什么”,同学回答无非读书做官之类,而年仅十二岁的王阳明却脱口而出:“成为圣人!”
那一回答令师长震惊,也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王阳明刚开始对朱熹的理学非常推崇,为实践“格物致知”的理论,他对着竹子“格”了整整七天,直至吐血昏迷却一无所获。
那次失败的体验,使他开始质疑当时的主流思想,为日后心学的创立埋下伏笔。
王阳明人生的转折点发生在1506年。
因上书为言官戴铣辩护,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赴任途中还遭刘瑾派出的锦衣卫追杀,险丧性命。龙场在当时是烟瘴之地的代名词,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王阳明初到时甚至只能栖身于有石棺的山洞。正是在那种极端环境下,王阳明完成了思想的飞跃。
1508年的一个雷电之夜,躺在自造棺材中的王阳明突然顿悟,创立了心学的核心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
这一被后世称为“龙场悟道”的事件,标志着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万物存在的意义源于人心的感知和赋予。
这种强调主体性的思想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与如今的科学学科“量子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纯粹的思想家不同,王阳明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在缺乏正规军队的情况下,仅用43天就平定叛乱,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王阳明心学理论,反对盲目崇拜权威,主张“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这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契合。
他提出的“致良知”,强调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的内在能力,打破了外在规范的绝对权威。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甚至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足见其思想的当代价值。
另外,王阳明能够与孔子齐名,并列为“两个圣人”,可见其思想价值之高,绝非常人可理解的。
只是,为何如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历史课本上却很少提及呢?
主要原因有:
1、政治环境敏感。其心学思想对权威有潜在挑战,在强调统一思想的教育体系中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2、学术分类尴尬。心学多出现在哲学或政治课程,历史教科书以政治史为主线,学科分割致其形象割裂。
3、历史叙事选择性。王阳明思想影响局限文化领域,且心学在明末清初式微。
4、教育实用主义倾向。其心学强调个人体悟,教学难度大、评价标准模糊。
5、历史人物评价滞后性。其地位逐渐被重新发现,学术评价变化需时间反映到教科书。
不过,随着传统文化热兴起和“阳明学”复兴,王阳明在教科书中的“缺席”现象正改变,其思想价值有望更充分体现。
曾国藩,作为“两个半圣人”中的“半个”,其评价充满争议。
与孔子、王阳明不同,他的圣人资格主要源于道德实践和事功成就。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耕家庭,起点卑微,27岁才考中进士,属大器晚成。
那种平民背景让他的成就更具励志色彩,也使其思想更重实践而非理论创新。
在“立德”上,曾国藩以严格自我修养闻名。
30岁起他发奋“学做圣人”,奉行“扎硬寨,打呆仗”的持久哲学。
其修身日记详细记录每日言行得失,连不当念头也不放过,体现了儒家“慎独”境界。
他的家书家训影响深远,教导子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独特曾氏家风。
“立功”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是显著成就。
面对太平军,他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多年苦战后攻破天京,为清王朝续命数十年,符合“治国平天下”标准。
但这一“功绩”也成最大争议点,他效忠腐朽清王朝,延缓社会变革,且攻破天京时下令屠杀百姓,与“圣人”形象反差强烈。
正因如此,梁启超评价他“愚忠地卖命”,缺乏“悲天悯人的大格局”。
“立言”上,曾国藩著有《曾国藩家书》等,影响后人,但缺乏系统理论建树,思想多是对前人学说的综合应用。
理论上的局限性使其难以与孔子、王阳明比肩。
总体而言,曾国藩的评价复杂多样,既因平定叛乱有功,也因维护腐朽王朝及屠杀行为等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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