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搞不定，孔子的大道何以搞定天下？临死前孔子：我又想了一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在汉武帝将其评为“天下第一”后，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和地位。孔子不再是那个“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尴尬人物，他的身份和地位大幅提升，成为了万众敬仰的文化象征。他也因此摘得了“万世师表”和“中华圣人”的桂冠，稳坐权威宝座，成为历史上不容置疑的文化巨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的荣耀都与孔子本人无缘，因为他在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时，早已去世七百年。

孔子提倡的大道思想，主张培养忠顺之德，并通过礼制来约束人的私心，进而实现天下太平。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推崇的治国理念，孔子的“大道”思想也得以在政治实践中广泛应用。事实上，孔子推崇的“德”与“礼”的结合一直是他治国理念的核心。孔子曾明确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意指若统治者通过德行来教化人民，借助礼仪来约束人的私心，那么人民不仅会遵守规矩，还会因羞耻心而自觉规避私欲，从而表现出忠诚与顺从。

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所提的“德”，并非现代社会中普遍理解的社会公德，而是强调忠顺的道德观。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便提到：“孝敬忠信为吉德”，而《礼记·冠义》也指出：“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孔子极为推崇周文王的德行，认为周文王的“至德”是最为完美的，且自己是周文王之后周德的唯一正统继承者。周文王被誉为“至德”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掌控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力量，却没有反叛商朝，表现出了绝对的忠顺。即便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最终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但这也被解释为天命所归，周文王并未越过伦理底线。

然而，这种观点在后世并不被完全接受，许多历史人物借着推崇周文王的忠顺理念，进行自我辩解，甚至进行一些不择手段的行径，如司马昭和曹操等人，他们以周文王自居，鼓动自己的子嗣继承“天命”。实际上，孔子尽管主张“大道”，但自己在私生活中的失败却让人不免质疑他的治国理念的可行性。

孔子年轻时，十九岁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亓官氏，并与她结婚，两人随后生下了儿子孔鲤。尽管孔子在事业上有了一些进展，家庭也渐渐充实，但亓官氏并非一般的贤良淑德之妻子，她的虚荣心极强，视孔子为潜力股，期待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口才和人脉获取高官厚禄。然而，孔子虽四处讲学，却始终没有国君愿意任用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亓官氏对丈夫的失望与不满逐渐加深。尤其在家庭开销增加后，她对孔子的埋怨愈发强烈。

孔子只能在尽力维持家庭生计的同时，低头去托关系，四处为自己寻求官职。然而，即便如此，孔子得到的职位也大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官职，如管理仓库、养殖牲畜或主持丧礼等。原本理想化的君子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孔子的道德与理想似乎无法解决眼前的实际困境。尽管孔子不断努力赚钱养家，亓官氏依然未能实现成为“官太太”的梦想，最终不满的她选择了与孔子离婚。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孔子连自己家庭的“德”和“礼”都未能调和，怎么能期望将其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治理全天下呢？甚至孔子临终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大道”极其难以实现，尤其是这种理念要求君主和士人没有私心，全心全意为国家复兴贡献力量，或许这些人群根本不可能愿意放弃自己的私利去迎合他所设想的理想世界。

在孔子临终时，他试图对自己的治国理念做出调整，提出了更加宏大的口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认为仅靠礼来约束私心是不够的，必须要将所有人都纳入到“公心”的框架之内，进行彻底的道德改造。可惜的是，孔子的这一套理想化的“大道”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性中的私欲与复杂性，也因此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尽管汉武帝在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推崇儒家思想，但在实际治理中，汉武帝依旧依赖法家思想的务实措施，而并非全盘接受儒家的理想治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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